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科学：无尽的前沿》内容简介：《科学：无尽的前沿》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使得美国迅速摆脱对于欧洲基础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赖，成就了美国今日的科技强国地位，也永久地改变了人类科学发展的格局，亦是我们看懂美国科技政策的由来、科学发展的路径以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著作。 《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内容简介：我们的未来，是人和机器一起仰望星空的时代。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例子，介绍了有关“未来算法”的新知识，重点拆解了排序、分类、搜索、递归几大基本的未来算法，轻松讲述了数据结构、模式识别、抽象、优化的定义和应用，并提出了“计算思维”的新概念。计算思维，简单地说就是计算机怎么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全球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内容简介：今天，创新日益超越国界，人才跨境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对海外高科技设施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新世界里，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越来越多地涉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其特别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和印度已经拥抱了全球创新，而美国的政策是矛盾的。作者通过对美国技术移民、外国学生和离岸外包政策的深入案例研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些都表明，美国的政策与其说是出于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利益冲突的结果，是不稳定的。 《未来战争：科技与全球新型冲突》内容简介：21世纪的全球化信息时代，科技的力量让未来战争的面貌焕然一新。技术改变了战争的维度：战争不止发生在两军对垒的前线，不仅仅是双方士兵血肉之躯的碰撞；它也发生在全球互联网、跨国贸易和科研领域，将后方的编程人员、金融专家、私企雇员卷入其中。技术改变了战争的效率：新式的无人机、远程导弹被投放战场，全面提升杀戮的速度；元计算和大数据被实际用于监测，让军队应对威胁时更加得心应手；自动化系统和机器人代替士兵进行判断，将作战失误的风险降至*低。但技术也让军方、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面临挑战：战争波及领域日益扩大，平民的安全与隐私由谁来保证？计算机取代人类进行决策，负责执行指令的将士是否承担道德责任？面对日新月异的致命性武器，国家领导人如何在军备竞赛和安全防卫的需求间平衡取舍？美国前空军少将罗伯特·拉蒂夫，以多年国防情报工作的一手经验，在世界各国不断追寻科技强国强军的今天，重新审视技术变革对全球战场的塑造影响，也为人性和道德的危机发出警告。 《柏拉图与技术呆子：人类与技术的创造性伙伴关》内容简介：这是一位技术达人撰写的科学史和哲学著作。作者爱德华·阿什福德·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数字技术的创造者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技术的进步似乎不再受限于任何物理性因素，而是受制于人类的想象力。作者认为工程学是一项创造性的技术，它是一个高度思辨和创造性的过程。本书不仅要写给那些开明的技术专家，它的读者还包括那些具备基础的理科知识，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士。李教授认为技术的力量源于人类与之合作的方式，并进一步解释了数字技术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的原因。 《人类科技创新简史》内容简介：这是一本对传统的科技创新编年史重新解构的作品。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科技创新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本书8大的特点在于作者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应用于对人类发展历史的重述中，作者把人类科技创新分为重大创新与微创新，又把人类的科技创新分为6个不同的层级重新梳理其发展脉络，既回答了人类创新的动力所在，也对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现状及未来做了把脉，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新太空竞赛》内容简介：这本书的作者蒂姆•费恩霍尔茨在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奋战于航天报导前线，他认为，从硅谷到火星，对于每一个参与这场角逐的传奇公司或企业家来说，将现有的财富与名誉押注在火箭、飞船的制造以及探索太空的新竞赛上，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更是一场有关技术和商业竞争与生存的高风险马拉松，是人类探索宇宙和未来的光荣与梦想。 《未来之路：科技、商业和人类的选择》内容简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进化的技术，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人类的选择又会如何作用于未来的科技与商业发展？这本书的作者维韦克·瓦德瓦和亚历克斯·萨尔克弗认为，一方面，惊人的技术发展（基因组、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人工智能等）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安全和便捷；但另一方面，这些科技进步成果也带来了可怕且不确定的未来——优生学、失业率上升、隐私的**丧失以及经济上越来越不平等的恶性循环。面对新技术，我们究竟该如何做出恰当的选择和决策？相信读者将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崛起的超级智能：互联网大脑如何影响科技未来》内容简介：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工业4.0、云机器人、区块链、城市大脑等新技术不断冲击着人类的工作和生活。详细阐述了超级智能的崛起对行业产业、城市建设、人工智能、脑科学、生物进化、科技哲学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影响，前瞻性地预测了21世纪前沿科技的发展趋势，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行业产业与前沿科技结合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企业和个人在科技大潮中将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人类的未来在新科技的影响下会有怎样的命运。 《进击的科技》内容简介：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创新的故事。探索了隐秘的科技历史、塑造我们世界的秘密，以及以此为源动力，商业模式的变化、国家的兴衰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从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背后的故事，到特斯拉的电力世界、第一台电脑，再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明；科技与商业密不可分——从乔布斯与苹果，比尔盖茨与微软，到诺基亚的风靡一时和后来的销声匿迹；伴随着科技发明的高速迭代，西方国家的经济经历了大繁荣与大发展，又经历了经济危机和难以避免的衰败，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渐渐崛起……看似国与国之间的对比，其实都是科技在背后撑腰。
部分摘录：
中国以各种方式参与全球研发。长期以来，拥抱对外投资都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关键因素，开放外国研发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如此，当跨国公司首次表示它们对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感兴趣时，它们仍然对于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存在担忧。
近年来，这种担忧已经消退。现在，许多中国一流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国内公司的机会和工资变得更具吸引力。[96]此外，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它们也在争夺人才。[97]中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必须深化与外部世界的融合才能取得进步。这一理念在重要的国家文件中有很明显的体现。2006年发布的《科技发展纲要》认为，中国应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科技合作。[98]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外国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并邀请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更多的研发中心。2010年，一份概述新工作的通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也强调了继续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99]与《科技发展纲要》一样，该决定也呼吁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呼吁更多的外资投资重要产业。2011年，“十二五”规划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使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100]各种激励机制鼓励国内外企业在中国发展。[101]
可以肯定的是，近年来有关美国海外网络监控的披露引起了中国的怀疑，这破坏了位于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在中国的业务产生了影响。[102]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吸引外国研发公司（包括美国公司）的兴趣仍然浓厚。[103] 2014年1月，《人民日报》提到中国对“吸引跨国公司的重要研发活动”表示欢迎。[104]
在中国的外国研发在本质上有很大差异。过去，资产利用式研发，也就是使现有的产品适应中国市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05]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适应过时的本地流程或在价格上取得竞争优势，这种研发模式会使产品不那么先进。[106]例如，一家著名的国际风力发电公司在中国重新设计了变速箱以降低成本，但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将产品的耐用性降低了一半。[107]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重新设计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产生了很多适用于全球的技术。[108]换句话说，资产利用式研发与资产增强式研发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资产增强式研发在中国也有所发展。2008年的一项调查确定了51家进行“创新”研发的跨国公司（即与公司的全球研发业务相关），[109]其中一家便是微软在北京设立的重要的研究中心，截至2014年，该研究中心已有230名终身研究员，并且每年有数百名访问学者。[110] 通用电气位于上海的中国技术中心是该公司在海外经营的四个跨学科研发中心之一，该研发中心在制造技术和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先进的研究。[111]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与位于美国、印度、韩国和俄罗斯的研发团队密切合作，尽管全球产品开发也在其他地方进行。[112]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正在扩大海外研发投资。例如，2007—2013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研发投入从几乎为零增长到4.49亿美元。[113]这种增长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例如，《科技发展纲要》呼吁“鼓励和帮助（中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或工业化基地”。[114]同时，中国公司在投资外国科技公司方面也更加活跃。2005—2016年，中国企业花费近580亿美元在外国科技公司增加股权或收购外国科技公司，其中大部分活动发生在近几年。[115]中国政府也经常在此方面提供支持。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收购，尤其是半导体收购，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关注。[116]截至2017年，中国政府对于审查海外投资更加谨慎。
中国也开始接受跨境研发合作。美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和共同著述迅速增加，例如，《科技发展纲要》鼓励“研究机构和大学与海外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117]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发布反而能够呼吁产生更多的“由企业领导，有研究机构和高校加入的技术创新联盟”，虽然这个目标并非专门针对外部世界。[118]中国政府也在其他官方文件中支持国际研发合作。[119]这种开放性反过来又使中国成为跨国研发联盟中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如表1.2所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合作旨在促进外国产品在中国的本土化。例如，高通已为此与许多中国合作伙伴达成了协议。在其他情况下，跨境研发合作发展得更加迅速。例如，位于广州中山大学的达安基因与圣迭戈生命技术公司于2012年创建了一家合资企业，开发分子技术，以帮助诊断早期癌症、传染病和遗传性疾病。[120]
中国也对外国风险投资开放，尽管这需要进行很多工作。1992年，随着IDG公司的进入，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但是直到2001年，这些公司才获得中国法律的认可。[121]尽管此后进行了各种改革，但国内监管环境依然充满挑战。例如，在ICT领域内，对互联网公司的外国投资者的限制给外国风险投资人带来了很多影响。通俗地讲，中国政府对首次公开募股和股票市场的管理使得风险投资公司难以退出在中国境内的投资。[122]中国政府对国内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也对市场造成了一些混乱。即便如此，包括红杉资本和KPCB在内的知名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仍然很活跃，它们在很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使中国创业公司走向国际化，帮助其海外上市，并将它们引荐给外国银行家、会计师和律师。[123]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政府已经对全球研发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放。打消了初步的疑虑后，中国政府热情地欢迎外国研发中心进入中国，同时欢迎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合作。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越来越开放。
印度 与中国一样，印度也在寻求利用全球创新来实现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看起来非常有野心。2013年，印度政府公布了其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目标是到2020年印度进入“全球五大科学强国之列”。[124] 2017年初，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立下誓言，到2030年之前，印度将会名列“科技三大强国之一”。[125]然而，在进行全球创新的方式方面，印度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印度并没有像中国一样鼓励逆向移民或吸引外商投资。即便如此，在领导人与公司对这种移民模式的接受度上，印度的表现很突出。
1. 人才流动 印度在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输送到海外方面有悠久的历史。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地终止奴隶制之后，劳动者的大规模迁移开始了，其中大多数移民前往南亚或东南亚。虽然这批移民大多数都不具备专业技能，但在20世纪上半叶，以职员、官僚和商人为主的专业技工引发了第二次移民浪潮。[126]然而，在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最初认为其公民没有权利出国。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认为签发护照是其在外交事务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直到1966年，印度最高法院才将“旅行权”确立为印度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这促使印度议会于1967年颁布了《护照法》。[127]即便如此，旅行权仍然受到监管：如果政府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公共利益”，该法案允许政府拒绝签发护照。[128] 1983年颁布的《移民法》规定，如果阻止移民出境符合“大众”的利益，则政府可以阻止“任何等级的人”出境。[129]
至少在理论上讲，印度政府对遏制移民有一些法律权力。它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止移民，比如，从税收到大众舆论，都可以使出国更加困难。[130]在实践中，印度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但其背后的原因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131]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移民到美国的速度加快，尤其是受过更多教育的公民开始移民，同时印度对人才流失的担忧也在加剧。20世纪70年代，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外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毕业生赴美深造，然后留在美国继续工作。[132]印度政府并没有试图阻止人力资本流出，部分原因是保守派政治领导人不希望剥夺印度社会精英成员离开印度的机会，特别是在国内经济疲软、机会有限的时候。与此同时，新派政治领导人很高兴看到保守派群体的成员离开印度。换句话说，人才流失在当时是印度的“安全阀”。[133]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允许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出国的理由变得更加积极。20世纪8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将印度侨民形容为“人才库”，是印度发展的资产。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思维方式开始流行。[134]从那时起，来自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总理都强调增加与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的互动，而不是试图限制人才流出。[13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工人以惊人的速度流入其他国家，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互联网热潮开始之后。这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的移民产生了影响，印度高等教育人群的移民率从1990年的2.6%跃升至2000年的4.2%。[136]到2010年，OECD国家中，印度已有22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侨民。移居美国的印度人被称为“IT一代”，因为这些人中有很多人从事ICT行业。事实上，到2012年，美国国内有四分之一的印度人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这一群体的数量仍在继续增长。到2014年，印度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仅次于墨西哥。[137]
印度学生也遍及全球。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99年，有55 770名印度人在海外学习。10年后，这个数据已经上升至203 497，而印度政府估计当时有超过250 000印度人在国外。[138] 最受印度学生欢迎的目的地是美国，2014—2015年，共有132 888名印度人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139] 2001年2月至2008年9月，在美国的印度学生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印度学生攻读美国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生课程。例如，截至2014年11月，超过72 000名印度学生在美国学习科学与工程研究生课程，其中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课程。[140]印度还派遣了大量学生到其他英语国家学习。2012年，近30 000名印度学生在英国学习，2013年有超过40 000名印度学生在澳大利亚注册。不过，近年来这些数字波动很大。[141]
与中国政府一样，印度政府一直希望其海外专业人士和学生回国。正如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提出的：“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以使归国人员能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在研究上有所成就，在学术上有所建树。”[142]为此，印度政府制订了鼓励侨民归国的计划，有些计划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果。[143]尽管如此，印度政府吸引侨民回归的努力在规模和强度上都不如中国政府。印度并没有类似于中国的国家留学基金委这样的机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学生在海外学习并要求学生学成后归国。[144]印度也没有中国的“千人计划”，这是一项备受瞩目且要耗费大量资金的工作，旨在将有突出才能的侨民吸引回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印度政府没有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基于更大的经济体。此外，印度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只相当于中国公司支出的一小部分，印度的大学并不像中国的大学那样满怀壮志。因此，印度国内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并不像中国那样迫切。[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