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世界各地有很多著名的华人聚居地，它们既反映了中华文化对外国人的强烈吸引力，也投射出外国对中国人的普遍刻板印象。横滨中华街就是这样一个华人社区，它像民族“飞地”一般扎根在这个港口城市，挑战着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华人在横滨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可以让我们解析历史情境中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洞察民族主义的构建和中日文化的底蕴。 《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 本书以近年公开发表的《蒋介石日记》为起点，作者野岛刚锲而不舍地探索散落中国台湾、美国、日本三地的庞大资料，包括从未公开的《曹士澄档案》，白团成员家书、日记等珍贵史料，同时透过对相关人士的缜密访谈，忠实描绘出“政治家蒋介石”最真实的面貌，以及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的实际活动情况，呈现了白团在“报恩”和“反共”的外表形象之下，更私密、更真实的人性一面。 《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 《大家》定位为常识性精英阅读的系列读物，旨在为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层次和内容价值，将那些最富洞见、最有价值并洋溢着美感的文字，集中呈现到读者面前。同时，文章的选择会注重新信息、新观点。每一本书都选择一个主题，邀请这方面有名的写作者和研究者撰文，多角度广视野来论述。 《甲午两甲子：忆与思》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本书邀请姜鸣、马勇、姜建强、雷颐、张鸣、冯玮等人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对今日中国、日本的不同影响等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借用马勇老师的文章标题，各位专家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理解甲午战争”有重要的启发。
部分摘录：
谁又误解了谁 ──从日夜世界的秩序看日本社会内部的错位逻辑
撰文/汤祯兆[1]
从中国眺望日本，我们从来不乏数之不尽的惊奇疑问。最简单的有：为何那么多年轻女性投入AV乃至风俗业（色情行业）的大军？为何红灯区可以在各城市公开、井然有序地营运？日本人为何好像对环保又或是文化保育不遗余力，但现实中强硬好战的军国立场同样也显而易见？凡此种种矛盾现象，要一一细数，相信必可达至数不胜数的地步。可是，我想于此先提出一个基本逻辑命题：中日误解及错位涉及跨民族的文化对照问题，但以上一连串的异色世相以及矛盾冲突，如果先撇除我们从外人观之的窥秘及猎奇角度，那么回到日本自身的民族体系上，是否又可以有一致的共同认知？又或是，其实所谓的错位及误解，本来就一直存在，甚至身处日本当下的社会中，同样不能避免各种内部撕裂式的理解沟通差异。此所以我会尝试回到日本现场，去梳理一下分歧误解的现况及成因脉络；先尝试了解清楚大和民族的内部矛盾，大抵才是进一步考虑分析跨民族异文化对照的立论基础。
日夜世界的言说 日本当前炙手可热的文化评论家宇野常宽的新著《日本文化的论点》，正好竭力处理日本社会互不理解的内部现象矛盾，从而提出一些“可视化”的观点令彼此得以沟通互动。他指出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日本社会已出现巨大的理解鸿沟。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的乌托邦岁月，Japan as Number One的呼声高唱入云。国际舆论一片唱好，令日本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提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峰。但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后，以往由制造业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早已一去不返；政府方面，自民党及民主党也逐渐被公众看透政策立场上根本就无甚差异，于是很多的基本前设均益显现出不合时宜的一面来。简言之，日本的黄金年代其实是以核心家庭为社会建构的潜在对象。父亲为终身雇员，母亲为专业家庭主妇，配上一对子女，于是就可以与社会上由保育园开始至家电的构成设计等接上轨道。但就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以上的条件再不适用于眼前的社会形势。过去以核心家庭为本所建构出来的一代人，以及后来生成的家庭解体一代，逐渐成为日本民众分裂的基础分子元素。
宇野常宽承接另一位当红评论人滨野智史的界定说法，把两者区分为“日的世界”及“夜的世界”，并加以进一步的深入剖析。用最简便的方法来说明，前者是一切可视的既定成规及秩序，从媒体上而言就是已成熟建立的大众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及报刊等，或可以“可视化”来描述它们的性质，特点是建制化、程序化，存在自身已生出潜在目的：巩固既有秩序，好让整个系统可以继续存活运作下去。当然，宇野一众人的使用策略，背后也存在着等同僵化，以及上一代不合时宜却死扼权力不放的批评指向所在。反过来在“夜的世界”中，指向的焦点就是已成为日本社会热潮的“社交网络服务”（SNS）风气，即从对Twitter、Facebook及Niconico等的沉迷现象出发，勾勒背后庞大匿名使用者的生态逻辑。这两个世界，基本上可与上文提及的两代割裂作大体上对应的审视。
由1995谈起 当然，以上的说法区分或许还流于理论化及相对抽象，所以我想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切入，好让读者容易掌握两代区分的实感。更重要的，是呼应我于文首建立的观测基准——当日本社会于世代对立的处境下，撕裂成出现大量误解及错位的情况，不先了解掌握，则更加难以从跨文化的角度去做什么对照分析。
速水健朗是我颇喜欢的评论人，他最新的著作为《1995年》（旧作《手机小说的秘密》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大家回想起1995年，日本确有不少即使是如我们这样的海外旁观者，也同样熟悉认知的大事发生——沙林毒气事件、阪神大地震以及《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开播等。或许我们可以透过若即若离的1995碎片，重拾日本社会文化大氛围转向的契机。有了对细节的坚实掌握和反思才可以营构全景，也才可以循此去掌握“日的世界”和“夜的世界”生成交替的秩序，从而更易对应现实情况。
把1995年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加以审视，也非始于速水健朗。中西新太郎在《1995年——未了的问题圈》中早就提出，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气事件，此两大灾患的降临，清楚地揭示出以往的社会模式及生态，不可以再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当然，凡事都可以有两面看的可能性，社会学家铃木谦介正好认为1995年可视为战后经济增长年代终结的代表年份，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雇用崩坏以及文化上的后福音战士现象等，也可以被看成新时代的降临契机——以上的社会外缘条件变化，本身已属孕育日夜世界交替的温床。
就让我们先回到阪神大地震发生的当天吧。那是1995年的1月17日上午5时46分，最大震度为尼克特制7.3级。5时左右是大部分人的就寝时间，加上属直下型地震，所以对民众的打击来得直接且严重。据报大地震的死者为6434人，完全毁坏的住宅超过10万幢，影响18万个以上的家庭；半毁的为14万幢以上，受影响家庭超过27万个——简言之，这是日本自战后以来最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一般舆论都会视阪神大地震为1995年的标志性事件，关键之一是令本来隐而不显的问题悉数浮现。我当天凑巧也在日本大阪，犹记得一觉醒来，打开电视后传来的影像，竟然有如《超人》剧集，出现大桥折曲、汽车在半空悬挂等科幻特技场面，唯一差异只不过是没有哥斯拉或卡美拉之流在镜头前出现而已。当然，我只是一个过路的海外游客，未能回到现实的错觉的影响也仅及身而止。可是当天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竟然也较我好不了多少，在看过6点整的NHK新闻后，由于当时仍未有现场片段传送，首相居然低估了地震的威力，返回床上继续睡觉。到秘书处传讯过来确认此为一大事，已是7点半，距离地震发生时间已足足有两小时之久。
村山首相在中午已成立“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但由于与神户联络不上，所以对现场的死伤人数以及灾情严重程度大抵一无所知。简言之，首相根本没有留意到震情的严重性。此所以当天首相的行程，竟然与原定的安排并无二致，继续出席一些早已安排好的面对财界人士及各党派的游说大会。以上的疏忽及无能后来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和痛斥。
除了村山富市外，当时的兵库县知事贝原俊民也备受批评。他在家中已然看到外边因地震而四处起火的情况下，竟没有立即回县厅办公救灾，抵达时已是8时之后。而当时向自卫队提出灾害派遣支援出动请求的权限，正好就是在知事身上。简言之，他的疏忽失职和首相可谓不分伯仲。此所以地震率先揭示，政府官僚制度的僵化，已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由此才出现及泛起民间社会的自救呼声。
另一方面，据后来的报告指出，地震中的死伤者主要为70年龄段的人，其次为60年龄段的人及80年龄段的人。死者平均年龄为58.6岁，可谓正式敲响了日本进入老龄社会的丧钟。事实上，国际标准早已定下凡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国民人数14%或以上，就属于“老龄社会”，而日本于1995年即已超逾此比例。事实上，当时的死者大部分集中在神户市东滩、滩、长田、中央、兵库及须磨六区与西宫、芦屋及宝冢三市。以上地区的住宅大多为于经济高度成长期所建成的木造住宅，早已进入老朽化的阶段，加上居民又大多为老年人，就更容易因直接及间接的原因（如肺炎、心律不齐及心肌梗死等并发症致死）而离世。
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除了一些上文提及与灾情直接有关的外在条件，如地震强度、抢救失时又或是居屋抗灾地不足等，更重要的是发现不少老年死者，本来都是孤独一人生活，所以在事发后也没有他人可以及时伸出援手。凡此种种，正好反映出地震所揭示的早已溢出了天灾范围，而且把潜藏的日本社会问题，如政治上的因循怠惰以及社会上的老龄后遗症等同时暴露出来，且迫使大家不得不正视现实的沉重打击。
志愿工作者元年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一年内，日本出现了人数大约达137万的志愿工作者涌往灾区赈灾。后来经济企划厅编撰的《2011年度国民生活白皮书》直指1995年是日本的“志愿工作者元年”，提及当年大量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学生赶赴现场，较政府由上而下推行的救灾行动，来得更直接及有力，从而令大众对公民社会及民间社会的职能有了更强烈的憧憬。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也等同于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决定了将来一切要自求多福的生存态度。
作家兼政客田中康夫在《神户震灾日记》（1996）中，正好从纪实角度点出一种人心的演化。他在书中提及，地震发生前一晚如常带了舞小姐回家温存，早上醒来收到友人留言“神户处于坏灭状态”，电视上看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后，自言感到不可再继续留在东京过一成不变的生活。两日内致电各志愿团体组织，发现早已人满为患，后来发觉大阪教区招募志愿人士以摩托车把物资送往灾区，于是他喜出望外立即出发。终于在灾后第四天由关西机场出发，乘了20小时摩托车便到达现场动手救灾。
书中也记述了一些在灾场赈灾的伪善情况及气氛，但无论如何，它正好提供了一种大家不可再延续过去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的契机，彼此必须正视现实重新上路。重新上路不代表明天一切会更好，而且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状况必会衍生，不过那始终是第一步。也可以说“幸好”有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预演，才得以令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地震民间救援来得更加有条不紊。当然，后者因为灾害更加严重（9级地震加上辐射泄漏），死伤者牵连更广，但如果不是早已催化及启动了志愿者的编制机能，相信后果只会更加不堪设想。
以上仅集中针对由1995年阪神大地震而生发的变动及影响，便足以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地壳变动”。由首相到地方政客的无能，均清楚显示过去“日的世界”体系的官僚化，早已僵化至失效的境地。而老龄社会的降临，乃“日的世界”享受了富裕文明后的后遗症，简言之就是社会要“还债”的时候到了──过去在一帆风顺黄金遍地的日子没有积谷防饥，现在千疮百孔般的纰漏自然一发不可收拾。此所以志愿者元年的启动，正好从现实世界上说明了“夜的世界”的新世代势力的抬头。他们的组织生成，正是透过“社交网络服务”的活用，从而建立出种种体制外的渠道系统。因而由匿名性的交往，反过来建构出具名的社会运动，去补充“日的世界”的盲点及缺憾。事实上，在流行文本中可见到社会整体对由“夜的世界”所生成的自助元素，不仅从社会性层面予以肯定，甚至连个人化的人际网络层面也获高度评价。就以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2013）为例，电影中的次子昌次（妻夫木聪饰）和纪子（苍井优饰）的相交，正好得力于与灾民的仁心相连——他们正是因投身于“3·11”东日本大地震的救灾活动中，同以志愿者身份而认识并发展成情侣关系。从山田洋次的上一代角度出发，去肯定这一段创作出来且反映出对“夜的世界”秩序“加持”式的祝福，可见社会整体已感受到过去因世代隔阂而出现的毛病早已病入膏肓，希望“夜的世界”的育成且开花结果，以填补“日的世界”之纰漏，已成为一几近宣之于口的祈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