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白居易诗歌选注》，郭杰撰，选取白居易诗歌二百六十余首，将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荟于一编，由此可以大概领略白居易广博的精神世界和精湛的艺术成就。每篇先做“题解”，对全诗旨意略加解说，然后加以“注释”，对词语、句法、意境以及相关问题略加阐释，做到雅俗共赏，能为课堂教学、学术探讨、文化普及等提供方便。
部分摘录：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生当唐王朝后期，也是诗歌史上的中唐时期。当时，一方面，已是安史之乱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1]，社会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和繁荣；另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社会矛盾日益深化，潜伏的危机时时浮现。这一切，都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中，深刻而鲜明地呈现出来。博大的气度胸怀、深邃的人生智慧、精湛的艺术境界，使他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之后，开拓出一个崭新的诗歌世界，成为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影响遍及海内外，堪称中华文化中珍贵的精神宝藏。
一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东郭宅。其祖父白锽、父亲白季庚曾在一些地方担任中下级官员。“自锽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2]。可见，这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官宦之家。按照古代习俗，一个人的名和字，意思是相通的。白居易名“居易”，取义于《礼记·中庸》所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字“乐天”，取义于《周易·系辞》所云：“乐天知命故不忧。”都寓有超脱旷达、随遇而安之意[3]。这都道出了长辈对他在性格乐观、心境豁达方面的殷切期待。白居易后来的人生道路，证明他完全实现了这一期待。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自述：自己出生六七个月，就能默识“之”“无”二字；到了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按：按科目学习）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可见，他不仅天资聪慧敏锐，更是具有勤苦好学、持之以恒的意志品格。
唐代科举考试种类很多，最重要的则有两种，即“明经”和“进士”。比较而言，前易后难，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4]。贞元十五年（799）秋天，白居易在宣州参加并通过了乡试。第二年（800）春天，在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并以第四名及第，是十七位同榜进士中最年少的一位。每年参加进士考试的达数千人之众，而考中者最多不过四十名，可见这是何等艰难、何等荣耀！所以时人称之为“登龙门”[5]。白居易年仅二十九岁，一举成功，殊为不易。当时，他充满喜悦写下这样的诗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年少。”[6]
按照有关制度，“科举考试在唐代是与铨选判为两途的。进士登科只是给予出身，并不能凭此得官，须在吏部再试宏词拔萃入等，方授以最低级之从九品官”[7]。贞元十八年（802）冬天至翌年春天，白居易又参加了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并与元稹等人一起登第，从此走上仕途。由此，他和比自己年轻七岁的诗人元稹（779—831）结识，开启了生死不渝的深挚友谊，史称“元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为感人的一段佳话[8]。
登第后，白居易与元稹一样，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掌校雠典籍，刊正文章”[9]。瞿蜕园云：“东汉始有校书郎之语，……北朝末期始有此官，属秘书省。唐代为文士起家之美官，由此进身，往往得居清要，其地位颇似明清之翰林院庶吉士。”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又和元稹一起，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元稹以第三等（甲等），授左拾遗。白居易因“语切”（即策论中话语直率、不够委婉），以第四等（乙等），授周至尉[10]。这时，白居易年仅三十五岁。周至乃是京畿重县，位于长安西南约一百三十里，在此地任县尉，不仅待遇较丰厚，也为以后的晋升打下了基础[11]。他担任周至县尉，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就是在此期间，创作了瑰玮浪漫的著名长诗《长恨歌》。
元和二年（807）冬十一月，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时年三十六岁。李肇《翰林志》云：“凡（翰林）学士无定员，皆以他官充。下自校书郎，上至诸曹尚书，皆为之。”傅璇琮进一步解释说：“翰林学士本身是一种职务，他必须带有其他正式的官职名称，这样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而同时，不管所带的是什么官衔，他仍在内廷供职，承担翰林学士的职能，并不去做所带官衔的职务。……（白居易）尽管在入院初几个月中他所带的官衔是周至县尉，他并不去周至县任职，以后为左拾遗，也是如此。……他虽官为左拾遗，但并不到外边的门下省去值班，其本职还在‘中禁’的学士院。”[12]在中国古代行政机制中，翰林学士是颇为清要的职位。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载：“（翰林）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崇；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开元二十六年）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其重要和亲近的程度，由此可见。翌年四月，授左拾遗之职，从八品上，仍兼任翰林学士。
三登科第，擢为近臣，白居易深感自豪。他曾在《论制科人状》中自云：“职为学士，官是拾遗。”在当时所写《初授拾遗》一诗中，既表达了“惊近白日光”的惊喜，也流露出“惭非青云器”的自惭。《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在此期间，白居易创作了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著名组诗《新乐府》。傅璇琮指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但同时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以后他就逐渐疏远政治，趋向闲适。”[13]蹇长春指出：“纵观白氏一生，他在政治和文学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正是在担任学士和拾遗的这几年期间。”[14]这些论述，都是非常中肯的。
不久，白居易的挚友元稹，因耿介正直，不畏权势，遭受朝中权贵打击，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白居易等多次上奏，力辩其无罪，均无成效[15]。他在《赠樊著作》诗中写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十八家，怨愤一时伸。”不平之情昭然可见。
元和五年（810），左拾遗任期已满，转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任翰林学士。这时，他每月俸银约五万钱，每年禄米约二百余石，足以奉养老母，缓解家庭生活的困难了[16]。但挚友元稹无辜遭贬，让白居易深感宦海风浪之险恶。他知道自己性格耿介，实在不宜长久周旋于是非频仍、福祸旋继的官场，不如趁早归隐田园。白居易后来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归隐主题，早在这时，就已在内心埋下了深深的根子。
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丧母丁忧[17]，扶灵柩回到故里下邽（陕西渭南），守丧三年。在退居渭村的日子里，他常常反思入仕之路，深感自己性情耿介，恐难适应宦海浮沉，不如及早归隐乡间为好。然而，每当面对宁静闲适的乡村风光、朴实亲切的邻里农家，那种厌倦失意之感也就顿然消散了。与此同时，他还亲身到农田里劳动，体验到稼穑之艰难，并且更深入地接触到广大人民所受的苦难。如《九日登西原宴望》写农村死亡迭至的凄惨：“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纳粟》写催征赋税的暴戾：“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夏旱》写夏季大旱带给农民的苦难：“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村居苦寒》写冬季大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乃知大岁寒，农者尤苦辛。”亲身见证这些悲惨和痛苦的生活，使善良正直的白居易增加了对人民的悲悯和同情，深化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元和八年（813），白居易丁忧期满。一年后复出，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官职，正五品上，“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以经教授诸郡王”[18]，但作为太子属官，却不能参与朝政，实为闲差。元和十年（815），各路藩镇暗中勾结，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更派人到长安，刺杀宰相武元衡，重伤御史中丞裴度。白居易闻讯后，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不料，竟因此致祸。朝中显贵以其是太子属官，并非谏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借机排斥打击，把他贬为江州司马[19]。白居易在无比悲愤之余，深感心灰意冷。经过这次贬谪，他从昂扬奋发、志在兼济的前期，转入内敛超脱、逍遥独善的后期，人生道路出现了显著的转变。
江州司马，属于“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江州司马厅记》），负责协助刺史处理法令政策等事宜，实则领俸备员而已。白居易遭受贬谪，从天子脚下的京城，来到遥远偏僻的江州，内心凄楚而孤寂：“伤禽侧翅惊弓箭，老妇低颜事舅姑。”（《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他常常借坐禅饮酒，来进行自我排遣：“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强酒》）“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赠韦炼师》）“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二首》其二）据《旧唐书·白居易传》所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当然，完全做到“不以迁谪介意”是不可能的，但佛教思想带给他“忘怀处顺”的感悟，提供了超脱外物得失、回归淡泊心态的途径，也是不争的事实。
深冬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白居易提笔给远方的挚友、时任通州司马的元稹，写下了著名《与元九书》。其中全面回顾了从《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陶渊明、谢灵运以至于唐代李白、杜甫等诗人以来的诗歌历史发展，充分阐述了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明确表达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贬谪江州，还带来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传诵的长诗《琵琶行》。
贬居江州四个年头以后，元和十三年（818）冬天，白居易量移忠州刺史（实际赴任在翌年春天）。在忠州，白居易尽其所能，为州民营造了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他还写下《东坡种花》一诗，认为理政治民，犹如植树种花，应该顺遂花树的秉性，加以精心培育：“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其中所云“劝农均赋租”（即鼓励农业生产、平均而合理地分摊赋税）、“省事宽刑书”（即减省扰民举动、放宽刑罚尺度），不仅是白居易在忠州主政的实际经验，更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生动写照。
元和十五年（820）五月，白居易奉诏回朝，任尚书省刑部司门员外郎，从六品上，掌管天下各处门关事务，以及货物出入的税收，如《新唐书·百官志一》所云：“掌门关出入之籍及阑遗之物。”[20]年底，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主客郎中是尚书省吏部属官，从五品上，掌管前朝后裔、外国国王及少数民族首领朝见等事务。而知制诰则属于中书省，其职掌是为皇帝起草诏诰册命等文书，可以亲近皇帝，参与核心机要事宜，是难得的晋升之阶。半年之后，即长庆元年（821）夏天，又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下，穿上了绯色的官服。这时，白居易恰好是五十岁。他在诗中慨叹：“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初著绯戏赠元九》）“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西掖早秋直夜书意》）当年十月，升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百官志二》云：“（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这是极为亲近皇帝的清要之官，当时被视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百官莫比焉”[21]。一年之内，三迁其官，备受恩荣，可想而知。然而，白居易并不热衷于权位，他只是尽其职守，并时常以文会友，相互酬唱，自得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