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货币金字塔：从黄金、美元到比特币和央行数字货币》 世界变化越剧烈，越需要稳定的坐标系。在这个黄金、纸币、数字货币、加密资产并存的世界里，能够有预见性地驾驭货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作者尼克?巴蒂亚用“分层”的框架和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追踪货币体系的演变，解释人类为什么用信用货币体系代替金属货币，揭示不同层级货币隐藏的秘密，条分缕析地将迷人而复杂的货币历史呈现给读者。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运作机制和未来走向，清楚自己的资产位于货币的哪一层，从而在各层货币之间游刃有余地配置资产。 《匹配的艺术：生活乐趣背后的运营创新》 本书从两位女主人公梅与兰的视角，穿以对话形式，借助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生动、通俗地解读了企业为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而要使流程与(服务)产品匹配的道理。第1章和第2章将顾客需求刻画为“多、快、好、省”，将企业运营策略的精神归纳为(服务)产品—流程矩阵理论。第3章至第6章通过衣、食、住、行中商业模式的演化与创新，更细致地揭示了企业如何利用技术，巧妙地创造新的流程，将好钢用到刀刃上。本书行文颇有《菜根谭》的味道，为读者呈现了生活乐趣背后的流程理论光芒。 《美好生活经济学：摆脱焦虑，实现价值跃升与社会公平》 本书是经济学家赖德胜的短文集，大部分曾发表于《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教育报》《经济学家茶座》《法治周末》《前线》等报刊。主题大多与就业、收入、教育等相关，这些话题所涉及的对象正是人们正在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模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所特别关心的。全书分为论公平、思教育、悟人文、观就业、谈治学五个部分。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体面地用好每一文钱》 本书为民国一位中产阶级——安徽宿州货栈经理的个人日常收支账本，以及作者对该账本所做的详细考证与分析。本文深入剖析账本主人在1936 年至1942 年间的日常收支和若干重要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家人生病、死亡、殡葬、祭祀活动，下乡收租，书籍购买与阅读，社交礼仪，战时应变及爱国捐献等，从中透视账本主人新旧杂糅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性格，其行事风格既体现较高的经济理性，又带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 《中国奇迹背后：改革的逻辑与学理》 本书为民国一位中产阶级——安徽宿州货栈经理的个人日常收支账本，以及作者对该账本所做的详细考证与分析。本文深入剖析账本主人在1936 年至1942 年间的日常收支和若干重要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家人生病、死亡、殡葬、祭祀活动，下乡收租，书籍购买与阅读，社交礼仪，战时应变及爱国捐献等，从中透视账本主人新旧杂糅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性格，其行事风格既体现较高的经济理性，又带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 《创投家笔记（1999～2019）》 本书收集了中国创业投资开拓者之一阚治东18年的创投笔记，内容涵盖创投起步、创投发展、投资领域、投资战略、投资原则、投资同仁、失败经历、创投感悟等，描述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期创投界的精彩故事，再现了一位资深创投人的真实经历和深刻洞察。 《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作者亲身参与其中，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经历了改革多方面的进展。本书是作者从自己的视角，对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所做的总体回顾。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中国走上改革之路的原因、过程、取得的成果、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 《现代金融创新史：从大萧条到美丽新世界》 全书通过按历史年代梳理自大萧条以来的金融创新，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并追溯其在不同环境中的演变，金融创新产品、工具与市场供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读者对现代金融创新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理解金融创新的原动力、以及金融创新在为经济增长带来福音的同时，又如何威胁着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由此洞察现代金融生态发展的真谛，从一个新视角解读现代金融创新。 《“卑贱者”最聪明》 本书是蔡昉的经济学随笔集，为作者在学术研究之余写作的非专业类短文，文风轻松活泼、内容具有故事性。从经济学家的性格、落后地区发展、人口增长、收藏品投资到文艺欣赏，经济学思维和视角贯穿其中，让读者在享受阅读的同时，领悟经济学的奥妙，学会以另一种视角看待日常之事。
部分摘录：
改革开放40年与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1]
本文从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来论述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必要，并简要介绍笔者近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
一、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1978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1978年时，它们的人均GDP是495美元。也就是说，中国1978年的整体发展水平，不及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改革开放之前，中国81%的人都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这意味着，84%的人口生活在国际通用的贫困线之下。而且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出口只占GDP的4.6%，进口占GDP的5.1%，两项加起来为9.7%，即90%的国民生产和国际是不接轨的。在出口产品当中，75%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
但就是在如此一个低起点，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谁都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样一个目标无法达到。然而，事实是，中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不是7.2%，而是9.5%，并且不是连续增长20年，截至2017年已经是连续39年保持年均9.5%的增长速度。从数字上来看，9.5%和7.2%之间的差别仅为2.3个百分点，但如果用指数积累的话，就是天壤之别。如果按照7.2%的增长率持续39年，中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会达到1978年的15倍；但按照每年9.5%的速度增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下，201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计算，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14.5%，2017年的贸易总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德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中，从1978年制造业产品比重不到25%发展为现在95%以上都是制造业产品，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属于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二、过去40年“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确实是奇迹。但是对于一名经济学家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谜题。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但隔几年就会有“中国崩溃论”之说出现。不仅国际媒体这么讲，还有不少著名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经济维持不下去了、快崩溃了。而实际上，中国却是过去40年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没有出现过，当其他国家或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还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体崩溃以后，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复，但是实际上东亚经济体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快速增长。当时学界普遍悲观，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发挥了作用，中国人民币没有贬值，成为东亚在发生危机时一个安定的“锚”，并且在东亚发生危机时，中国经济维持了8%的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增长。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来势汹汹，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整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相比，从各种指标来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后避免了像1929年那种最糟糕状况的发生，原因固然是各国吸取了“经济大萧条”的经验教训，也与2008年底的20国峰会决议共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维护世界自由贸易有关，不过也与中国相关。在2008年底，中国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就开始恢复增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第二季度经济开始恢复增长，爆发危机的发达国家经济则在2009年下半年停止了负增长，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国际上普遍承认这是中国的贡献。
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讲，既然中国的经济是稳定快速发展的，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做出这么大贡献，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中国经济崩溃论”呢？并且似乎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一论断。最主要的原因是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改革开放，但中国不是唯一的转型中国家。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在转型，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和转型的目标与中国一样。实际上不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整个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转型。这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停滞，危机不断，所以20世纪80年代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也都在从政府主导转型成为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国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期间，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政府主导的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存在政府干预、扭曲，政府失灵无处不在，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话，必须按照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一次性地把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制度安排，全部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来。第一个条件是“市场化”，改变原来政府定价的方式，让市场竞争来决定各种价格水平，然后由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读过经济学的人对这一点不会有异议。第二个条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国经济当中的企业普遍是国有的，市场价格就会失掉资源配置的功能。因为如果是国有企业，当生产的产品价格提高了，企业不见得会有积极性多生产，因为多赚的钱归国家所有，而不归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工人；同时，如果投入要素价格上涨了，国有企业也不会有积极性去节约使用，因为亏本没有关系，政府会给补贴，何必要劳心劳力去节约呢？所以，当时的看法是只要企业是国有的，市场的价格信号就会失掉资源的配置功能。第三个条件是“稳定化”。为什么要稳定化？因为在价格大幅涨跌时，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作用会降低。如果是涨价，可能引起囤积居奇；大幅降价则可能引起恐慌性抛售。价格要实现配置资源的作用，必须是相对稳定的。怎样才能让价格稳定呢？政府不能有财政赤字，如果政府有财政赤字，最后一定会把赤字货币化，当赤字货币化以后就会有高通货膨胀，这样的话市场机制也会失掉作用。
这些理论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非常严谨而有说服力。所以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笑话。在经济学界，当你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他们会给你六种答案，每个人都讲得头头是道，但谁也不能说服其他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对的。
不过在1992年，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同时还是克拉克奖获得者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说，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学术界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必须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才能成功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办法去做，而是推行从1978年以来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转型期，一方面，对老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一些民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于是在中国的这种“渐进双轨制”改革中计划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这样的“渐进双轨制”同时保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又放开市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且这样的经济体会比计划经济时还糟。因为，如果政府继续对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就会创造租金，有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腐败，进而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美国哈佛大学的Shleifer和Vishny以及芝加哥大学的Murphy三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用理论模型证明了中国这种“双轨渐进式”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更糟糕。因为计划经济顶多就是没有效率，但是当时的工资都是八级工资制，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寻租的空间。即使有寻租的话，有了钱也没有用，买东西必须有票证，没有票证不能买东西。当时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很平均，如果你钱多了一定是贪污来的。因此，计划经济下贪污腐败问题少，渐进、双轨就会导致腐败的普遍化，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果不其然，他们讲的这些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当中都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既有计划价格、计划物资，也有市场价格、市场物资，就有很多人去倒计划物资，转手之间赚取巨大的利差。为了去获得这些计划物资的批件，就要贿赂政府官员，所以腐败现象出现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