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文集收录的110篇专题论文，是通过中国日本史学会专门设立的“纪念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优秀论文评审委员”的评审产生的，入选论文绝大多数为知名日本史研究者在国内一级学科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原则，文集共分为四卷，内容主要涉及日本古代至当代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集中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立场和研究观点。全书一共四卷，约200万字。
部分摘录：
弥生中后期近畿地区生产力发展状况和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 汪向荣
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日本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近百年来国际史学界注意和论争的重要问题之一。
作者认为:邪马台国,作为当时日本列岛上一些“国家”的共主,应该是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先进地区。北九州虽曾是最先传入并独占来自中国大陆先进文明的地区,但传入以后,仅止于吸收而没有消化,只模仿而没有独创。因此,到弥生后期,即邪马台国时代,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无论在农耕生产上,还是金属器的制造上,都已远超北九州,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先进地区。人口的集中和铜铎的制造,是说明生产力发达的有力根据。所以,邪马台国当在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而不在九州。
一、 问题的提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凡涉及日本国家的权力形成和统一过程,主要依据的材料只有两种,一是出土的遗物和遗迹,另一是根据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1) 中的神话、传说。出土的遗物、遗迹虽然可靠,但只能说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之内有过人类的某些活动,并不能说明该地区的全部历史。而《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载的神话、传说,不但都是事后的追记,而且其中还有些是套用中国典籍,照搬中国故事(2) ,很难遽信。
探讨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探讨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而且直接关系到日本古代史中最主要问题之一,即关于国家权力的形成和统一过程等问题的解决。
有关邪马台国问题的论争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它的地理位置上。论争主要是由于对文献资料的解释和使用的不同而引起的。当然,文献的考证、解释是必要的,但今天其他有关学科的惊人进展,所提供的资料和根据也极丰富,完全可以用来判断和证明从文献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因此在研究邪马台国问题时,必须从多方面加以探索,而不能局限在文献资料的论证解释上。
这里,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试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探索一下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问题。
九州说和大和说
由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所以国际上许多东洋史学者和日本史学者,都曾对之加以研究和讨论。(3)
学者们对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两种不同意见。前者主张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上的九州,后者却认为在近畿地区的大和。大和说者认为,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就是神功皇后,也就是后来被目为万世一系的皇室祖先;九州说者则认为,卑弥呼不过是那里一个部落(“国家”)的女酋而已。
日本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论争,由来已久。不过到1910年以后,论争更深入,两派的学者们都更进一步地从各种不同角度,做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有人把它称作明治史学界的成就之一,(4) 我认为这种提法,并非过誉。
古代日本最早用文字撰写的史籍《日本书纪》,就注意到了女王卑弥呼的事。《纪》在神功皇后摄政第39年、第40年、第43年的各条中,引用了《魏志·倭人传》中有关的记事。这表明在《纪》的编撰者心目中,卑弥呼和神功皇后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称谓,或者说是中国人对神功皇后的称呼。卑弥呼既然就是当时天皇的神功皇后,那么她所主持的邪马台国,必然就是大和朝廷。这种想法,一直到新井白石在《外国之事调书》中改变他原来的主张以前,没有什么人提出过疑问,即认为邪马台国是在近畿地区的大和。就是新井白石在《古史通或问》中,分析了《魏志·倭人传》中有关的里程,并比较了地名的古音等,得出“邪马台国即今之大和国也”的结论时,也认为卑弥呼“乃神功皇后之事”(5) 。后来,他才改变主张,提出邪马台国不在大和,而在筑后山门郡之说,成了九州说的首倡者。
主张邪马台国在九州最有力的,是稍后于新井的本居宣长。他认为《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不正确,主张邪马台国是当时九州的一个“国家”,而不在大和;卑弥呼是当时在九州筑紫一带熊袭部落的女酋,她假冒神功之名,向中国纳贡受封,和大和朝廷根本不涉。他这种论点,以后在其所著的《钳狂人》中,更加予以强调。本居宣长在邪马台国研究上所用的方法,虽和新井白石相似,但其出发点却是不同的。本居是日本国学派的首倡者,他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有一种先入观,即,万世一系的皇朝,决不可能向其他国家称臣纳贡,受封受赐。因此,向汉、魏奉献纳贡,并受封赐印的,决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朝廷,而是边地土酋冒名所为。他还认为《日本书纪》神功皇后记中所引用的几条《魏志·倭人传》文字,是后人所撮入,并非原有。这种以政治上的考虑代替学术研究的做法,虽然受到了后人的批判、非议,(6) 但其影响还是很大的;近代的九州说者,除了在细枝末节与其有些不同以外,大多数人仍都认为邪马台国是当时九州的一个部落,或熊袭人的部落。象鹤峰戍申就从多方面肯定其是熊袭人的部落;(7) 近藤芳树则更称:“当时支配筑紫的熊袭族,窃天皇所都夜麻登之号,而名其所居为邪马台,自称倭王以通汉。”(8) 他还把后汉时接受金印的倭奴国比作琉球,说“倭奴盖冲绳之古音也”。虽然,早在他写《征韩起源》,提出这样主张之前十年,这块“委奴国王”的金印,已在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
在这些主张邪马台国在九州的学者们中,有些是属于国学派的,他们从皇国的威信出发,否认邪马台国与天皇所在的大和,有任何关联。可是,有一个国学派学者伴信友,却从另一角度来维护皇国的尊严,主张邪马台国应在大和,而不在九州。他说,神功皇后在得悉中国大陆上三国相争后,就准备乘乱出兵征服中国,因遣使(他认为是当时熟悉外事的伊都国王)诣魏,以窥测大陆上的实情。(9)
中世纪,日本学者在邪马台国问题上的论争,只局限于少数人之间,影响不大。明治维新后,西欧的治史方法传到日本,被普遍地应用了;在邪马台国问题的研究上,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当时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是有关上古史的年代问题,至于对邪马台国的研究,还没有当作独立专题,只是在探讨日本上古史年代时有所涉及,因此影响有限。到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虎次郎)分别发表有关邪马台国不同论点的专文以后,此问题才又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注意。因此,有人把这一年称为邪马台国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年。(10)
白鸟和内藤两人在邪马台国问题上的不同论点,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可以说是九州说和大和说的代表。
持九州说的白鸟库吉(1865—1942年)在1901年出版的《东亚之光》第五卷第六、第七期上发表《倭女王卑弥呼考》一文中指出: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之不易解决,原因之一在于《魏志·倭人传》中所用里数的标准不一,又不合当时中国的尺度。在确定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时,他提出了三个标准:1. 邪马台国位于不弥国之南;2. 自不弥国至邪马台国,须由有明海航行;3. 女王国(邪马台国)以南,有一名为狗奴国的大国在。
白鸟认为:“自后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倭国即九州,分成南北两大国。北部是女王国(邪马台国)所领,南部则属狗奴国。女王所都的邪马台国,参酌《魏志·倭人传》中所载里数、日数以及行程,可以断言,是在其领域的西南部。”(11) 他还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事中,极少提到女王国以东的情况这一点,推断说,当时大和朝廷的势力,还没有达到九州;否则,是决不会被遗漏的。
内藤湖南(1866—1934年)也在同一年出版的《艺文》第一卷第二、第三和第四期上发表《卑弥呼考》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和白鸟库吉相反的观点,主张邪马台国在大和,不在九州。他致密地考证了原文中的人名、地名和官名之后,下结论说:“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则邪马台国之在大和,决无可异议之余地。”(12) 但他不同意把卑弥呼比作当时天皇的神功皇后,主张是倭姬命。
内藤把《倭名类聚抄》(13) 中一些郡、乡地名的发音,和《魏志·倭人传》中一系列国家名称的发音相比以后,认为这些“国家”大小不一,大的相当于村、乡,小的则不过是一个神社的所在地,两者相差极大。他又主张,这些“国家”的分布范围极广;也就是说,邪马台国的统治领域相当大,“恐较现在之大和国为大,殆包括当时朝廷所有之直辖地区”(14) 。
他们两人都认为《魏志·倭人传》原文中有某些错误,须加改正。如白鸟说,陆行一月当为“陆行一日”之误,而内藤则说,在中国古籍中,方向常有混错,《魏志·倭人传》中所记的方向,相差有九十度,即南应作东。对这种改动古籍原始文献的事,不但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且为后人所非议,被目为出自各人的需要而作的擅改。(15)
到现在为止,日本学术界关于邪马台国论争中的两种论点,除个别细节以外,几没有超越上述两人的主张。因此,一般就以他们两人的论点,作为论争中不同意见的代表。
考古学者以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为根据,参加了这一论争,他们的结论虽也不脱离上述两种意见,但大多数倾向于大和说。尤其是富冈谦藏、梅原末治和现在的小林行雄一派,他们以出土的青铜器来说明公元以后(中国的三国时代)日本列岛上和中国大陆通交的情况,进而论证当时拥有极大势力的倭女王卑弥呼就是大和朝廷的主权者。因此,邪马台国,当然就是近畿的大和。(16) 另一个考古学者笠井新也更直接用《邪马台国者大和也》这样明显的标题发表论文,(17) 阐述他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史学界中,除上述不同的两派外,还有少数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事研究的。他们从30年代起,就参加了这一论争,作出了贡献。他们认为《魏志·倭人传》是目前世界上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唯一宝贵文献。(18) 主张要从各方面作综合研究之后,才能确定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不能单凭文献学的推敲、考证。他们认为,从《魏志·倭人传》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公元3世纪前后的日本列岛社会结构和阶级情况等事实(19) ,这是考察的重点。他们为邪马台国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邪马台国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普及。从专家学者之间的讨论,发展成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其研究成果不但在专门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也成了通俗刊物,小说、戏剧乃至电视、广播的题材。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和卑弥呼是谁等问题,尚未得出定论。即令《魏志·倭人传》所说的“亲魏倭王”金印出土,也未必能结束此项论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