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主义与现实：理想国纪实系列套装 （全14册）》包括《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从早“茫”到晚》《单读19. 到未来去》《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梁庄十年》《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私立小学闯关记：不输在起跑线的精英教育》《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正午7. 我们的生活》《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选编自理想国纪实系列，关注每个人真实处境，立足更多元视角，保存时代的印记
1.《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中劳伦·A.里韦拉深入美国起薪最高的行业——投行、咨询和律所，访谈上百位招聘官和求职者，详细考察了宣讲会、内部推荐、简历投递、面试和评议等招聘环节，通过丰富的案例，揭示出看似能力取向的选拔标准如何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除对选拔机制的分析外，书中披露的大量招聘内部知识，亦可作为普通人突破阶层天花板的行动指南。
2.《从早“茫”到晚》是为都市青年所作的绘本，书中的主角可能和你一样，在工作日挣扎起床，和地铁里的人群“亲密接触”，与同事分享零食和不良嗜好，无奈面对打印机卡纸，下班后也许还得艰难social。
3.《到未来去》以“未来”为题，是从内部进入的。它不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预言，好像用些刺激的、炫目的、烟花般的句子，就能自带科幻片的效果，自动照亮人的前路，而是在想象未来之前，首先打破对未来的想象。未来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因整体上的悲观而放弃它，也不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正活在兴头上就必须对它充满期待。更真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处在同等的迷茫中。对未来失去追踪，某种意义上让人如释重负。那就更加热烈地了解过去吧。去反省，现在自己该做点什么。
4.《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中对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 “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乃至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这本书给出了睿智的解答。
5.《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的作者沙尼·奥加德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伦敦女性及其伴侣进行了深入采访，这些女性为了照顾孩子回归家庭，而丈夫则继续从事高薪工作。媒体和政策鼓励职业女性维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构建伙伴式的平等夫妻关系。而女性们面对的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不友好的职场文化、对家庭妇女的污名化和对育儿事务的贬低……她们牺牲了事业，结果发现家庭也不是真正的避风港。
6.《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描述了如今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境况：社会保障越发薄弱，生育成本不断上涨，怀孕歧视和性别歧视频现、中年失业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白领难以拥有正常的工作时间，更别提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7.《梁庄十年》：2010年，《中国在梁庄》首次出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下的中国村庄的变迁。十年之后，作者梁鸿再次回到故乡，重访当年的书中记述的人和事。
8.《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聚焦美国愈演愈烈的住房问题——房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马修·德斯蒙德决意深入贫困社区，一探问题的核心。
9.《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是一部生存启示录，为失业白领、为焦虑的在职白领而写。企业当然不能为员工提供一个完全稳定和成长的环境，但随时待命、放弃休假、开夜车、全力以赴、身心负荷达到极限的不安定感，已有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并未为白领做好准备。通过七个月“失业白领”的失败求职经历，调查记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实地探查美国白领阶层向下流动的真实情况。作者不仅批判九型人格、MBTI性格测验的荒谬，职业训练、社交活动对既有不当体制、机制的维护，更呼吁白领阶层应该在态度上改变、在心理上转换——持续完善简历，建立和维系稳定的人脉网络，有勇气与中、下阶层团结合作。
10.《私立小学闯关记》：太郎五岁时，槙原久美子听取朋友的建议，舍弃教学品质日益下滑的公立小学，将太郎送到私立小学。槙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记者，她的叙述和太郎的日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反思我们当今的教育环境和淘汰焦虑，并向父母和教育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孩子寻找“最好的”教育，还是“最适合”的教育？
11.《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作者特雷斯特聚焦这一群体，从近百个原始访谈中选取了约三十位女性的故事。这些单身女性积极争取自身权益（选举权、堕胎权益），影响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是时候开启一个“单身时代”了。
12.《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在社会观察与医学哲理方面都具有开创性。作者与摄影师一同深入英格兰乡村三个月，循着乡村医生约翰·萨塞尔的足迹，记录下他救死扶伤又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
13.《正午》第七期，发掘“名人”不被知晓的另一面，寻找乡野间被忽视的角落，捕捉时代中执拗的低音。这一次，我们潜入社会现实与自我的心灵，以故事重新理解“我们的生活”——表面看似波澜不惊，内里却激烈动荡。从“自我”出发，回忆“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于“春秋”中，听“乞丐的歌单”、看“东北农民彼得洛夫的幸福生活”，捕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戏剧一刻，感受时光流逝的力量；于“传奇”中，展现围绕“浙江省第一悬案”追缉凶手的二十二年，看到阳光照耀下，还有晦暗不明的地方；最后，从“自我”回到“我们”，以一幅“被遗忘的女子图鉴”记录我们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一个一个“不彻底的人物”。个人的悲歌，大时代中微小的努力，集聚于此，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14.《资本之都》讲述的主体是印度与德里，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与许多城市未来的共同面貌。拥有炫目财富和复杂文化的地区受殖民政权接管，遭受文化摧毁、财富掠夺，并经历了种族灭绝的灾难，后殖民政府则深陷经济重建与权力斗争，最终让路给了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
部分摘录：
通过教育实现精英再生产 在找工作之前很久即已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有助于解释精英孩子为何能找到顶级工作。过去，美国精英再生产的形式是父母将公司的掌管权或是家庭财富移交给成年子女。今天，经济特权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间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体系完成。[14]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分层和经济不平等最重要的工具。[15]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30年间扩大了将近一倍。现在，四年制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收入通常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高80%。[16]
尽管高等教育在过去50年内快速扩张，“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国家话语开始流行起来，但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是高校生源的主体。收入位列前1/4的家庭中，约80%的孩子能获得学士学位，而后1/4的家庭中，仅有约10%的孩子能获得同样的学位。[17]在选拔性高校，家庭收入和入学率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事实上，如果控制了种种与成就有关的上大学之前的特征，父母收入是预测孩子能否进入全国顶尖院校的重要指标。[18]这种影响持续到了研究生教育，顶级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超过半数来自收入在全国位列前10%的家庭。[19]
许多美国人喜欢仅用个人抱负和能力来解释这种差异。但研究表明，收入较高且受过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在获得学业成功和高校入学竞争中领先一步。[20]学者常把这三种优势看成“资本”（capital），因为每一种都可以兑现为获得符号性或实质性回报的途径，比如获得有声望或高收入的工作。[21]
经济优势 收入、财富和其他类型的经济资本是富裕父母能支配的最明显的资源，他们通过这些让孩子获得教育上的优势。简单来说，富裕的家长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钱，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22]经济资本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择校。美国是少数几个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资金主要取决于特定区域房产价格的西方工业国家之一。这样一来，高质量的公立学校就过度集中到了房产价格最高、居民最富裕的地区，而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住在有高质量学校的地区。实际上，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富裕家庭来说，学校质量成为他们选择居住地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3]优越的经济条件也让父母能够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无关他们住在哪里。在一些主要城区，私立学校从学前班开始，每年的学费可以达到将近4万美元。[24]
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富裕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可能进入好的中小学，这些学校的学生人均花费更多，师资更雄厚，能提供更前沿、更丰富的学习资料和资源。在高中阶段，经济条件好的孩子能进入好的学校，这些学校有大量的荣誉奖励，丰富的先修课程，以及各种运动、艺术、音乐和戏剧项目，此外还有人员训练有素的大学咨询办公室提供相关信息。[25]这类学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帮助他们打造一份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这在申请高校时非常有用。[26]综合这些优势，选拔性高校的录取委员会对以成绩优异而闻名的学校的学生青眼有加。[27]简而言之，孩子上的中小学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能否进入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大学。资源丰富、教学能力强的中学主要由富裕家庭的孩子占主导，他们比住在低收入社区、在捐赠较少的学校就读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四年制大学或选拔性院校。
由于大学学费昂贵，所以父母的经济状况影响了孩子申请哪所大学（或研究生院），以及最终进入哪所学校。如社会学家亚历山德里娅·沃顿·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最近对高中毕业生代表的研究所示，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尖子生不会申请知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学，因为这些学校学费高昂。通过阐明金钱和与文化有关的知识如何共同起作用，亚历山德里娅指出，一些人本来有资格从学校获得丰厚的奖助学金，却没有递交申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另一些人则在准备经济资助所需的大量文件时困难重重。[28]相反，富裕家庭的孩子在选择学校时考虑的是非经济因素，如学习条件、课外活动资源，以及自我感觉是否与学校或与那里的学生群体相契合。[29]
进入校园后，父母的经济支持帮助孩子弥补了学费和生活费的开销。家庭富裕的孩子不需要为钱找工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学业和社交上，也能接受无薪实习，这些有利于他们在大学获得成功，建立有价值的社会关系，获得好的就业机会。[30]而那些为了支付学费不得不兼职或者全职工作，或者还要给家里寄钱的学生则享受不到这种奢侈。总而言之，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较容易地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打造大学录取委员会青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也能让孩子全身心地享受大学生活。
社会关系 不过，金钱只是一部分原因。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地位和范围——也十分重要。父母的社会关系能为孩子提供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途径。例如，处于同一社会网络的家长可以沟通学校里哪些老师最好，分享博得校长或教练青睐的诀窍。同样，如果联络得当，他们还能促成私立中小学、大学或实习申请的成功。此外，学生自己的社会网络也能起作用。拥有想要上大学的朋友和同伴能塑造学生对未来的期望，激发他们的斗志，而且这些朋友也能对如何准备大学申请提供内行的指点。[31]
文化资源 最后，文化资源，即我们用来闯荡社会的各种知识框架、观念框架、解释框架、行为框架，也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32]这类资源不可见，所以人们常常意识不到它们也是制造不平等的机制，而将其与个人能力混为一谈。然而，文化资源的确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一个人通往社会阶梯顶层时发挥巨大作用。[33]文化塑造着人们的抱负和世界观，影响人们在日常互动中的评判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也影响着人们能否成功应对社会的各个守门机构（gatekeeping institutions），由此使得优势（和劣势）不断延续。
抱负和世界观 我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对特权如何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学习阶层特有的品位、价值观、互动方式（如礼仪和谈话风格）、自我呈现的模式（如穿衣、说话、肢体语言）和行为方式。[34]孩子直接所处的环境中物质资源的数量，影响着他们参与以及期望参与什么活动、获得以及期望获得哪些机会、做出以及期望做出怎样的行为。对于身处下层的人来说，他们直接所处的环境中有各种现实的物质局限，还要担心如何满足日常的生存需要，所以他们常常偏爱实用性的、能立即见效的物品、机会和经历。相反，特权阶层的孩子不需要为生存发愁，因此更喜欢并非直接有用的物品和实践活动，这些东西存在时间较短、抽象、复杂、不易获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35]这种基于阶层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从喜欢的音乐类型到参与的体育活动都有所不同。[36]例如，在选择体育活动时，家庭不太富裕的人喜欢选择经济门槛较低、规则简单的游戏，比如街头篮球或街头足球；而富裕家庭的人更喜欢需要大量训练、昂贵器材或服装的游戏，这类运动只能在专门的场地进行，规则复杂，比如室内网球、壁球或马球。
与经济不平等最直接相关的是，这些模式塑造了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值得拥有，或者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机会的看法。例如，家里不太富裕的人在职业选择时更看重薪资和稳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则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乐趣以及个人表达等抽象的价值。[37]这些由经济导致的看待世界的分歧和处世立身的差别，引导个人走向与父辈相同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轨迹，由此造成了社会再生产。[38]
人际评价 阶层也影响了人们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评判他人，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这是因为阶层的一些重要维度是直观可见的。无论是劳动工人饱经风霜的手，还是富人们整齐亮白的牙齿，社会阶层体现在人们的身体上。穿衣风格、言谈特点，以及可见的大件消费品（如拥有什么样的房子或车子）进一步显现出个人的相对经济地位。[39]但这些阶层相关的信号其实远非中立，它们影响着我们对一个人价值的判断。美国人在评价他人时，倾向于认为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人比低阶层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欢，连学龄前儿童都显露出这种倾向。[40]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将这种认为不同群体有相对价值的看法称为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它影响着现实中区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成员的社会边界和不平等。[41]它们影响我们在哪些人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把哪些人纳入或排除出我们的社交圈子。由此，阶层影响着我们选谁做朋友、邻居、配偶，以及本书所展现的，谁会成为新员工。[42]
优点的定义 最后，文化塑造了守门人如何定义并评估优点（merit），他们控制着获得有价值的机会或奖赏的渠道。不同于美国人的一般看法，优点不是一个人身上固定的、能随时在不同场合表现出来的内在属性，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植根于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什么构成了价值的文化理念。例如19世纪时，受盛行一时的进化论和种族生理差异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头的大小可以有效衡量智商高低。[43]而现在，大多数人对于根据卷尺测量的头骨大小来分配大学入学名额或工作名额的想法可能会觉得可笑甚至感到害怕。但在每个时代，对什么是优点，以及更重要的，哪些群体优点多、哪些群体优点少的看法，影响了谁能走上高声望、高薪水、高影响力的位置。
优点的构成并非价值中立的，它们潜伏在社会广泛的权力斗争中。例如上文提到的以头骨大小衡量智商的做法源于欧洲白人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论证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以及种族压迫的合法性。[44]同样，如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研究表明的，1920年代以前，一个人能否进入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主要取决于学科测试以及所展现出的智商。然而，随着犹太人入学数量的增加，以及反犹情绪的高涨，优点的定义发生了改变。为了排除犹太学生并保障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优势，选拔时对智力才能的重视变成了关注一个人的“个性”（character），这体现为申请人参加的体育运动、课外活动，以及可感知到的男性气概。[45]对个性和全面发展的重视延续至今天的大学录取。[46]由此可见，优点的内涵不断演变，既塑造着某一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又为这种关系所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