简介
《法兰西浪漫史：权力与冲突》内容简介：本书是关于法国人的梦幻与激情之作。作者探讨了党派林立背后的那些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压力。他用同情和讽刺的笔触，描写了激烈狂暴的法国国内斗争，描绘了一幅斑斓的领导者群像图。 作者指出，这些斗争的前后产生了各种混乱，当时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混乱的产生，他对那些看法进行了评论和批判。作者还对诸多有关法国的流行观点进行了质疑，并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法国人的表达特点、他们的个性特征、存在的各种矛盾。 本书的意义超越了它所触及的时代，作者的评论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本书不仅是信息和观点的宝库，也为普通读者带来乐趣。 《法兰西浪漫史：品位与堕落》内容简介：本书从全新角度解读法国的“生活之乐”，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品鉴法国的绘画、小说、电影、时尚，以及法餐和法国红酒的精致、法国出版业的风潮、法国歌唱家的善喻和充沛情感、法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高度热情、法国式开心一笑的独特韵味，还有隐于法国人平静外表之下的矛盾与疑虑。 系统展现出法国人的品味之源、法国的出版业、法国人的读书品味、电影、迷信、法国哲学家与古典精神、时尚观（包括家具、服饰、绘画、音乐）、报业、科学界、幸福观及幽默感、娱乐、漫画、饮食等涉及法国人生活和思想方方面面，为我们深入了解法国的社会、历史、人文及其思想溯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素材。 《法兰西浪漫史：智慧与骄傲》内容简介：法国是文学世界的宇宙中心，从1895年诺贝尔文学奖设立至今，法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先后有15位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历史上更出现了笛卡尔，费马，帕斯卡，勒让德，拉格朗日，拉普拉斯，蒙日，傅立叶，柯西，伽罗瓦，埃尔米特，庞加莱等著名数学家。 法国人崇尚智慧，知识分子地位高。 本书探究了法国人独特的思维、思辨和表达能力，作者仔细研究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方法，看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语言能力、和竞争力，描述了学校如何与叛逆的学生拼力相争、大学生活如何混乱无序。 《法兰西浪漫史：野心与爱情》内容简介：本书刻画了1848—1945年法国社会色彩斑斓的风貌。作者对法国风云激荡时期不同阶层人物的野心与情感的细腻描述既令人惊奇，又引人深思。 尽管时空相隔，我们在今天阅读它依然会有丰盛的收获。除了展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它还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掩卷之时检视我们心底隐藏的卑微与梦想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也让我们思考除了维持家庭生活的和谐表象，我们需要给出什么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欣赏、爱和感激。 《法兰西浪漫史：焦虑与伪善》内容简介：本书描述了1848—1945年法国在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演变，以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档案研究为基础，对法国社会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其多视角的研究和阐释为广大读者了解法国社会提供了有效途径。 同时，本书以丰富的实例，探究了这一时期法国人在精神领域的探索和发展。本书兼具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例证翔实，剖析深刻，是一部颇具突破性的关于法国文化史的著作。 [英]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 英国人，牛津大学教授，历史类图书重大奖项“沃尔夫奖”获得者。 对法国近现代史素有研究，也许是因为旁观者清，泽尔丁对法国社会也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不仅是个出色的学者，也是个很有才情的作家。凭借观察入微的写作本领和细致诙谐的笔触，他收获了“当代巴尔扎克”的美誉。
部分摘录：
资产阶级是近代历史的主要角色。由于法国贵族和君主政体在大革命中被推翻，因此在大革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法国资产阶级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任何阶级，以至于“法国”和“资产阶级”这两个词被合并成一个概念：法国资产阶级（la France bourgeoise）。有人认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获得了自信，他们不再渴望进入旧有的等级制度，而是寻求如何将它替换掉。资产阶级发展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经济理论，并形成了一个精神统一的开创性阶级。[1]与此同时，它也遭到了历史上最激烈的联合攻击、讽刺和仇恨。这些年的历史事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称为资产阶级时代，这个概念包含多种含义。任何对法国研究的第一步都必须澄清其意义，并评估其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价值。
理解“法国资产阶级”这个词有两种方式。它首先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态度的支配力量。从这个定义来看，资产阶级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6世纪或更早，他们的崛起不是借助于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力量，而是因为其与宫廷、贵族和教会所鼓吹的理想观念相左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按照这一观点，大革命后的法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的明显不同之处是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思想盛行，这种思想不仅在富人中，而且在工匠、店主，甚至农民中普遍存在。资产阶级统治——那些完美地体现、实践并提倡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统治——长盛不衰的秘诀源于群众对资产阶级思想中的美德的认同和拥护。资产阶级的胜利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并不涉及根本的分歧，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政权可以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更迭交替。非常富有的资产阶级只有在试图成为老一代的贵族而不再是普通大众的理想典范时，才会遭遇反对和抵抗。在本章，我们要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做一种界定，以研究这些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令法国人团结的某种共识的基础，我们也会更加仔细地分析这种共识的概念。
理解法国资产阶级的第二种方式涉及政治分析和经济决定论。有观点认为，在君主和贵族的旧政权被推翻之后，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赢得了政治权力。而《人权宣言》不过是民主和平等的伪装：虽然贵族特权被废除了，但金钱特权却依然存在。资产阶级统治代替了贵族政治。他们买下了被没收的国家土地；他们在议会上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即使普选权名义上把主权赋予了民众。他们所宣扬的机会平等是假的，因为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中等教育费用，而中等教育是成功的关键。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与教会的斗争，声称教会用神秘主义和迷信禁锢人们，但也有人说这只是他们用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转移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这一理论已经被那些区分在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之不同类型的人完善，他们认为，每一种政治体制都建立在一个新的“新兴阶级”的基础上。因此，路易·菲力浦被大资产阶级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掌控着，拿破仑三世由大企业主掌控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则是由中等资产阶级、科学院校的毕业生统治的。[2]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种有迹可循的逐渐民主化过程是一种幻觉，法国在根本上不是由资产阶级，而是由那些在国家所有重大活动和成就中掌握财政大权的金融巨头控制的。甚至有人据此曝光说，当时的法国是由200个巨头家族控制主导的。出于对奥尔良派的憎恨，保王党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文献，这些文献展示了在法国大革命中变得声势显赫的家族，如何在随后的每一次政权更迭中都牢牢地把持着政权。他们甚至改变自己的政党标签来适应政治潮流，并通过联姻来积聚新的权力。如此种种作为使这些巨头家族成为名副其实的封建王朝，从而成功地阻碍了真正民主的发展。[3]这种观点在法国人民阵线时期尤其普遍。莱昂·布鲁姆认为这些巨头组织应对革命的失败负责，他宽泛地使用了“资产阶级”这个词，并写道：“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相反的，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统治法国的是资产阶级。”即使人民群众在议会中表达他们的意愿，资产阶级也总能够与之对抗。资产阶级控制着地方议会、高级行政部门、新闻界、金融界、商界，以及第三共和国统治下的参议院。“法国资产阶级一直掌握着权力，拒绝放弃或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直到1940年，他们的自大盲目及保守主义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才显现。人们最终认识到资产阶级是堕落的、无能的、过时的、墨守成规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想象力应对当时发生的危机。[4]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研究这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阐释方式，并回顾一下这种阐释方式产生的原因。但在研究金融寡头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它与其他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以及这个阶级有多大的凝聚力。有人认为，人民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么大的权力集中在这么少的人手里如此之久，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内部的严重分裂。正是这些分裂的小世界能够共存，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相互独立，才使得每一个小世界的弊端可以被许多只受其轻微影响的人接受。
没有什么比资产阶级更难以定义的了，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承认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1950年，在法国和美国进行的询问受访者属于哪个阶级的民意调查中，5.4%的美国人回答自己属于上层阶级，45.2%的人回答自己属于中产阶级，10.6%的人回答自己属于工人阶级，0.8%的人回答自己属于农民阶级，4%的人回答自己属于下层阶级，6.5%的人回答自己属于其他阶级，而27.5%的人没有做出回答。但在法国进行的相同调查中，7.9%的人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22.5%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27.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13.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阶级，7.5%的人认为自己是贫困阶级，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其他阶级，19%的人没有做出回答。正如法国的政党变幻莫测，法国人的社会地位也一言难尽，他们对调查给出了更为复杂的答案。在受访的专业人士、商界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员中，32.3%的人称自己是资产阶级，57.6%的人称自己是中产阶级，5.3%的人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同样，在受访的工匠和技工中，5%的人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36.4%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52.9%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5]资产阶级是法国特有的阶级——和法国农民一样，因为美国或英国的农民基本上不会仅仅因为自己以农业为生就否认自己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劳动阶级。在讨论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具体说出这个阶级有多少人：资产阶级是指选举出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20万个男性选举人吗？但从他被赶下台的方式可以看出，这种区分方式是武断的，它把很多类似的社会阶级排除在外。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有仆人的人吗？1900年的法国大约有一百万个仆人，但是20世纪他们人数的减少是否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规模的缩小呢？资产阶级是指那些继承了一些家产或有一些收入的人吗？这类人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15%，但我们应该记住，1900年，巴黎的平均遗产价值大约是阿列日省的17倍（但到1934年跌至仅为阿列日省平均遗产的4倍），因此，个人收入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到20世纪，遗产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有足够资金承担葬礼费用的人吗？在19世纪40年代，巴黎人口中有17%可以做到这一点。
1925年，里昂大学的哲学教授埃德蒙·戈布洛对资产阶级这个词的意义做了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探索。他的分析与在1950年被调查的五分之四的法国人的观点吻合——决定阶级的主要标准是生活方式。戈布洛认为，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财富的获得方式及财富的使用方式。所以，有些富人不属于资产阶级，也有些穷人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定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在衣食住行方面来保持一定的礼仪，但这笔费用并不是很大。资产阶级在食物上花的钱应该比工人阶级少，他们的区别在于吃饭的氛围不一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会在餐桌上对称地铺着桌布的餐厅里用餐，而不是在厨房里。他应该有一间客厅，客厅里面有钢琴、油画、烛台、时钟和其他一些小摆设，这间客厅用于接待客人，同时表明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还有富余的财富可以使自己过上讲究的生活。他房子的其他部分可以是斯巴达式的简朴，而且通常确实如此，因为他不得不把钱花在其他事情上以保持他的地位。他必须支付孩子们接受中等教育的费用，让他们能够从事脑力劳动，保持资产阶级的身份。如果他们日后成为工匠，他就会失去自尊。资产阶级必须穿着表明本阶级身份的服装工作，所以手工劳动和肮脏的体力劳动是不被他们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亲自为顾客服务的店主和从不碰自己的商品的批发商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社会差别：从不碰自己的商品的批发商可以自称资产阶级，而前者却不能。确实有批发商拒绝在他们的家里接待零售商。[6]这一切表明资产阶级为了把自己与其他阶级的人区分开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培养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一种特殊的礼仪，并注重给人留下好印象；他们不得不表现自己的品位，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因此而倾向于保守和低调。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把黑色制服穿那么久，只在剪裁和布料的细节上表明他们的等级。他们的目标不是超过阶级内部的其他人，而是跟上他们：中庸和传统美德是他们的向导。跟随潮流是他们想努力达到的状态，而不变得平凡则是他们必须维持的标准。
教育和家庭是资产阶级最关心的两个方面，他们在这两个方面花了很多钱。他们必须支持儿子取得学士学位证书，为女儿准备嫁妆。他们强调家教礼仪的培养，这是他们有别于机械师和工匠的地方。到20世纪，他们可能已经忘了拉丁语，但至少一定会说古典法语。[7]在1914年之前，他们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的，但他们培养妻子的美德，来使自己引以为傲。他们把道德与贞洁、忠诚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宣称自己独立于教会的时候，他们与教会的争吵也只会与政治有关，而与伦理无关。[8]
但是，对资产阶级的这种定义方式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可以花钱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花钱遗弃这个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清晰的。那些成为资产阶级时间够长又够有钱的人，都选择和贵族联姻，而贵族也很乐意接受他们丰厚的嫁妆，所以最富有的实业家和金融家——比如施耐德，他把四个女儿都嫁给了贵族，他的孙子娶了一个奥尔良家族成员——都很快就融入了贵族阶级。那些迫不及待的人则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头衔——变成贵族，这个过程在共和国成立后变得容易多了。1789年之后，贵族的数量反而增加了。在20世纪，虚报自己拥有贵族头衔的人数大约有真正贵族的三倍。有2000人声称拥有教皇授予的头衔，但在1831—1906年，教皇只授予了300个头衔。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许多所谓的真正的贵族也是在革命前通过买官合法地获得他们的头衔的。[9]资产阶级和贵族曾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阶级之间的流动更容易、更迅速。两个阶级间的区别没有那么坚不可摧了，但资产阶级因此也更容易遭到贵族的鄙视。对贵族而言，和资产阶级保持界限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特殊身份，正如资产阶级努力建立自己与其他阶级的区别一样。资产阶级接纳了贵族阶级的许多理念。虽然他们称赞工作，但他们也渴望靠私人收入生活，在乡下有一所房子，然后像贵族一样在乡下生活一段时间，再在城里生活一段时间。虽然他们一开始是革命者——就像18世纪的贵族一样——但到19世纪末，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因为这是一种体面的标志。他们对待商业的态度是贵族式的，他们对待社会地位的态度也是贵族式的。对贵族群体而言，他们并不轻视资产阶级中公务员的工作，财政、司法和军事部门的工作尤其受欢迎。贵族在工商业方面也加入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在银行、保险、铁路、采矿和钢铁行业，这些行业的董事会通常由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贵族组成。[10]1830年之后，贵族大量进军农业，但许多资产阶级人士也有农场。贵族声称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素质叫作英勇，并把英勇——而不是资产阶级奉行的中庸态度——作为他们特殊的理想。他们声称英勇的品质无法靠自身努力获得，只能靠继承得来，但是资产阶级也很重视家庭的素质。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贵族都痴迷于缔结美满的婚姻，他们的礼仪也区别不大，就如同他们的衣着打扮一样。因此，那种声称19世纪的资产阶级所培养的理想与贵族截然不同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贵族阶级的前身是正在努力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到达顶峰之前，致力于攀缘的时候，他们和贵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他们在登上顶峰之后，就接纳了贵族的许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