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共收录以下十四位作家的长篇访谈： 格雷厄姆·格林（1953）陈焱/译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60）温哲仙/译 W.H.奥登（1974）马鸣谦/译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78）朱杰/译 E.L.多克托罗（1986）柏栎/译 威廉·特雷弗（1989）管舒宁/译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90）魏然/译 艾丽丝·门罗（1994）梁彦/译 若泽·萨拉马戈（1998）王渊/译 萨尔曼·鲁西迪（2005）林晓筱/译 哈维尔·马里亚斯（2006）蔡学娣/译 大卫·格罗斯曼（2007）唐江/译 大卫·米切尔（2010）唐江/译 米歇尔·维勒贝克（2010）丁骏/译
部分摘录：
这次采访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到，他原本坚持每天早晨在书房写作，一周七天都是如此，绝不中辍。然而，一九八八年秋天，他决意暂时放下自己长期严格坚守的日程，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秘鲁总统竞选。对于秘鲁政治，巴尔加斯·略萨一贯直抒己见，他有多部小说以秘鲁政治为主题。不过，直到近期几轮大选，他总是拒绝在政府供职。竞选活动期间，他说到，竞选政治的语言总是充溢着虚情作态和空洞辞藻，对此他实难接受。多党选举之后，一九九〇年六月十日，他败给了阿尔韦托·藤森。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九三六年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一座南方小城。巴尔加斯·略萨尚在襁褓时，其父母离异，他随外公一家，迁居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一九四五年他返回秘鲁，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其后就读于利马大学，修法律课程。十九岁那年，他娶了比自己年长十四岁的姨妈胡利娅·乌尔吉蒂·伊利亚内斯。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这件事后来成了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82）的主要情节。结束利马的学业后，巴尔加斯·略萨选择离开秘鲁，去国外流亡。在长达十七年的流亡生涯里，他当过记者和讲师。也正是在流亡期间，他开始写小说。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一九六三年在西班牙面世，小说是基于他的军校经历写成的。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还有《绿房子》（1963）、《酒吧长谈》（1969）及《世界末日之战》（1981）等。
巴尔加斯·略萨还是一位剧作家、散文家，曾参与拍摄秘鲁电视台的一档访谈节目，每周一期。他已荣膺多项国际文学奖项，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间，曾担任国际笔会会长。他育有三个子女，与第二任妻子帕特丽西娅住在利马，从他们的公寓里可以俯瞰太平洋。
——苏珊娜·亨内维尔、里卡尔多·奥古斯托·塞蒂，一九九〇年
《巴黎评论》：你是一位著名作家，你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是很熟悉的。那么，能否谈谈你自己都读些什么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过去这几年，我的阅读经验比较奇特。我注意到，同代人作品读得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关注以前的作家。我读过的十九世纪作品远远多于二十世纪的作品。最近，相较于文学，我的时间更多花在阅读随笔和历史上。至于为什么读这些书，我倒没有仔细想过……有时是因为写作这个行当。我的写作计划联系着十九世纪：我要写一篇关于雨果的《悲惨世界》的文章，还计划根据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平写一部小说。特里斯坦是个法裔秘鲁人、社会改革家，还是一位后世所说的“女性主义者”。不过可能另有原因：十来岁的时候，你觉得享受这世界的时间都在前头，无休无止，可年过五十，你就发现日子屈指可数，必须精挑细选。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我不大读当代作家的东西。
《巴黎评论》：不过，在你读过的当代作家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崇敬的？
略萨：我年轻时，曾经是萨特的热忱读者，还读了不少美国小说家的作品，特别是“迷惘的一代”——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尤其是福克纳。年轻时读过的作家里，有少数几位至今我仍旧看重，他算其中一位。重读他的作品，从来没让我失望过，重读其他作家，间或也有这种感觉，比如海明威。现在我不会再读萨特了。跟此后我的阅读相比，他的小说过时了，失去了主要价值。至于他的论文，我觉得大部分都没那么重要了，只有一篇是例外，那就是《圣热内：喜剧家或殉道者》，我至今还喜欢。萨特的文字充满着矛盾、模糊、言不及义和旁逸斜出，而福克纳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福克纳是头一位迫使我阅读时手握纸笔的作家，因为他的写作技术让我震惊。他也是头一个我有意识地重构他作品的小说家，比如我会追踪时间组织方式，辨识时空如何交错、怎样打破叙事，以及他从不同视角讲故事，创造暧昧含混效果，赋予故事深度的能力。作为一个拉美人，我觉得读福克纳，对我而言非常有用，因为他的书蕴藏了一个描述技巧的宝库，可供我拣选，而我所要描述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跟福克纳笔下的世界，差别并不那么大。当然此后，我也带着强烈的激情阅读十九世纪的小说家：福楼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司汤达、霍桑、狄更斯、梅尔维尔。我到现在还是十九世纪作家们如饥似渴的读者。
说到拉美文学，很奇特，直到在欧洲生活之后，我才真正发现了她，才开始怀着巨大的热情阅读拉美文学。我要在伦敦的大学里教这门课，这个经验很宝贵，因为它迫使我将拉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那时起，我研读博尔赫斯——我对这位作家还算比较熟悉，研读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吉马朗埃斯·罗萨[144]、莱萨马·利马[145]，整整一代作家我都进行了研读，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是后来才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甚至还写了一部关于他的著作，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我还阅读十九世纪的拉美文学，这也是因为授课需要。我意识到，我们拉美有一些极为有趣的作家——这方面，小说家们或许还比不上散文家和诗人。譬如萨米恩托[146]，他一部小说也没写过，但依我之见，他是拉美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最了不起的说书人之一，他的《法昆多》是一部杰作。但假如我只能举出一个名字，那么我不得不选博尔赫斯，他创造的世界，对我来说是绝对称得上独具匠心。除了原创性，他还与生俱来地拥有出色的想象力和独一无二的文化修养。当然，他还创造了一种博尔赫斯式的语言，某种意义上，这种语言突破了我们的传统，开启了另一番气象。西班牙语这门语言，有一种繁复、盈溢、丰沛的个性。使用这门语言的大作家们往往喋喋不休，从塞万提斯到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巴列—因克兰[147]，再到阿方索·雷耶斯。博尔赫斯跟他们不一样，简洁、凝练、准确。西语作家中，博尔赫斯是唯一一位想法和语词的数量近乎相等的作家。我们这个时代堪称伟大的作家当中，博尔赫斯算是一个。
《巴黎评论》：你和博尔赫斯关系如何？
略萨：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巴黎，六十年代初我在巴黎生活。他在那儿的研讨班上讲授幻想文学和高乔文学。后来，我为供职的法国广播电视局采访过他。至今回想起来，我还很有感触。那次访谈之后，我们又见过几次，在全世界不同地方，有一次是在利马，我请他吃晚餐。用过晚餐，他让我带他去洗手间。小便的时候他突然问，你觉得那些天主教徒，他们是认真的吗？可能不是。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自己的寓所；那时我在制作秘鲁的一档电视节目，为此我去采访他。我有种印象，似乎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叫他有些愠怒。更奇怪的是，他后来竟发火了，就因为我采访之后的一句话。当然，采访过程中我极为专注，不仅因为我敬佩其人，而且我对他这样一个有魅力而又纤弱的人，心里怀有一份亲近之情。当时见他家里墙皮剥落，房顶有裂缝，我就说没想到他的寓所这么朴素。显然，这话深深冒犯了他。此后，我又见过他一次，他刻意疏远我。奥克塔维奥·帕斯告诉我，我对他寓所的评价，让博尔赫斯很不痛快。可能伤害过他的事，只有刚才讲的这一件，除此之外，我对博尔赫斯只有颂扬。我不认为他读过我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四十岁过后，他再没读过任何一位在世作家的书，只是不断重读以前的同一批书目……可他却是我非常崇敬的作家，虽然不止他一位。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位卓越的诗人。还有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了不起的散文家，在政治、艺术和文学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他的兴趣爱好包罗万象。阅读帕斯的作品，至今还是我巨大的享受，而且他的政治理念跟我很接近。
《巴黎评论》：在你所欣赏的作家当中，你说到了聂鲁达，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略萨：聂鲁达热爱生活。他对所有事物都怀有狂热的兴趣——绘画、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书籍、古籍善本、佳肴美酒。就餐饮酒，对他来说，几乎能带来神秘体验。聂鲁达是个了不起的受人爱戴的角色，而且充满生命力——当然啦，只要你忽略不计他还写过赞美斯大林的诗。他生活的世界，几乎可以说还处在领主的时代，一切都让他欢心畅快，他的生活甜蜜殷实、活力盎然。我曾有幸在黑岛过了一个周末，那感受真是好极了！一套社交装置围绕着他运转：一群仆从烹饪洒扫，嘉宾络绎不绝。聂鲁达的社交圈子有趣极了，特别有烟火气，没有一丝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聂鲁达恰好是博尔赫斯的反例，博尔赫斯似乎从不喝酒、抽烟、享受美食，有人甚至觉得他从来没做过爱。对他来说，那些完全是次要的，即便他做过，也是出于客套，因为观念、读书、冥想和创造才是他的生活，他过着纯粹的思想生活。而聂鲁达属于若热·亚马多和拉斐尔·阿尔贝蒂[148]那个谱系，他们相信文学源于生活的感官经验。我还记得在伦敦给聂鲁达祝寿的那一天。他打算在泰晤士河的一艘游船上办生日宴会，很幸运，他的一位崇拜者，英国诗人阿拉斯泰尔·里德就住在泰晤士河的一艘船上，所以我们就给他举办了一场宴会。气氛热烈时，他站起来说要调一杯鸡尾酒。那可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酒，我不知道他用了多少瓶唐培里侬、多少种果汁，上帝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配料。当然，调出来的酒棒极了，但喝一杯你就要醉倒。所以那天我们在场的人都醉了，一个不剩。但即便这样，我还记得他当时告诫我的一番话；许多年之后，这番话被证明确是真知灼见。那时候有一篇文章——具体关于什么我记不清了——让我情绪很低落、很愤怒，因为它不仅侮辱我，还造我的谣。我拿给聂鲁达看。宴会当中，他预言说，你要成名了。我告诉你后面什么情况在等着你：你越是有名，这样的攻击就越多；一句赞扬，紧跟着就是两三次羞辱。我有个盒子，里面塞满了一个人能禁得起的所有的侮辱、歹毒和污蔑，哪一种恶名我都逃不掉：小偷、性倒错、叛徒、恶棍、戴绿帽子的……一样都不少！要是你成名了，你也必须遭受这一切。聂鲁达说的是实话，那些预言后来全都验证了。我不止装满了一个盒子，那些竭尽羞辱之能事的批评文章，塞满了我的好几个行李箱。
《巴黎评论》：那么，加西亚·马尔克斯呢？
略萨：我们原本是朋友。有两年在巴塞罗那我们做过邻居，住在同一条街上。后来，因为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我们疏远了。不过最开始的分歧来自个人原因，和他的意识形态信仰没关系——当然我也并不认同他的政治信仰。我认为，他的写作才能和政治智慧不在一个档次。可以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十分佩服他的作品。刚才说过，我写了一本六百页的书研究他的作品。但是其人我并不佩服，也不赞同他的政治信仰。我以为那些不过是投机的、用来博取关注的言辞。
《巴黎评论》：据传闻，你们俩在墨西哥一家电影院门口打过架，你刚才提到的个人问题与此有关吗？
略萨：在墨西哥，我们确实起过冲突。但这个话题我不屑多谈；这事引起了不少猜测，我不想再给拨弄是非者添加素材了。假如有一天我写回忆录，或许可以把真相讲出来。
《巴黎评论》：是作者挑选作品主题，还是主题挑选作者？
略萨：就我所知，我相信是主题挑选作者。我总有一种感觉，某些故事会降临到我身上；你无法忽略它们，因为这些故事以某种隐秘的方式，联系着你最根本的人生经验——这不容易解释。举个例子，我还是少年时在利马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待过一段时间，那段经历带给我一种写作的真正需求和着魔似的欲望。从许多方面说，那都是一段极端伤痛的经历，标志着我少年时代的结束——再一次发现我的国家里，社会暴力肆虐，到处都是苦难，构成社会的是决然对立的社会、文化和种族派别，它们时不时爆发出凶险的恶斗。我猜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影响；非常肯定的是，它赋予了我创作和发明的需求。
直到现在，我的所有作品大体都是这样。我从没觉得我可以理智、平和地下决心写一个故事。相反，某些人或某些事会骤然降临到我身上，要求我特别关注，有时候这种体验来自梦境或阅读。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讲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那些纯粹非理性因素具有重大的意义。我相信，这种非理性也能传递给读者。我希望，别人读我的小说，也会有我阅读那些我所钟爱的作品时的感受。让我心仪的小说，不是通过智慧或理性触动我，而是让我心驰神往。有些故事可以完全击垮我的批评能力，让我沉浸在悬念之中。我爱读这类小说，也爱写这类小说。我认为融合到行动和故事里的思想因素非常重要，在小说中也必不可少，但故事不能靠观念吸引读者，靠的是色彩，靠的是它激起的情感，靠的是它能产生的悬念和神秘。在我看来，小说的基本技巧就在于如何创造这种效果，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缩短、甚至消弭故事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十九世纪的作家。小说对我而言，依旧是冒险小说。读这种小说，就需要我刚刚描述过的那种特定方式。
《巴黎评论》：你小说里曾经具有的那种幽默感似乎消失了？最近几部小说似乎和《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的幽默风趣相差很远。今天写出那样的幽默文字是不是很困难？
略萨：我从来不会琢磨，今天是要写一本有趣的书呢，还是一本严肃的书。只是近些年我写作的主题好像不大容易往幽默上靠。我不认为《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伊塔》或是我写的剧本，它们的主题可以被处理得诙谐风趣。不过《继母颂》呢？那本书还是有不少幽默的，是不是？我从前对幽默“过敏”，因为那时十分天真，相信严肃的文学不苟言笑；假如想在小说里讨论严肃的社会、政治或文化问题，幽默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候，我以为幽默会让我的故事显得肤浅，给我的读者留下这些不过是游戏之作的印象。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一度排斥幽默，这极有可能是受了萨特的影响。萨特一贯敌视幽默，至少他写作时如此。可有一天我发现，为了在文学中呈现特定的生活经验，幽默可以是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写《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时候，我领悟到这一点。从此我就明白，幽默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生活的一种基本要素，因此对文学也特别关键。假如有一天，幽默再度成了我小说的重要角色，那我绝不刻意排斥。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作品。我的剧本也一样，尤其是《凯西与河马》。
《巴黎评论》：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习惯吗？你如何写作？一部小说是怎么酝酿出来的？
略萨：首先得做一场白日梦，只在头脑中反复思量某个人或某个情景。然后开始记笔记，简要写出叙事线索：某人进入场景，然后离开，他做了什么事。等动笔写小说时，我会列出故事大纲——这份大纲不需要严格遵守，等进入写作进程后再做总体调整，但有了这份大纲我才能动笔。而后我把故事连缀起来，全不费心去思考风格的问题，只是不断地写、重写一样的场景，构想出全然矛盾的情境……
基本素材对我有帮助，帮我定下心来。但创作过程里，写这部分最难。在这个阶段，我非常慎重，往往不知道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初稿是在焦虑状态下写出来的。一旦完成初稿，可能一切都变化了——初稿耗时长久，《世界末日之战》的初稿写了近两年。那时候，我就知道故事已经在那儿了，就埋没在被我称为“我的熔岩”的初稿底下。那真是一片混沌，但小说就在里面，埋没在一堆死气沉沉的要素、可能会去掉的冗余场景，还有那些从不同视角、通过不同角色重复多次的场景里。初稿乱作一团，只有我自己读得懂。可故事正在深处孕育着。你得把它和多余的东西剥离开，洗涤干净，这部分工作最叫人高兴。从那时起，每次写作的时间可能越拖越长，写初稿时的那种焦虑和紧张消失了。我想，可能我喜爱的不是写故事本身，而是重写、编辑、修正……我觉得那才是写作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我从不知道一个故事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原以为花几个月就能写出的短篇，结果可能消耗我几年的时间。当我开始感到再不赶快煞尾，小说就会反过来控制我，这时候小说就要写完了。当我达到饱和，当我竭尽全力，当我即将承受不住时，故事就算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