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茅海建 豆瓣 9.4 本书对我国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场颠覆清王朝的浩劫。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茅海建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拓跋史探（修订本）》田余庆 豆瓣 9.6 田余庆先生 《拓跋史探》一书初版于2003年，列为“文史新论”系列之一种，印制5500册。此书是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之后唯一的研究新论。2004年此书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特等奖。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这就涉及拓跋部的历史定位问题和北魏政权定位问题。”
《商文明》[美]张光直 豆瓣 9.3 张光直力作，用人类学探求古代文明之典范。从传统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切入，全面呈现商文明。“三代平行说”和“三代政治歧异文化类似说”富有启发，“文明的衰落带来社会的进步”振聋发聩。
《民主四讲》王绍光 豆瓣 8.6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 年的历史；而在头2300 多年，它一直被看作是个“坏东西”，直到最近一百年来，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 东西”。为什么“坏东西”会变成“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本书作者以成熟的西方民主为例，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现实世界里民主体制的诸实证性问题。
《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王家范 豆瓣 9.2 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显示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本书以勾勒轮廓、阐释整体特征为限，又包含着对百年来“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情结”的特殊关注。在统合百家的基础上，从通贯和整体全是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的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增补本)》阎步克 豆瓣 9.0 官僚等级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方面，秦汉官阶制度和中华帝国早期官僚等级结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课题。以往学界进行了诸多考察，但许多内容乃至轮廓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仍有继续探究的广阔空间。本书作者是海内外中国政治史领域的领军人物，长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某些理论，利用新刊布的简牍资料，追本溯源，在关键点上不断推进本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 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增订版）》吴飞 豆瓣 7.8 当代学术系列，北大哲学系吴飞教授力作。全面梳理并阐释了对西方早期基督教思想集大成的奥古斯丁的巨著《上帝之城》，展现其思想的深刻和宏大，同时毫无保留地展示他的思想张力和对现代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出版五年后的增订本。新附录的三万字长文《地上之城与魔鬼之城》，是对初版中有关政治哲学部分的一个修正，另外还增加了“参考文献”，以便利读者检索。
《杜诗杂说全编（精）》曹慕樊 豆瓣 8.4 曹慕樊先生为杜甫研究名家，治杜诗精深宏达，注重“义理、考据、辞章” 的融会贯通。无论是对杜甫的儒家思想，还是对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都有深入独到之理解与阐释。本书是作者两部名著《杜诗杂说》和《杜诗杂说续编》的合刊。前者主要是其1962年的一些读书笔记；后者集中了80年代杜甫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体现了其“把西方的现代修辞学引进唐宋诗研究中来，把西方的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引进研究中来”的尝试与努力。另外，还将作者晚年有关杜甫研究的五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以体现其对杜诗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和影响的高屋建瓴的把握。
《第一哲学的支点》赵汀阳 豆瓣 9.2 《第一哲学的支点》所谓第一哲学，即哲学的哲学，或称元哲学。这是哲学的根基，西方哲学把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哲学的核心概念，公认有笛卡尔的“思”和黑格尔的“存在”，赵汀阳此著提出并论证，哲学还需要“行”作为支点，现代哲学要从“思”的问题转向“行”的问题，从反思物的世界转向反思事的世界，事的世界就是人创作出来的生活，接续了他一贯的主张——哲学旨在讨论关于可能生活。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杨国强 豆瓣 8.0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人，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效西法图自强，深深卷入历史变迁的过程，一代一代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与儒学相依的传统士人自身也发生了节节嬗蜕。杨国强著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精)》汇积了作者对晚清士人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围绕着科举制度下的功名与富贵、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十年新政与社会解体等主题，通盘解读近代化过程中的士人和社会，融深刻的洞察于历史叙述之中，很富于思想启发。增订本新补一文，论甲午乙未间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这是作者近年对晚清士人世界再考察的力作，依然贯彻了透过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
部分摘录：
琦善其人 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祖上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封一等侯爵。父亲成德，官至热河都统。琦善16岁时以荫生的资格分发刑部，由正五品的员外郎候补。18岁时正式补官，此后仕路畅顺，飞黄腾达。1819年，他29岁时，便当上了独挡一面的河南巡抚。后历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期间曾因治水失宜而被革职，但开复特快。1831年，迁督抚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1836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1]
琦善为官办事，好用诡道怪行，但也多验明效。他为人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道光帝也特别看重他敢于闯创、敢于负责的品格。
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2]可以说，他位极人臣，圣眷正隆，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为同僚们望尘莫及。
我们若从当时人的观念来思考，就会产生疑问：琦善一家世受国恩，本应更加忠君爱国，道光帝待其不薄，没有理由背叛主子，可他为什么要卖国呢？这与后来汪精卫因政治不得意而改换门庭的场景，似为格格不入。
当时的一些论著谈到琦善的举动时，采用了“贿和”的说法。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可能性。
琦善之家是一个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家族，家底颇丰。他本人又久为高官，在搜敛钱财上的功夫，也不差于其他官僚。他是个有钱人。
关于琦善的家产，民间流传的说法，几近天文数字，一份传抄的琦善于1841年获罪抄家的清单称，琦善拥有“番银”1000万元，珍珠奇宝无算，另有田地34顷，房屋340间，当铺6处，店栈81处。[3]若此当真，琦善的家产超过当时任何一位英国贵族，甚至女王本人。
但从档案史料来看，民间的传说显然是夸大了。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余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元宝六百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4]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5]
由于没有找到其他有关此次抄家的奏折和清单，我们还不能得知琦善的自住房产和达官贵人家常有的珍奇宝物古玩等项，但从上引金、银、田产、店铺等看，数额已经相当可观。
若说有钱人就不会受贿，当然不能成立。但作为家赀丰裕的琦善，大约不会见了自鸣钟、玻璃盏之类的新奇洋货便心旌荡漾。在中英交涉中，他若要受贿，就绝非小钱，而必然是一笔大数目。
实际上，有关琦善“贿和”的说法，当时风声甚大，就连深居于宫禁的道光帝都已听闻。生性多疑的道光帝，在下令锁拿琦善后的第三天，又密谕靖逆将军奕山“密加查访”义律与琦善之间“有无私相馈赠之事”[6]。奕山对此未能找到证据。[7]琦善逮京后，由道光帝亲自审定的讯问琦善各条中，其中一问是：
琦善既与义律（Charles Elliot）往返说话，情意亲密，自天津以至广东，该夷目馈送琦善物件若干？琦善回送是何物件？均须一一供吐，不准隐瞒！[8]
琦善对此是一口否认，在审讯中称：
伏查琦善与逆夷言语不通，不过为公事暂事羁縻，假意待之，岂肯收受馈送，自外生成。亦未给过该夷物件。不敢隐瞒。[9]
琦善的这个答复，显然未使道光帝完全放心。就在审讯琦善的同时，军机处审讯为琦善充当中英交涉的联络员鲍鹏，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琦善与义律情意亲密，有无彼此馈送情事？
鲍鹏对此问题，也是完全否认。[10]
当事人的自白，自然不能用以证明当事人的清白。好在琦善所欲贪者，非为小数，若是大额，英方自然有账。
然而，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英文资料来看，义律等英方官员并没有采用贿赂的手段，也无琦善索贿的记载。而义律听闻琦善因收取义律贿赂的罪名而受审讯的消息，特意拟出否认对琦善行贿、英国官员不会行贿的文件，转交广州知府。[11]当然，这份文件并未上达中枢，即便上达，恐怕也不会对琦善有利，反而证明他与义律的勾结。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此时的义律等人，已经不是当年龟缩于澳门、自称“远职”、处处求情疏通的模样，而是领兵上门勒索抢劫的凶犯。世上又哪有强盗上门先行贿后动手的事情。这与俄国为中俄密约、中东路而贿赂李鸿章的局面，似为格格不入。
由于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实际存在的只是通商关系；又由于清政府官员的腐败，贿赂和陋规已经成为维系这种关系延续运作的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凡是涉及这种商务联系的官员，无不受贿，无不发财，久已被视作官场中的正常现象。有关琦善“贿和”的流言，很可能由此而牵带推测、合理想象而来。也正因为如此，此类流言才会有着广泛的市场，尽管没有什么实际的根据。[12]
以上对琦善卖国的心理活动的探究，是从求官图荣、贪财谋利的角度，即人类自身缺陷的角度去分析的。然而，古往今来的卖国者，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种堂皇的解释，即为了遵循某一种主义，实现某一种理想。
但是，若要将此落实到琦善的身上，似乎也沾不上边。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的。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不出于东亚地区。毫无疑问，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并不正确，但却客观地反映出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的无可争辩的优越，并长久地维系着大一统王朝在中国的世系相传，即所谓“国无二君”。[13]这种情势在清朝，又具体地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
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14]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15]在官方文书中蔑称为“夷”，并在其国名上加“口”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为“image夷”、“image夷”、“咪夷”。[16]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这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尽管这种通商在清初、清中叶有利于中国，也牵系着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计，但依照“以农为本”的古训，兼之朝廷在此中获益不多，[17]清王朝对此并不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从明代开始，中英就有了通商关系。但在“天朝”体制和观念的笼罩下，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是混沌一片。1793年、1816年，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image咭唎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1834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交文件。[18]1838年，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19]因此，尽管1834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称之为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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