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谁是巴金？
他是封建社会的富二代，有着海龟背景，却走上了反封建的路。 他胆小、怕交际，是个十足的宅男，直到四十岁才结婚。 妻子是小他13岁的女粉丝。 他说：人要有信仰。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同学巴恩波，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他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他懂生活，赚了稿费就爱旅行、写游记。 “文革”时期，他被关进“牛棚”，因为“四人帮”认为他的书是“十四卷邪书”。 在那个“左”的余孽仍未荡尽的年代，一个老人抛开盛名来剖析自己灵魂上的阴暗处，古今文学史上，有多少人做到。 他唯 一未了的心愿：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他几次要求辞去作协主席 他几次提出过要安乐死，不想加重别人的负担。 他的文笔或许普通，但他一直有摸着良心说实话。 小行星8315是以他的笔名命名的。 ....... 作者简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被誉为中国的“一代文学巨匠”、“语言大师”。巴金早年受五四文学思潮洗礼，追求民主、平等，追求光明、正义，毕其终生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大多以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暴露旧制度、旧道德的罪恶，歌颂反抗和光明，艺术风格明朗、炽热、流畅。主要作品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以及《寒夜》《憩园》《随想录》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
部分摘录：
六月一日（星期四）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她从登记处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弯，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大包衣物，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问的黑漆门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有一丛芭蕉和十多株芍药。
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头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一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就是第五床，请过去休息罢。”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白粉墙上，不会让人看错。好几双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想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显然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米往的航路。这间病房比尤大夫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即使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也便宜些。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我负担得起它的全部费用。所以我感谢尤大夫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到了一点儿疲倦。我觉得头发晕，想躺下来休息。我便脱下学生服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我穿着绒线衫睡在被窝里，一面随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新奇的声音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一排一共有四张床，号码是从四到七，都是床头靠着白粉墙的。在我的脚下是第十二床，床头朝着我的脚，它的左边也有一张床，那是第十一号，每张床的右边靠近床头都有一个放东西的方木柜。
我正在这样地移动我的眼光，忽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左面送过来。
“先生，请吃饼干。”
我惊讶地侧过头去看。说话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膀拿了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胸前被单上正摊开一包饼干。他的眼光从饼干上移到我的脸上来。
“我不饿，谢谢你。”
“你不要客气啊，我是吃不完的。”
他说着，又好像在笑。他的脸带红黄色，看起来很年轻，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点儿像戏子上装后的眉眼。这给他那张朴实的农民脸上涂了一点儿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举起来，上面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只露出一只手，手指弯曲着，被吊在一个铁架上，这个简单的铁架就放在方木柜上面，而且是用麻绳绑牢了的。
“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着铁架，嘴里吐出了这半句问话。
“跌伤的，骨头跌断罗，”他说着，也看了一眼自己那只跌断的手臂。
“怎么跌断的？”我又问一句。
“我跟我们库里一个同事，坐三轮卡到花溪去玩。司机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车子开翻了，我们两个都受了伤。我过了好半天才醒转来。一脸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陆军医院，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勤务兵照应，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两天。这里有病床，我就搬过来。”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他说得慢，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吐字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他只微微动了动右膀，脸稍稍向我这面偏了一下。
“你住院几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饼干的时候，问他。
“今天第七天了，进来的时候说是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说，一面把饼干放到方木柜上去。“真苦，动都不能动一下，”他解释地添上一句。他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要紧，苦两天就会好的，”我这样安慰他。
“说不定啊。第一床那个人睡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要取石膏架子。我连石膏都没有上，”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号病床说。
我朝他指的那张床看，只看见被单下面耸起一堆东西，我看不清楚那个平睡在枕上的头。
“他是接腿骨罢？”我又问。
“是给机器打断的。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肠的。”
我听见他这样说，便把脸掉向右边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里没有枕头，一张灰白色的脸平平地放在垫被上。眼睛半睁开，嘴唇没有血色，急促地吐着气。
“他病得厉害罢？”我仍旧把头偏回左边，耽心地问道。我很紧张，我有点害怕，我也是来开刀的，而且是动大手术。
“这倒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比不得我们。请问你贵姓？”
“我姓陆。”
“我叫朱云标，”我并没有问他的姓名，他自己说了出来。其实他不说我也会知道。我无意间看了他的号牌一眼：床号下面就贴着他的住院单。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库当库员。”
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小便臭，不觉自语道：“哪儿来的臭气？”
“老郑来倒小便壶啊，”第六床接着说。
我不知道老郑是谁，但是我看见一个工友提了一只铅桶朝着我们这面走来。他把桶放在第四床床脚边，却去拿了第六床、第七床的便壶来，把小便倾在桶里。我听见一阵溅水声，正要拿手帕蒙鼻孔，一股带大蒜气的尿臭已经扑到鼻孔里来了。工友把便壶放回到原处，又去把铅桶提到第七床床脚放着。又是一阵暴雨声和一阵臭。工友放回便壶以后，我看见第六床伸了右手到床下面去摸凳子。他的手只能挨到凳子的一只角。无论如何他拿不到便壶。
“哎呀，又是这样乱放！”第六床皱紧浓眉自语道。接着他大声唤道：“老郑！老郑！”
老郑已经到第九床那里去了，他回过头板起脸孔问道：“什么事？”
“小便壶我拿不到呀！”第六床着急地说。
“拿不到，你讲话客气点。说个‘请’字，又不是花钱的事。我们也是人啊！”老郑说；他那张四方脸仍然是死板板的，不说肉，连颊上挨近鼻梁地方的几颗麻子也不肯动一下。他也是浓眉，厚嘴唇，不过鼻子却是塌的，眼白上牵了几根红丝。
“总是这样凶，我才只说了一句话，”第六床诉苦般地自语道。
老郑走过来，嘴里叽咕着，伸手把第六床床下的凳子拉了一半到外面，他又拿起便壶用力在凳上一放，一面说：“现在该拿得到罗。你屙罢，你屙罢，”他并不正眼看这个病人，就气冲冲地走了。接着倒尿的声音又响起来。
这个工友为什么这么大的脾气？我感到一点儿不平，又觉得有点儿奇怪，暗暗想道。可是第六床却不作声了。
我也不想讲话。我有一点儿睡意，就微微闭上了眼睛。
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这中间我好像听见隔壁第四床病人的呕吐声，但是我也并不注意。
“试表，试表！”少女的声音在我旁边唤着。我睁开眼睛。一个矮胖的看护小姐站在我的床前，她递给我一支温度表，说：“好好地衔在嘴里。”我点点头。我把它放在口里，我想笑，想说：“难道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又听见她在说：“把手伸出来！”便把左手伸给她让她去数脉搏。她默默地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两三个字就走了。我听见她又在唤第四床：“试表！试表！”那个割了盲肠的病人发出两声痛苦的呻吟。
“你还难过吗？”少女的声音问道。
病人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听不出他在说什么。
“你要喝水，是不是？”她柔声再问。
病人短短地应了一声。
“我拿给你喝好罗。”她拿起方木柜上的茶壶，俯下身去，把壶嘴放到病人的口边，让水慢慢流进病人的嘴里。
“够罗。等一会儿再喝罢，”她像在吩咐小孩似地说。我看那个病人，他的嘴边有一圈短短的胡子，额上有好几条皱纹。他至少比她大十几岁。在他面前她却露出那样的大人气，她其实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胡小姐！胡小姐！”第九床的病人在唤她。
“哪样？”她抬起头问道。
“你今天进城罢？”
“我今天不进城。方小姐进城。你要买哪样？”胡小姐微笑道。她的脸型像一个“日”字，是扁圆的。
“方小姐是那个身材高高、脸长长的罢？”第三床的病人坐起来说。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颧骨略高，牙齿稍稍突出，头发剪得带了点滑稽相。
“那是袁小姐，人家脸并不长啊。方小姐就是那个举止呆呆板板、不大爱笑的，不过人却是很好的。试表！”她说着，就走到第三床跟前，把表递给那个病人。
“说好，我看这个医院里就只有你胡小姐好，没有哪个比得上！”第三床带笑说，他并不把温度表放进口里去。
“不要乱说啊。医院里有四个病室，你没有见过的护士多得很！”胡小姐笑答道。她又催他一声：“快试表，不要拿着玩！”她一面在数他的脉搏。
“我又没有发烧，天天试温度干什么！”第三床毫不在乎地说。
“那不管。你只要住院一天，不管病好没有好，就得试温度，验脉搏，”胡小姐说完，就向第二床走去，不再理那个多话的病人了。
我口里还衔着一支温度表，她不来拿去。我不能忍耐，只想取出来让自己先看一下。我果然取出来了。可是我把它横着拿在手里，始终看不出水银升到多高，我看了一会儿，还是不知道我的温度多少。
胡小姐来了。“不要自己拿出来乱看，”她责备地说，就把温度表从我的手里抢了去。我问她：“发烧吗？”
“有一点点，不要紧，”她答道，便匆匆走开了。
第四床的病人忽然哇地一声吐起来。我听见第三床在喊：“胡小姐，快来，第四床吐了。”
“不要紧，他是要吐的，”胡小姐回过头来朝第四床望了一眼，简单地答道。她继续向着病室里那张唯一的条桌走去。那是她们护士办公的地方。条桌后面还有一块略带方形的空地。正面壁上开了一堵大窗，两边各放着一个放药品和用具的带柜子的橱。
第四床止了吐，歇了一两分钟，却含糊地叫起来，声音不大，我只听见“小姐”两个字。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我看他，他的脸色黄得真难看，嘴唇痛苦地微微动着。
“胡小姐，胡小姐，第四床在叫你！”第三床大声说。
胡小姐正站在条桌前和护士长汪小姐讲话，就掉转头问了他一句：“哪样？”
“他请你过来有事情，”第三床带笑说。
胡小姐迟疑一下，还是走过来了。她一直走到第四床床前，埋下头声音温和地问那个病人：“你要哪样？是不是要喝水？”
病人诉苦地说了一句话，声音还是不清楚，不过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心里难过，要睡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