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讲述了从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败北，这八年间政权更迭，政客与军阀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故事。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巴黎和会、火烧赵家楼、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北京政变、溥仪离宫……细细描述一次次重大事件的前因与后果。康有为、梁启超、段祺瑞、张勋、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娓娓道来一位位风云人物的浮沉与功过。“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终如金色昙花，只那一瞬灿烂，便萎落了。
部分摘录：
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终于发现自己被他的长子袁克定、表弟张镇芳，以及一班以“拥立”为长保富贵之计的“文臣武将”，撮弄着坐在一座热灶上，不赶紧跳下来，只怕难逃焚身之厄。
跳下“热灶”的方法，首先是下一道“罪己之诏”，撤销帝制。这道“诏书”自非大手笔不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担当这个重任。
此人名叫张一麟，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他由江苏巡抚保荐应试，初试一等第四，复试一等第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那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见投契，收入幕府。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他是公府的机要局长；当“洪宪六君子”策动北洋军阀，纷纷劝进时，左右心腹中唯有张一麟苦谏力争，反对帝制。袁世凯虽未听从，但知道他的本心无他；而张一麟感于袁世凯多年知遇之恩，亦始终追随不去。
“仲仁，我很后悔，当时不听你的忠告。现在取消帝制的申令，非借重你笔下不可。”
张一麟义不容辞，亦且当仁不让。他的笔下很快，唯独这道申令，字斟句酌，花了半天的工夫，方始脱稿。以“予”自称，结论中仿照“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成例说：“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很好，很得体！”袁世凯提起笔，将“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予”字勾掉，添上“本大总统”四字。
张一麟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皇帝做不成仍旧可以做大总统，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看样子，袁世凯的梦还没有醒。
申令在“洪宪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第二天又明令取消“洪宪”年号，仍恢复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同时又有一道命令，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这些命令，由国务卿徐世昌签署，经由“政事堂”颁行全国。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翰林有红有黑，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从未当过考官，亦未派过“撰文”的差使，郁郁不得志好几年，自然而然想到“穷则变，变则通”那句话。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需人相助，而徐、袁是故交，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还是袁世凯送的。有此渊源，徐世昌便以翰林身份，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
到得戊戌政变，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接着是庚子之乱，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拳匪”得当而为中外交赞，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入阁拜相。不过，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武昌起义，袁世凯复起，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主要就是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作。
民国肇建，徐世昌以遗老的身份，侨寓青岛。民国三年，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系，势如水火，积不相容，淮系通过袁克定说动袁世凯，强邀徐世昌出任新设的国务卿，以分梁士诒的公府秘书长之权。到得帝制议起，徐世昌表面沉默，暗中反对，最后辞职，隐居天津。
这一次重作冯妇，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没有再持续的理由，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以及原是副总统而为“洪宪皇帝”封作“武义亲王”的黎元洪的名义，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说“公等目的已达，请妥商善后办法”以外，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停人。
这五人之中，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再一个是康有为。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是梁启超所策划，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蔡锷便是康有为的“小门生”，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西南的情势，即可缓和。
这自然是妄想！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不共戴天之仇！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慰庭总统老弟”，嬉笑怒骂，刻薄到家，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冠，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一共六条。前四条为：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将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即所谓“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共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赔偿；袁世凯的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见此光景，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袁世凯一着错，满盘输，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
“死棋肚里有仙着”，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跟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张、倪二人，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张镇芳二人去走这步棋。
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一个走外线，一个走内线。
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所以兼理他的家务，在“洪宪”那几天，等于“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跟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搭上了“内线”——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她是荣禄的女儿，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沣的嫡福晋。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载沣在辛亥那年摆脱了“摄政王”的衔头，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福晋气得痛哭了一场。
在她眼中，丈夫是“窝囊废”。府里从张文治起，所有的男女下人亦都不怕“王爷”怕“老爷子”，醇亲王福晋规定下人对她必须用这个称呼，表示她是一家之主，更表示对外的大事亦须由她做主。
“对外的大事”便是“恢复祖业”。醇亲王福晋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复辟。
为了复辟，她亲自展开交际应酬，通过荣禄的旧部去活动各地的将领，起义“勤王”，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令如此，她仍旧充分信任她父亲的旧部，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醇亲王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痛骂袁世凯，只有她是例外，说是“不怪袁世凯，只怪孙中山” 。
就因为这个缘故，张镇芳敢走她这条路线。张文治告诉她说：“民党逼袁世凯逼得太狠了，袁世凯宁愿恢复大清朝，徐世昌跟张勋、倪嗣冲都说好了。就怕王爷胆子小，请老爷子劝王爷出面，事情准成！”
“噢，”醇亲王福晋大为兴奋，“他们倒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是机密大事，不能随便透露。如果王爷肯出面，袁世凯派张镇芳来见王爷，当面细谈。”
“好吧！”醇亲王福晋连连点头，“我跟王爷来说。”
到晚来夫妻灯下密谈，载沣结结巴巴地说：“兹、兹、兹事体大，我得找人来商量。”
“走外线”的梁士诒，在他设在交通银行的私人办公处所宴客。客人只得两位，一个是宣宗——道光的嫡长曾孙贝子溥伦，皇室中，只有他跟袁世凯打过交道。原来筹安会“六君子”在设计中华民国大总统转变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时，认为逊清皇室的“劝进”必不可少。通过各种关系，跟内务府大臣世续倒是说通了，但谁都知道，老醇王一支包括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洵、载涛及宫中四位太妃，一提起袁世凯，无不咬牙切齿。这样一个形同篡位的仇人，反要推戴他做皇帝，这话谁敢去说？
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载沣去谈这件事的人，就是溥伦。他肯给袁世凯卖力，有正反两个原因，反面的是，他颇有牢骚，当初穆宗——同治出“天花”，不治而崩，又无皇嗣，按宗法应该由他继承皇室，结果慈禧选了侄子兼外甥子的载湉。
这是旧嫌，还有新恨。溥仪在毓庆宫开蒙念书，选了三个伴读，一个是他的胞弟溥杰，一个是载涛的儿子溥佳，再一个就是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除了陪伴读书以外，还有一样用处，代皇室受过。
孩子到底是孩子，总有顽皮不受教，需要加以责罚的时候，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既不能骂，更不能打。像这样为难的情形，早在周朝初年就发生过，于是摄政的周公想出来一法子：“成王有过，则挞伯禽。”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打打不要紧，成王如果觉得过意不去，自然就会守规矩了，是个很好的法子。
但溥仪的伴读有三个，毓庆宫的师傅陈宝琛，却只把毓崇当伯禽，专找他的麻烦。譬如毓崇好端端地在念书，陈宝琛会突然向他喝一声：“轻佻！”搞得毓崇莫名其妙，细看方始明白，是因为溥仪进书房蹦蹦跳跳的缘故。
这样一天不知挨多少骂，使得本来很用功的毓崇视书房为畏途，功课当然差了，挨骂也就挨得更凶。回家眼泪汪汪地诉苦，气得溥伦常常破口大骂陈宝琛“王八蛋”。
至于正面的理由，不外一个“利”字。其中又有公利、私利之分。私利是给溥伦个人的好处；公利则是以皇室劝进的表示，交换“袁皇帝”承认民国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一共八款，最重要是前面三款：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仍暂居宫禁。
“五叔，”溥伦跟载沣说，“优待条件是民国跟咱们订的，袁慰庭当了皇上，国号要改成‘中华帝国’，他可以不认账。”
“这，这不会吧？”
“是的，本来不会，你把他得罪了，可就难说了。”
“商量，商量！”载沣把他的口头禅搬了出来。
商量的结果，内务府大臣一致主张优待条件必须保全，劝进不必溥仪出面，另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于是往返磋商，达成协议，先由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个正式公文：“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换来的是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