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呈递给德国移民局的履历表上，我写道：1978年3月7日，我出生在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出生前的几天，德里纳河躁动不安，波涛汹涌。在我人生最初几年里，奶奶一直照看我，奶奶是黑社会的人，我给移民局这样写道，干黑社会这一行，有的是时间照看孩子。
随着南斯拉夫解体，波黑战争爆发，我和母亲逃亡到德国。我的家族分散地生活在整个世界，和南斯拉夫一样四分五裂，无法融合到一起。
2009年，我回到维舍格勒探望奶奶，第一次和她一起来到奥斯克鲁沙村：一个只剩下13个居民的村庄。爷爷就生在这里，也葬在这里。
在做梦的南斯拉夫岁月，父母仍在樱桃树下翩翩起舞；而沧桑归来，我站在古老的群山中，寻找祖先的起源。 作者简介：
萨沙·斯坦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78年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作为波黑战争难民移居德国，用德语写作。现居汉堡。
2005年发表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获英格博·巴赫曼文学奖“读者最喜爱作品奖”；2014年出版《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获莱比锡书展大奖，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2019年凭借《我从哪里来》获德国图书奖。
部分摘录：
游戏、我和战争，1991年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
母亲和父亲。
奶奶克里斯蒂娜向来都知道我需要什么。只要她给我送来她亲手织好的小外套，那就是我真的感到寒冷的时候。我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哪一个孩子愿意承认他的奶奶无论什么时候都做得对呢？
我的外婆内娜·梅耶玛会从红芸豆里看出我的未来。她撒出一把红芸豆，它们会在地毯上显现出预示未来的图像。她有一次预言说，会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子爱上我，或者我的牙齿恐怕会掉个精光，因为红芸豆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图像。
惧怕红芸豆。
我有一个胡子永远刮得干干净净的外公。他喜欢钓鱼，对谁都非常友善。
南斯拉夫。可是这个国家不会再长久了。社会主义疲倦了，民族主义觉醒了。各种旗帜随风飘扬，人人心中都有一面自己的旗帜，而在大家的脑海里则盘绕着一个问题：你是什么？
面对我的英语老师，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有一次，她邀请我去她家里。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去了，激动得犹如万物苏醒的初春。我们一边吃着英语老师亲手烤的蛋糕，一边喝着红茶。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红茶，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完全长大成人了，但是我却装作自己多年来一直都喝红茶的样子，脱口说出了那句行话：“如果它不是这么黑乎乎的话，我倒还挺喜欢喝的。”
我有一台C-64电脑。我嗜好运动游戏，比如《夏日游戏》《国际空手道》《国际足球》等。
我有许多书。1991年，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种类：请选择你自己的冒险之旅。作为读者，你可以自己决定故事的进程：
你喊道：“让开，地狱里的魔鬼，不然我就割断你的喉咙！”——接着阅读此处。
我有我喜欢的球队：Crvena Zvezda，即贝尔格莱德红星队(1)。80年代末，我们在五年内三次获得冠军称号。1991年，我们挺进了欧洲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德累斯顿火车头队。只要有重要比赛，便会有十多万球迷聚集在贝尔格莱德马拉卡纳体育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疯狂的球迷。体育场里总是一片火热，大家齐声高唱，齐声欢呼。
上小学时，我常常围着那条红白条相间的围巾，夏天也喜欢围着它，同时为未来制订一个个能让我接近红星队的计划。我要成为足球运动员，并且被红星队以一百亿第纳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买走。我看这条路走不通，希望似乎十分渺茫。于是我就想成为理疗师或足球管理员。要我看，变成足球也行，关键是，我能成为红星队的一员。
我不放过任何一次广播里的比赛实况，也不放过任何一次电视里播放的比赛集锦。过13岁生日时，我渴望得到一张足球比赛年票。
内娜询问红芸豆后说：“你可以得到一辆自行车。”
芸豆怎么能知道这事呢？我问道。
她重新撒了一把芸豆，并且一本正经地说：“今天你过生日，可千万别出家门。”她说完话站起来，将手里的芸豆扔出窗外，洗洗手便去休息了。
我的愿望并没有可能实现，因为贝尔格莱德距离我们家差不多250公里之遥。尽管如此，作为独生子，我心存侥幸，期待着父母有朝一日会因为我而下定决心把家搬到首都去。
3月6日，红星队在首场比赛中以3∶0横扫德累斯顿火车头队。父亲和我一起观看比赛直播，进了第一个球后，我们的声音就已经变得嘶哑了。等到终场哨声一响，父亲把我拉到一旁说，要是红星队能晋级，他就会想方设法为我们弄来半决赛门票。他所说的我们，当然也包括母亲。然而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用食指敲着太阳穴。
第二场比赛在德累斯顿进行，当比分变成1∶2时，球场出现了骚乱。比赛随之中断了，裁判最终判我们3∶0取胜。半决赛抽签对阵巴伐利亚。当时从理论上讲，对手是不可战胜的。父亲和我又一起在电视里观看了半决赛首场比赛直播。中场休息时，电视里报道了发生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数起骚乱。枪声四起，人心惶惶。红星队射中了两球，巴伐利亚队只进了一球。
事情就是这样：我出生的那个国度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当她还存在时，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就像我父母一样。我的父亲出身于一个塞尔维亚人家庭，母亲则出身于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家庭。我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孩子，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结晶和自白，而南斯拉夫大熔炉将他们从不同的出身和宗教信仰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
你必须要知道：如果某人的父亲是波兰人，而母亲是马其顿人，那他当然就可以表明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只要他觉得，自我决定与血缘比他者决定与血统更重要。
1991年4月24日，父亲和我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观看半决赛第二场比赛。我让那条红白相间的围巾在车窗外飘扬，因为作为真正的球迷，你在电视里看到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到了体育场时，围巾已经脏得不成样子。看到这样的情形，谁也不会提醒你。
1991年6月27日，首先在斯洛文尼亚发生了一些战争行动。这个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宣布脱离南斯拉夫，实行独立自治。随之而来的是在克罗地亚爆发的一个个局部冲突，白色恐怖笼罩，接着就是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1991年4月24日，塞族后卫西尼沙·米哈伊洛维奇依靠任意球进球，使得红星队领先。对方球员之前对德扬·萨维切维奇犯规，导致了这个任意球。萨维切维奇来自黑山，是一个技术娴熟的中场球员。八万多观众齐声欢呼，响声震耳欲聋，令人毛骨悚然。今天我恐怕可以断言，那响彻云天的欢呼声似乎就是愤怒的大爆发，是被压抑的本能反抗的大爆发，是生存恐惧的大爆发。然而这样说也不对。这一切似乎是后来才从枪炮里爆发出来的。当时那里所发生的，无非只是欢呼庆祝一个举足轻重的进球。
看台上燃起一片火把，红彤彤的烟雾弥漫在球场上方。我高高地拉起围巾遮住脸。我们周围人声鼎沸，喊声震天，几乎清一色的男人，清一色的小伙子，各种奇形怪状的发型，烟头飞来飞去，拳头在空中挥舞。
普罗西内茨基在中场灵活地盘来带去，如同穿越无人之境，没人可以阻挡，一再让巴伐利亚人大乱阵脚。他那一头淡黄色的浓发宛若一个小太阳，时而升起在草地上，时而又沉落在上面，对手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一个像我一样的南斯拉夫人：母亲是塞尔维亚人，父亲是克罗地亚人。他的运动短裤提得高高的。两条腿白晃晃的。
雷菲克·萨巴纳佐维奇紧紧地压住后场，一个令对手难以防范的波斯尼亚人，矮小壮实，速度惊人。那个我所喜爱的球员好像在对手的罚球区前懒洋洋地荡来荡去——达尔科·潘切夫，人们通常叫他科布拉。那个马其顿前锋在球场上奔跑时始终微微向前弯着身子，耸着肩膀，仿佛他正好今天身体不太舒服。第一回合比赛时，他打进了一球。瞧瞧那两条天底下最弯曲的腿，我多么想也能长两条这样的腿啊。
一个多么神奇的球队！这样一支球队永远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再出现了。南斯拉夫解体以后，每个新的国家都成立了新的足球协会和实力弱小的球队，那些最优秀的球员如今早已被交换去了国外。
下半场中间，巴伐利亚人和红星队踢成了平局。奥根塔勒进了一个任意球，球滑过斯托扬诺维奇的十指入网。红星队队长沮丧地躺在草地上，罗马尼亚族（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前卫贝洛代迪奇上前去安慰他。
向来很少大声说话的父亲吼叫着，抱怨着，咒骂着。我也学着父亲的愤怒，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的愤怒是怎么回事，也许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周围所有人都如此怒不可遏。也许是因为我心里明白，一切都会变好的。而恰好就在我要告诉父亲一切都会变好的那一刻，巴伐利亚人又破门领先了。
父亲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
几乎正好就在一年以后，父亲从容地问我，哪些物品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不随身带上它们，我就不能踏上一段或许十分漫长的旅程。他所说的这段漫长的旅程指的是逃离我们被占领的故乡之城。在这里，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士兵高唱着他们的歌曲，仿佛正在为一支球队加油。这时，我立刻就想到了那红白条相间的围巾。我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带。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带上了。
父亲说：“别害怕。一切都会变好的。”
要是比赛结果定在1∶2的话，那就少不了加时赛。(2)也许巴伐利亚人后来脚法更好，战术思想更胜一筹，便会顺理成章进入决赛。也许后来压根儿就不会发生所有别的事情，战火也不会烧到波斯尼亚，我也不会提笔书写这样的东西。
我当时没有看到2∶2是如何发生的。在那个时刻，终场哨声吹响，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整个体育场都站起来了，甚或整个国家最后一次站起来了，成为一件事情的后盾。这次关乎成败的进攻，我只能看到奥根塔勒做着假动作晃来晃去，球随之迎着大门飞去。接着，我们前面的人，我们左右两旁的人都涌动起来，整个看台都涌动起来，向左，向上，我被挤来挤去，暂时失去了平衡，眼前也不见了球的踪影——
我曾多少次反复观看这个进球呢？肯定有百余次之多。直到每个细节都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某些人拿来与伟大的爱情或者莫大的不幸相提并论的东西。奥根塔勒打算从外围传中，却不幸将球踢进自家球门，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应声入网。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
在德里纳河畔一座小城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收藏了一些从汽车上拧下来的尾灯。仅有一次因此挨过父母一顿揍。
有一位依照红芸豆排序算命的外婆。她劝我一辈子都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就算并非事事称心如意，至少会少遭受一些痛苦。或者好好打拼，过上称心如意的日子。在这一点上，红芸豆似乎没有给出确切的说法。
我养过两只虎皮鹦鹉，乖乖（浅蓝色）和巧巧（再也想不起来是什么颜色）。
养过一只名叫印第安纳·琼斯(3)的仓鼠。在它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给它喂了一小勺研磨成粉状的安多尔药片（我自己头痛时服用），并且给它朗诵了伊沃·安德里奇(4)的小说。
常常患头痛。
经历过一次几乎不可能的旅程，与父亲一起前往观看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球队的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赛。这支球队晋级以后会在贝尔格莱德最终赢得比赛冠军，但从此以后这一切变得令人难以想象。
一场不堪设想的战争。
一位英语老师，我从来没向她说过一声再见，也不再有可能说一声再见了。
一条红白相间的围巾，从贝尔格莱德举行的那场比赛以后，我就再也不打算洗它了，可它后来还是进了洗衣机。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如今成了一支拥有许多好斗的极右球迷的球队。我当年把那条围巾带到了德国，可我不知道它如今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