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文学丛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文学原理与方法探要，其二是中外文史通义问题求索，其三是中外文学通化现象研究。
第一部分：人文学原理与方法探要 《人文学概论》
本书共分三编，以栾栋教授关于“文史哲互根” 的命题作为提纲挈领的聚焦点，钻仰古今人文学术大师的人文深衷和思想智慧，把握人文学作为重大研究领域的时代精神。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通论》
本书在当代世界文论和国内文艺实践背景下，通过对历史文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及其间复杂关系的具体研究，以及历史哲学、批评流派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对勘互证，全方位立体式地考察这一思潮的精神风貌、思想谱系、文学观念、创作实践、批评探索和价值效应等问题。
《人文通识教育新论》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人文通识教育的历史演变；人文通识教育的案例分析；人文通识教育的全面突围。本书以“人文学”研究为主脉，以当前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为切入点，全面系统地探讨人文通识教育的关键问题。
《历史诗学通论》
本书试图打通学科界限、时代界限和国别界限，对古今中外的“历史诗学”思想资源做比较综合和通化研究。
第二部分：中外文史通义问题求索
《欧洲文学与基督教》
本书在对基督教内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以欧洲文学发展史为线，欧洲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为点，从基督教内涵在欧洲文学中的嬗变这一角度出发，对欧洲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进行梳理与辨析。本书认为，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对基督教顶礼膜拜、反思与反叛、回归与超越的变迁之路。
《波德里亚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本书比较系统地梳理、研究了波德里亚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和对它的本土化，从而对中西方20世纪文化交流的历史与规律进行一定的探讨。
《法国副文学学派研究》
本书把副文学学派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将对副文学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点进行概要—分解—总括的递进式评述。
《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
主要内容包括：约翰生的全球化思想探源、全球化趋向的多元文化、全球化是旅行的世界、约翰生思想的启示意义、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信仰、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规范、全球化与南粤文化身份、古代北方文化的南粤化进程、近代西方文化的南粤化因素、现当代南粤文化的突出建树、南粤民族与民系的文化身份等。
《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
我们研究玄言诗， 就是要从历史中走过的为我们熟悉抑或不熟悉的“诗人”的具体行迹中去寻找他们曾经执著的精神故园。
《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
本书旨在考察朝向山水诗演进中诗类审美经验的变迁。
《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
《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分发现存在的真相、经历存在的焦虑、反思存在的处境、反抗存在的荒诞四个部分，内容包括：西方文化的危机与诱惑、人生矛盾的存在与发展等。
《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
本书主要介绍了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文献的礼学性质、代表作家考论、开创的学规门风、对文艺抒情本质的发现、文学传播等。
《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以唐宋牡丹审美文化与文学为个案》
本书先从风俗史的角度对唐宋六百年牡丹审美玩赏之风习进行深入而系统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此期牡丹赋、牡丹诗词等进行系统解读与阐述，借此分别呈现唐宋社会牡丹审美风尚之转移，以及唐宋文人士大夫牡丹审美文化心理之嬗变。
《哈拉维赛博格理论研究：学术分析与诗化想象》
本书是对当代赛博格理论和方法的专题研究。论域涵括以下主要问题：当代赛博格的理论构思、学术话语、科学哲学等相关方面。
《比较视野中的《庄子》神话研究》
本书以中西比较的视野观照《庄子》神话，论述其产生的背景，存在之样态，呈现之意象，辟思观，并对《庄子》神话进行价值重估。层次清晰，脉络分明。
第三部分：中外文学通化现象研究 《白璧德人文思想研究》
本论著以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为个案，在西方自身的学术脉络中探究美国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动向和方略。
《乔叟文学思想研究》
本书着力对乔叟早期的三部诗作（《公爵夫人之书》、《声誉之宫》、《百鸟议会》）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分析乔叟本人的创作过程来探寻其人生观念的变化轨迹，揭示多种价值观念在其作品中的生成、组合和互动方式，进而更为具体地认识作为人文主义诗人的乔叟对于人生的关怀和思考。
《莫里哀戏剧话轮研究》
本书深入研究了莫里哀戏剧对话的四种话轮模式。上篇主要阐述此研究所立足的语言学理论；下篇结合例子具体分析重点，不仅阐述了研究的理论依据，还详细说明了四种话轮模式是什么，在戏剧中的作用，运作机制以及所产生的人际关系意义。
《苦闷文学反思：以厨川白村与鲁迅为枢纽》
本书聚焦于鲁迅对厨川白村的译介和传播，深入开掘了二者在文艺思想及个字对国民性改造方面的多种成就。以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文学思想为脉络，从文学作为苦闷象征的辩证关系的切入口，力求揭示中日文论和中西文论在和汉文化急剧变化中的那么一段历史流程和重大变数。
《《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
本书题为“《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主要致力于在“诗”与“思”两个维度上展开对《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的思考。
《有根的文学》
全书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儒家文化寻根及其张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闲适话语及其精神特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与道家文化；通俗文化与人文精神等数章内容。
《跨越空间的对话：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之比较研究》
本书主要以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中国的张爱玲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典范，阐释她们独特的文学思想。
《东亚近世历史与思想的地平线：差异·冲突·融合诸相》
本书选取了其中一些重要事例作为切入点，既注意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又重视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以日本为聚焦点，描绘出一幅近世东亚思想空间中多种观点冲突交错与融合的复杂图景。
部分摘录：
人文学概观 人文学是什么学科？在不同角度，所见会有不同，但是至少有以下几个趋同点可供研究者参酌。
从已有学科体制来判断，人文学自然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共同之学，或曰是人文群科的汇总之学；以人类古老的学理概念来推导，人文学必然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学；就当今急迫的学术思想大端来考量，人文学当然是文史哲融会且中西学贯通之学。
要想阐述人文学的学科特点，就必须总览其研究现状，体察其学术生态，求索其学科根据，探讨其体制建设。
一、人文学的生态概观
就学界的习惯而言，把握一个文化现象首先是关注其形态。我们这里将人文学研究的第一关注点集中于其生态方面。看一事物之形态固然重要，不足之处在于外表观照往往失之浅显。对该事物的生态研究则属于既深且广的探索，不仅触及其形、涉及其神，而且把捉其态、追踪其变，同时还要入乎其内、观乎其外，紧扣其生机之渊源。
如何把握人文学的生态？我们采取动静合一的观照和内外兼顾的体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国内外学术界是如何看待人文学的。学界对人文学这个名称的理解和使用，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揭示人文学的本真生态及其来龙去脉。在西方文教发展史中，并没有“人文学”这一词语。在需要一个整合人文群科的学科概念时，西方的大多数学者都把人文科学（Les sciences humaines）笼统地等同于人文学。西方近代，特别是近两百多年来，人文科学笼罩人文各科成了定局。该现象在德国、法国、英国尤其普遍。在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Les sciences humaines是一个“直通车”。效法欧洲文教模式的美国在这方面走得也很远。把人文科学当成人文学，是以偏概全的学术处理。这个弊端，中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有所觉察。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杜维明等人，程度不等地披露出补偏救弊的意向。[1]
我们知道，人文时空是博大精深的存在。科学在其中，但是却不能穷其内涵，更不能尽其精妙。中国《易传》中关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大旨，也只是揭示自然中的人文和人文化自然的一个指涉，即“易”指涉。司马迁之所以不给自己的著作命名，正是因为其思想中包含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鹄的。我们今天创设人文学，至少应该有包举人文群科、涵摄科学精神的宏大规略。这样一个大门类应该关切人文化成和重整学术分野的立意。从学术结构上讲，人文学要成为涵摄科学精神，但又超乎科学思想的开放性门类。
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实际存在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的理性知识系统，即所谓正确的、真理的知识体系。从方法论上看，科学无疑是人类赖以发展的一条通道、一根探条、一种尝试。科学作为人文之一支，为人文增添了解析世界物性及其高级形态的利器。但是该利器不是人文的全部，因而也不是人文学纯工具化的理由。我们不赞成用人文科学涵盖人文学，主要在于人文学不完全也不仅仅是科学。在学理的深层，科学分享人文资源却肢解了人文精神。科学提供了一些促进人文发展的可能，也遮蔽了人文学涵养科学和化解科学局限的空间。在这样的意义上，将人文学完全科学格式化为人文科学，甚至以人文科学作为整合人文各科的统称，实际上是用人类世界的一种方式取代了天人互动的本旨，把人文群科以及人文心灵的博大境界压缩为工具理性的一根试管。
在西方文教领域，也有用Humanities概称人文学的现象。Humanities是古典文献分类意义上的人文学科，泛指人文研究。这个词涵盖了人文大类的所有方面，诸如人文群科、人文学术、文教分类、人文精神、人文风俗等等。用这个术语指称人文学要比Les sciences humaines一词宽泛，对于矫正工具理性局限而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足的地方也非常明显。在学科大类趋合方面来说，Humanities有分支相加，却无通体整合。从学术内在脉络来梳理，这一罗列虽然拥抱了学科林的轮廓，可是并未勾勒出各学科之间的要津。
与西方学界把Humanities视作人文学的倾向相类似，我们国内及亚洲邻国也有把人文学术或人文群科乃至人文精神类学问，笼而统之地冠以“人文学”的现象。韩国岭南大学的洪禹钦等教授自2000年以来，组办了多次“东亚人文学研讨会”，与会者所论所思几乎全是文学、史学和哲学研究的通常内容，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意识。[2]在当今出版物当中，不少著名学者动辄将凡属于人文研究的内容统称人文学，如杨叔子将人文学当通识教育，杨义将人文学作为广义的人文求索。[3]名牌高校的知名教授往往用人文学指称一切与人文学科有关的思想文化探索，如万俊人、陈平原等在其文章和讲话中常用“人文学”一词泛指人文学术和人文精神。[4]还有不少学者将人文学看作心性陶冶和人格修养，提倡创建这样一个通识性的学科，如黄克剑、胡伟希。他们或在传统文化中找资源，或就人本资源而构新学。[5]也有人以西方的逻辑思想和学科意识来钻研这个问题，如查常平等试图建构以神学为根据、以知情意为纽带、以价值逻辑为核心的人文学问。[6]
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学者使用人文学这个名称，实际上仍然将之作为人文科学、人文精神或人文学科类来理解。而将人文学当学科建设的学者当中，虽然言人人殊，但是在高校人文建制上并没有超出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规范，称道人文学，也只是把若干同类学科相加，放大了范围而已。这样一来，人文学作为人文群科在全球化趋势下的融贯性理路和开放性方法仍然付之阙如。有些学者索性直接将文史哲称作人文学，如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就认为：“在人文学中，我们今暂包括历史、文学与哲学三类，对艺术、道德、宗教之学，今暂不讲，因此三者，乃更高级的人文之学，而非一般所谓学术。”[7]人文学在国内外的这些研究状况，说明该领域成了世界各国人文学者关注的热点。在其冠名和使用上的笼统和混乱，又披露出人文学尚处于有待建设的生发状态。我们认为，人文学固然是一个人文类的学科集群，但它不是大杂烩，而是有着集群内在联系和生动思路的学术场合，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和运演艺术的文化形态，同时亦是具备深刻学科大类理据和国际学术视野的全球化学问通衢。
二、人文学的学科根据
人文学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学科集群，也是人文世界举足轻重的重点研究领域。作为一个超于一般学科的人文研究门类，其学科根据在哪里？凭什么说它可以成为一个重点研究领域？理清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以下我们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人文学的第一个理据，在于它为人文学术的大脉所提挈。从人文学术宏观的视角来看，人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人文集群性的学科门类，首先在于它是人文演变的历史必然。人类精神文化，不论是鸿蒙氤氲的史前状态，抑或道术为天下裂的子学时代，思想领域起根发苗的泰斗和文艺园地含英咀华的俊彦并不需要学科，也没有学科可言。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分类和西方世界学科集群 （即上文辨析的Humanities） 的分蘖，都是因应社会历史的需要，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类别。近代以来大学文史哲艺以及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衍生，展现了人性的本善慧根在现代社会分工细化过程中的学术挣扎，发出的是人文精神在资本、科技、集权以及意识形态扭曲下的教育诉求。人文群科的拼搏是有成效的，但也是悲怆而有局限的。由鸿蒙到分化以至于当今的集群汇聚，可以见得出学问、学术、学科在分合散聚运动中的历史轨迹。这种本善慧根和人文精神，实际上是以学问和学科显现出的思想文化，发如小溪，汇若江河，虽然曲折弯环，但终究百川归海，形成了维系人类本真价值的坚韧的纽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学术大脉。人文学的资源在其中，人文学的基础也在其中，人文学赖此而生生不息。
人文学的第二个理据，在于它被人类思想文化的核心疑难所牵系。就学理而言，人类文化在思想的深层始终求索一个问题，即如何睿智而妥善地驾驭好社会发展的航船。神话、传说、史诗在想象这个问题，轴心文化和非轴心文化在思考这个问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样在探讨这个问题。人们误解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以为它们是对立的，是后来居上的，其实这两个所谓主义原本是一个趋势，求解的都是轴心理性及其演变出了故障后如何寻找新的前景。理念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神学、科技信念、深空开发、远空探测、太空展望，这些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在冲撞，在解体，在投石问路，在分离组合，凡此种种，用某种细致琐屑的学科很难作圆观宏照的把握。人文学便是在这个文明急转弯处应运而生的学科升级，其博大而集约的学术通衢，是很有利于深入推进和改善人文命运的学科博弈的。所以，人文学的滥觞和越来越多地被言说，绝非某些学者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而是诸如“人类向何处去”、“人文该怎么办”这样一些老问题在逼人深思。
人文学的第三个理据，在于它为人类的当今生存状况所迫转。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不论你愿意与否，根本无法逃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挤兑，无法逃脱互联网天上地下的罗织，无法逃脱全球性污染无孔不入的侵袭，无法逃脱任何一个国家坏制度所造成的冲击。恶质全球化的危害，只能用化解恶质全球化的方式解决。打着全球化印记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等领域所谓地球村式的研究，有待于人文学者除恶除害性的净化澄澈，而这种努力的前提恰恰需要突破传统学科藩篱的融会贯通，需要把过去分隔已久的学术门户拓展为文史哲通化和中西学结合的更大的平台，舍此不能达到高教人文群科解疆化域的效果，也不能将由来已久的所谓学科人培养机制提升到造就人文人的高等学府的前沿。提倡人文学，就是为了避免狭隘种族主义和强权意识的遮蔽性，超越地球村闾巷的狭隘性，突破学科细化的局限性。让人文学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当然也是勉为其难，但是在它之外确实很难找到什么集约性更强的大类学科来承担这一划时代的文类学科转变的重任。
人文学的第四个理据，在于它是人类应对信仰危机的精神拓展。从19世纪末叶起，资本主义列强掠夺和鱼肉弱小民族与贫民阶层创造了所谓现代社会的繁荣，但是也逐渐暴露出了体制自身特别是精神信仰方面的各种弊端。以恶为动力的社会发展在人心深处造成了严重戕害，宗教的落伍失去了其与时俱进的魅力和活力，“上帝死了”的观点在西方世界广为蔓延。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深了信仰缺失和精神紊乱的悲怆情绪，大幅度地摧残了人们对传统宗教的皈依感和对各种政治的信任感。从本质上讲，信仰危机成了弥漫全球的精神病症。一百多年过去了，信仰危机有增无减。强人暴力政治，国际霸权势力，社会道德腐败，各类主义苍白，凡此种种，都加深了丧失精神家园的无归宿感。形成中的人文学给了一种弥补。人文学所凝聚的人文精神给人以感召和慰藉。人文学所提炼的学术理念给人以底气和信心。人文学所带动的学科建设给人以渊博和高雅。人文学不是宗教信仰而能让人净化，不是政治信条而能让人坚定，不是道德说教而能让人礼节，不是琴棋书画而能让人陶冶。人文学当然不是解决信仰危机的万应灵药，但它却能在其学术的化感通变中，在一个精神匮乏的时代开辟了激励学问的校场和建设挽狂澜于既倒的砥柱。
上述四个理据奠定了人文学之为重大研究领域的必然趋势。人文积累的大脉是人文学养精蓄锐的历史渊源。人文思想的核心疑难是人文学集思广益的学术焦点。人类当今的生存状况是人文学呼之欲出的社会环境。应对信仰危机的紧迫性是人文学发苗抽芽的精神节点。
三、人文学的高教走势
人文学各种因素的酝酿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人文学大类的氛围和轮廓是在近一百多年的高教发展中一步步形成的。人文学种子的产生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学术变数。而人文学作为大类学科的形成，则是最近十多年国内外高教界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近一百多年来，人文学思绪在西方高校中的滥觞是以人文群科（Humanities）和人文科学（Les sciences humaines）为标志的。德、法、意、英、美等国高校的人文类学科大都被这两个名称所统摄。虽然说这些大类学科称谓并不是真正的人文学，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文学，但是在这些名称下毕竟开设了文学、史学、哲学、艺术、人类学、教育学等相关的课程。每个老师仅讲授自己所研究大类中的那一门课，学生也只研修构成所属一级学科中的十多种基础课。其不足的地方是明显的，这些细化了的课程包含着人文学的某些意蕴，但是并未凝聚成作为人文群科或人文科学精气神完整体现的人文学。学生能否获致人文学思想的沾溉，全凭两点：一是运气好，遇上一位学养深厚的高师；二是自己有悟性，肯刻苦钻研。值得留意的是西方高校中的学术高端，即一批著名学者及其突出成就对人文事业的巨大推动。
20世纪初叶，学科间的就近嫁接是西方杰出学者们治学的亮点。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卡西尔、阿多诺、雅各布森等人已经程度不等地意识到一科独闭的不妥之处，突破自身学科局限的努力在一步步地推进。精神分析是人文与心理、医疗与释梦的结合，现象学是哲学与事实、表象与真谛的回环，存在主义是存在与时间、哲学与诗学的穿插，轴心学说是历史与学术、思想与文明的聚焦，新认知论是主体与客体、人本与科技的互动，法兰克福学派是对启蒙与批判、宰制与解放的反思，形式主义文论是内容与符号、诗学与政治的疏离。这样的教学与科研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学科嫁接特点，但是局面还是相对拘谨，科目跨度也仅止于两到三种。每个学者都在分有人文，可是要说文史哲融通，还不足为凭。
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校人文领域的精英开始了学科疆域的多向突破。一些学识渊博且思路开阔的学者在西方学界崭露头角，伽达默尔、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利科尔、列维—斯特劳斯、方达内什、弗朗索瓦·于连，诸如此类的博雅型学者在高教领域十分活跃，而且成就不俗。他们在具体的专业领域不如前述学者专注和耀眼，但是在学科交叉档口却彰显出四向洞开和八面来风的气度。他们的著述和讲学，论域宏阔，纵横恣肆，多向度地超越了所谓传统学科的界限。《真理与方法》、《阐释学》、《感知现象学》、《人文考古学》、《词与物》、《千高原》、《论文字学》、《论解构》、《野性思维》、《忧郁的热带雨林》、《叙事学》、《副文学》、《切入与迂回》、《圣人无意》……这些论述跨了国界，跨了学科，给予高等教育的体制性冲击相当剧烈。学林为之受惠，高教因此增辉。虽然说作为大门类的人文学尚未出现，但是人文诸科的藩篱渐开，莘莘学子的视野得到大幅度拓展。
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一个奇特的起伏。20世纪前50年，中国高校无不以西式学府为楷模，然而聚集在高校中的学者大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其中有不少人还有留学背景。中西学的结合以及文史哲的荟萃，在高校中蔚为风气。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大师出众，学子集聚，可谓俊才云蒸。后五十年院系整改，苏联高校的体制和理路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办学思想和科系设置。我们的高校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不少“又红又专”的人才，配合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也因应了经济发展的急需，成绩不菲，但是在造就人才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上仍存在明显的缺憾。这一点，只要看看当今高校“大师”、“名师”成堆，但是真正的泰山北斗级学者非常匮乏，甚至真正称得上学贯中西和雄视古今的教师也属凤毛麟角就能明了。教师是专才，学生是偏手，师生都是齿轮和螺丝钉。当然，天生何才都有用，专才、偏才亦然，但是如果高校培养出众多的大师通才，国家的各类事业的发展岂不更加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