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日本武士史》 身披铠甲，纵马沙场，挥刀斩敌，勇猛果敢，始终以武士道为行动宗旨，誓死效忠主君——这样的武士形象是否符合史实？日本真的自古便是“武士之国”吗？《日本武士史》不仅勾勒了武士从诞生之初直到近代的完整历史，而且展现了丰富细节：江户时代奇特的丁髻发型，日本刀的锻造和变迁，铠甲的繁复构造及其作用，弓马之战的实际情况，武士切腹的理由和影响，近代国家对武士道的歪曲和利用，等等。日本武士研究权威高桥昌明蓄力多年，用这部作品颠覆了有关武士的众多“常识”，揭示了真正的武士形象。 《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 1417年1月，猎书人波焦·布拉乔利尼从一个偏僻修道院尘封的书架上取下一份年代极其久远的抄本，无意间唤醒了一部湮没长达千年之久的作品——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这首行文无比优美的拉丁文长诗引发了巨大的讨论，也深深影响了如波提切利、布鲁诺、伽利略、弗洛伊德、达尔文、蒙田、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等艺术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还经杰斐逊之手在《独立宣言》中留下了痕迹。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大转向》中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却鲜为人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故事。他认为，正是由于《物性论》的重见天日才开启了西方文明走向现代的序幕，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 《辉煌信标：美国灯塔史》 灯塔作为海岸线哨兵曾矗立在美国历史的前景中，如今成了海岸风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烙印。埃里克·杰·多林透过灯塔的棱镜，从美国的第一座灯塔波士顿灯塔讲起，为我们呈现了一段精彩纷呈的美国历史。他以美国的逐渐壮大为背景，追溯了灯塔体系创建之初的日子，突出介绍了人们为照亮这个国家贫瘠的海岸线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斗争，最终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和最终和解。 《莎士比亚的自由》 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绝对主义的世界里，《圣经》、王权和上帝拥有绝对权威，同样，父亲对妻儿、老人对青年、贵族对平民拥有绝对权威。但莎士比亚强烈反对这种绝对主义，并不断探索摆脱这种绝对主义的可能性。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向我们展示了莎士比亚如何揭露国王、将军、教会的阴谋诡计和自命不凡；如何探索情人间的溢美之词和看似无限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文主义者，如何与观众和读者进行有关美、仇恨、权威、自主性的讨论。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1000-1700》 卡洛·M.奇波拉跨越当前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之间的鸿沟，在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内探讨了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瘟疫与经济动荡、工业发展与职业病、工薪变动与人口迁移、小作坊的没落与流水线的兴起等社会与经济问题，并在大量文献的佐证下，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可靠的总结。本书为第三版，作者在之前版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修订和补充，并纳入关于公共债务的历史、货币体系的发展、贸易路线和生产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的特殊演变等方面的新材料，确保了其作为现有的关于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最有价值的历史类参考书籍的地位。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通过梳理“自由”和“自由主义”从古罗马时期到当代的词义演变，以及历史上围绕这一词义展开的各式论战，破除了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在她看来，自由主义者起初在内心里都是道德主义者，他们从不抛开公民义务空谈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种只关注个人自由的美国意识形态是冷战和美国全球霸权扩张的产物。这本著作为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自由、民主展开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部分摘录：
武士的诞生史 武士是何时诞生的？ 把武士理解为艺人的这种新见解已经在学界得到承认。但关于武士是因何种契机、在何时、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除了笔者之外没有别的研究者提出新的看法。武士等于艺人这个学说并没能影响到武士的产生论。就连继承了武士即艺人学说的学者，也有很多笼统地认为武士是产生于地方农村的；还有学者强硬地主张，武士是在平安中期以国守为中心形成的国衙（衙指机关，也就是国司的机关）军制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状况直到今日也没有太大改变，总体来说，地方起源说依旧维持着影响力。
其实，武士这个用语早就出现在奈良时代养老五年（721）元正天皇的诏书中，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然而，人们并没有将这里出现的武士理解为中世武士的先驱。这是因为大家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束缚，即把武士看作产生于平安中期的在地领主（在中世，支配在地方的农山渔村直接从事生产的人的领主层。参照第94页之后的内容）武装起来的产物。
成为问题关键的诏书里写道：“文人武士，国家所重。医卜方术，古今斯崇。宜擢于百僚之内，优游学业，堪为师范者，特加赏赐，劝励后生。”“武艺”的四人和“明经（精通儒教的古典）”“明法（通晓法律）”“文章（学习中国的史学和文学，练习写作）”“算术”“阴阳”“医术”“解工（解释工匠与土木的技术）”“和琴”“唱歌”等各种专家并列，获得当时的赏赐（『続日本紀』同年正月二十七日条）。同样的史实在宝龟二年（771）也发生过。“赐亲王以下、五位以上丝”，接下来，“明经、文章、音博士（教授汉字读法的人）、明法、算术、医术、阴阳、天文、历术（制作历书的人）、货殖（擅长经济活动的人）、恪勤（勤奋工作的人）、工巧、武士，总五十五人，赐丝人十絇”（『続日本紀』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条）。
律令制下的官僚组织如下：多面手的上流文官贵族在顶点，其下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中下级贵族，更下一层是技术官人集团。这与日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通过1类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职业官僚中，以“法律”职位为代表的多面手事务官在晋升中明显比“理工”系技术官僚具有很大优势。官人即公务员，是律令制机关中就任从初位到六位官职之人（也就是说还未达到贵族的级别）的总称。上级武官（近卫府的将官等）基本是由上级文官贵族兼任的，也包含一部分作为武的专家升任到五位以上的武士。
对于律令国家的武士来说，“马射之道，于武尤要”（『類聚国史』巻七三歳時天長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条），“便习弓马，尤善骑射”（『三代実録』仁和三年八月七日条），和后世一样，他们武艺的第一项就是骑射和驰射之术。更进一步说，正如中世武士的家系被称作“武器之家”“武艺之家”一样，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也存在以武艺和兵事为家业的特定家族，并且他们得到了社会认同。
古代的武士之家 坂上田村麻吕是奈良末期到平安初期的有名武将，他作为征夷大将军，有平定东北虾夷之功。他的父亲刈田麻吕凭借惠美押胜之乱（764年）时的战功，以及告发觊觎皇位的弓削道镜的功绩等，晋升为上流贵族（从三位），其“家世事弓马，善驰射”（『続日本紀』延暦五年正月七日条）。田村麻吕也是“家世尚武，调鹰相马，子孙传业，相次不绝”（『日本後紀』弘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条），据说田村麻吕弟弟的孙子（泷守）为“坂氏之先祖，世传将种，泷守武略，不坠家风”（『三代実録』元慶五年一一月九日条）。
除此之外，9世纪的纪田上“家业武艺”（『類聚国史』巻六六薨卒天長二年四月一三日条），大野真雄、真鹰“父子武家，而同此行迹”（『続日本後紀』承和十年二月三日条），小野春风“累代将家，骁勇超人”（『藤原保則伝』），等等。
后世形成的正式的“家”的特征在于家族的持久性，在没有合适的子嗣时，就算领取养子也要让“家业”得到继承。而上面提到的“家”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大体上还在氏的阶段，没到达正式的“家”的程度。氏是依靠拥有共同始祖（人或神）的信仰为媒介而结合的集团（中央豪族组织）；与此相对，“家”是以子承父业为原理组成的。
在日本古代的亲族组织中，重视父系、母系双方（bi-lateral）的家族形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统治阶层以这种家族为基础，又形成了以祖先为起点的父系一脉（lineal）的氏，其代表者（氏上）从旁系亲属之中（兄弟及其子孙）选出。因为后来的律令国家引进了嫡子制度，所以统治阶层内部的基本原理变成了位阶和财产由父亲传承给儿子，特别会优先传给长子。这种比氏更小的“家”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被创造出来了。奈良时代以后，这种原理逐渐渗透社会，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坂上氏等人所说的“子孙传业，相次不绝”，正体现了这种状况。
初期的武士 除了已经列举的例子，在源平武士出场的10世纪以前，我们可以在各种文献中零零散散地看到“武士”“武艺之士”这些词。奈良时代的著名文人、官至右大臣的吉备真备的家训书中有一节是：“武夫则贯习弓马，文士则讲义经书”（『私教类聚』）。“武夫”和“武士”一样在日语中读作mononofu，“贯习弓马”便是“弓马之士”。说起“弓马之士”，有这样一个例子。平安前期的文人贵族小野篁年轻时，身为著名文人岑守之子却不认真求学，于是嵯峨天皇感叹道：“既为其人之子，何还为弓马之士乎。”（『文徳実録』仁寿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条）《文德实录》还记载，纪最弟乃“武艺之士，膂力过人，登高涉深，轻捷少偶”（『文徳実録』仁寿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条）。
从这些用例可知，初期的“武士”一词，首先是用作与文人和文士相对的概念。其次，它是对守卫皇居的卫府武官中特定人群的称呼（关于武官，请参照第36页之后的内容）。被称作“传将种”“世世代代的武将世家”“以武艺为业之家”等的人们，属于活跃在9世纪的坂上、小野、纪氏等近卫府（守卫皇居，在仪式中携带仪式用的武器，维护会场庄严氛围，在天皇行幸时负责供奉[10]和警卫的武官机构。长官是大将，次官是中将、少将）将官家系。笔者将其称为武官系武士。
由此可以认为，武士不是在平安中期以后，而是在奈良时代，更慎重地说在平安前期就已经存在了。编纂于镰仓初期的《二中历》，是一本网罗了贵族必需知识并将其分类的书。其最终卷的“第十三”列举了至11世纪后半叶为止的三十二位著名“武者”的名字。我们可以将“武者”理解为等同于武士的概念。其中，在源平武士出场之前的“武者”有坂上田村麻吕、文室绵麻吕、坂上苅田麻吕、藤原利仁，还有“中藤监贞兼”“六藤监”等六位不知道真实姓名的武者。
文室绵麻吕在弘仁二年（811）成为征夷将军，是有平定东北虾夷之功的武将。藤原利仁是9世纪后半期到10世纪前半期的人物。他在芥川龙之介的《芋粥》中出场，拐骗了一个想尽情喝芋粥的、住在京都的穷困的五位贵族到敦贺（这个故事的典故出自『今昔物語集』巻二十六第十七）。芥川聚焦的是利仁的豪宅及利仁的富豪举动，但他实际上作为武人更为出名。他通常被冠以“将军”之名，被称作“利仁将军”。这是因为在谱系图、说话文学中，他是作为镇守府将军、征新罗将军出现的。
由上可知，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的人把田村麻吕和藤原利仁看作武士。他们并不认为古代和平安前期以前的武士和中世的武将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单靠武装不算武士 说到底，为什么会产生武士这种身份？我们从原理上来思考一下。
在近现代社会，解决纷争和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实力行使（物理性的强制力，简而言之就是暴力）通常是由国家独占的。所以，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只有军人和警察等才被允许携带武器。平时主要由警察维持秩序，事态无法控制时，就会出动军队维持治安。然而在前近代社会，“自力救济”（当自己或者自己所属集团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通过法定的程序，而是通过实力去恢复和行使权利）是解决各种纷争时最常用的手段，其极致就是使用武力，当对方也用武力对抗时就会演变成私战。
正如近年的日本史学界明确揭示的那样，单从平日嗜武、用武力解决纷争这一点来看，从王朝贵族到居住在地方的普通百姓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有体现。笔者在第二章也会讲到，大众所熟悉的上缴武器、手无寸铁的民众形象是不符合史实的。所以，单单凭借武装的事实和高强的武艺，还不能说是武士的诞生，更不能说武士的身份得到了公认。
石井进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引领了中世史研究，在武士研究领域也是前辈之一。关于地方各国国内武士的组织过程和武士身份的认知方法，他提出了以下观点：交替到国司的馆出仕，从事宿直等勤务；在国守主办的大规模狩猎活动中被动员；参加在各国的一宫（各国中有渊源的、深受人们信仰的神社，在该国位处第一）举行的骑射比武等军事性仪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