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包含了我们的历史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由我而史》、《美丽岛足印》、《家·国·天下》、《叛道者》、《雾霾百年》、《你从何处来》、《乌托邦时代》、《最恶的美》。
部分摘录：
多重身份下的NGO标识
卢作孚是个学历不高的小学毕业生，但其自学能力却是相当的惊人。超强的自我学习能力，与其说来自于他对生活和事业的危机感，毋如说来自于好奇心、求知欲、探险精神和责任感。从大类上分，卢作孚当过教师（含教育官员）、记者（编辑、主笔）、商人（董事长、总经理）、官员（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交通部次长），至于说他在自办机构的兼职如西部科学院院长等，那就非常多了。这种社会兼职很多时候是荣誉性的，非具体行政性乃至非实权性的。著名人物的荣誉兼职对于机构运作效率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信誉地位的提升、融资合作能力的扩展，都有好处。因此卢作孚在这个庞大的以民生公司为中心的事业团队里，有着多种兼职是可以理解的，具有相应的公司商业运营管理的内在逻辑。
卢作孚经营社会事业的款项来源有募捐，有机构捐助如其西部科学院曾经得到任鸿隽主政的中基会的支持，当然更多的是自身创造的利润。款项来源的多元，以及社会事业的多元化，使得卢作孚需要有广大的人脉和社会交往能力，从而使他多重兼职变得有相当的实用价值。他一生有多重身份，但以企业家特别是社会企业家的身份，使其非政府组织的成分得以因此标识出来。多重身份使得卢作孚在政、军、商、学等方面的人脉极广，这为他从事几乎遍及各个领域的（乡村）建设——教育（学校教育、民众教育、图书馆）、科研（西部科研院、博物馆）、市政建设（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医疗卫生（医院、卫生教育及调查等）、商业（北碚银行小额贷款、民生公司、天府煤矿等）、文化建设（基金会、北碚民众会堂、印刷厂等）、公司演讲会（曾请郭沫若、马寅初、茅盾、胡焕庸、魏时珍、黄炎培、李济欧、左舜生等人来演讲，见我根据六十年前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的日记所写的长达三万字拙文《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乡镇治安（训练青年组建峡江团防局以尽军警之责）、职业介绍所、新闻媒体（《嘉陵江日报》、《新世界》等）、战时救援（帮助西来之机关团体及人员之安置）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身份的多重，使得卢作孚看问题的角度与他人有异，既能盱衡全局又能体察细微之处，既注重广阔性和深度，亦注重可行性。他既有从政经验，也有经商的实践，还有处置重大急务如宜昌大撤退的领导经历，还具有办理许多民间团体的发起组织、经营管理的历练，也就使他与各个阶层的人打起交道来都得心应手。一般说来，企业家与科学家的合作，是颇不易的，尤其是许多科学研究不能直接带来收益的时候。但卢作孚看得远，所以他自从想要探明四川的诸多资源——土地、地质、矿产、植物等方面的资源后，就立即着手与秉志、任鸿隽、胡先骕等科学家联系起来，并用民生公司的利润于1929年接待科学社到四川来开年会。不仅让科学社的科学家带领民生公司稍有训练的科学爱好者采集动植物标本，而且让科学家们给四川科学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并资助其成立西部科学院。其中最重要的资助之一，就是让秉志、胡先骕等著名科学家给西部科学院推荐常隆庆、李春昱、郑万钧、俞德浚等青年才俊，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我手上藏有1941年《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矿产专报》第三号《四川省煤矿概况》，封面上即标识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合作”的字样。其编者为李陶，此前曾在卢作孚领导的四川省建设厅工作（前述四川省建设厅的《叠溪地质调查记》后面附有借阅者二人名字，一为李陶，二为邓少琴，这些都是追随卢作孚多年而后有成就的人），后来又到西部科学院，再到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昱春在《弁言》里说：“自从民国十八年夏赵亚曾及黄汲清先生由陕入川为我们人士研究四川地质之始，于今凡十有二年”，这也与卢作孚邀请科学社来开年会是同步的。
多重身份使得卢作孚在资源整合上，有人脉及资源诸方面的支持，这应该是使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民国能持续达23年，直至国民党败退大陆才消亡的原因。但无论怎么样，他所做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发力的核心是其社会企业家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而社会企业应该是最近十几年才在全球开始流行开来的一种属于NGO型态下的新理念、新的运营方式，但并不是说这些理念与经营方式没有流行起来以前，就没有人这样做过。如今一些有名的大企业都有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这些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有的与比较有名声的传媒如《南方周末》等合作做社会救助，有的则与专业的NGO组织合作，有的则干脆由自己的人利用公司休假小范围内实施，有的则变成了一种拿钱买企业美誉度的方式，有的甚至成了替企业做危机公关、发放封口费的部门，这后一种情形当然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企业没有社会责任。
而我们必须明白，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企业家运营的旨在改善社会诸多方面问题的社会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解决股东分红后，将企业利润一部分拿来投资，另一部分拿来做社会事业，改善社会的一些弊端，增加就业机会，使其企业的壮大与社会事业的运行相得益彰。如今像美国有名的阿育王基金会，作为社会公众服务变革的推手，就是扶持社会企业起步，从而成就改善社会诸多领域的事业。
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之路》一文中，强调了他的组织建设和公司运行的集团思想。他举了自己所经营的三桩事业之试验：如1921年的成都民众教育馆、1925年民生公司、1927年峡江团防局的乡村建设与集团的关系。单举他对民生公司个人与集团关系的说法，以概全体：“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间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园，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P340，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卢作孚一直阐述人应该从只注重家庭到注重组织和社会，这样才能造就良好的社会与事业，这当然是他受日本新村运动的影响所致。为什么如此说呢？卢作孚1919年在《川报》当记者、编辑，又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自然不免受彼时《新青年》上周作人所写关于日本新村实验的影响。加之他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国家兴亡的看重，以及他的乡村——国家现代化情结，使得他对团体的作用看得异乎寻常地重，而这样的社会尝试与理念一直贯穿着他在1949年以前所实施的乡村建设。
新村运动理念，加上劳工神圣的口号，对底层的关注——起于底层的卢作孚办力夫学校、张贴于报纸集市栏等——使得许多人对集体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力量非常崇信，同时也使得许多人对公平的关注远胜于效率的重视。由此影响像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对于计划经济的理念有不少认同，而对市场经济的伟大力量认知出现偏差。因此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公司建设成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所以他提倡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公司的问题职工解决，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说明卢作孚虽然想通过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但其办法却在某种意义上有反市场经济的作用，这当然是他及他那一代人急欲国家强大，而最终必然堕入把自己锁牢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