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价值
全书共3个部分10个章节，介绍了张磊的个人历程、他所坚持的投资理念和方法以及他对价值投资者自我修养的思考，还介绍了他对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创业者、创业组织，以及对人才、教育、科学观的理解。书中包含大量珍贵资料，不仅有首次提出的7大高瓴公式，详细拆解的10多个投资案例，还有11张精致手绘彩插和19张珍贵照片。 高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的首部力作。张磊以乐观主义创业者的心态创立高瓴，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以长期主义和研究驱动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坚定地“重仓中国”，支持实体经济，助力产业创新。经过十五年的发展，高瓴不仅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更支持和参与了一批伟大企业的诞生和成长。 沉淀15年，张磊的投资思想首度全面公开。在这部百万读者翘首以盼的年度巨制中，张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投资和商业的全方位思考，第一次全面剖析了高瓴的投资体系和创新框架，也第一次倾情分享了他对工作和生活的个人体悟。 50+位国内外大咖罕见同框共同力荐。这本书得到了马化腾、王卫、王晓东、方洪波、巴曙松、左晖、冯仑、庄辰超、刘伟、刘芹、李开复、李革、李彦宏、李勇、邱国鹭、张轩松、张勇、张懿宸、陆奇、陈东升、陈邦、郁亮、罗秋平、季琦、周其仁、施一公、秦朔、钱颖一、梅志明、曹德旺、龚宇、董明珠、雷军等国内外大咖的联袂推荐。
投资中最简单的事
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从多年投资的自身经验出发，剖析了“便宜才是硬道理”“定价权是核心竞争力”“人弃我取，逆向投资”“投资应该数月亮，胜而后求战”等简单易行的投资原则，阐明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价值投资才是真正可学、可用、可掌握的”这一观点，分享了易于普通投资者学习、操作的投资方法。 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首次分享多年投资经验。邱国鹭具有20年基金业投资管理经验，曾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和投委会主席、普林瑟斯资本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合伙人、美国韦奇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等职，曾获评《中国基金报》英华奖之“中国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等多个奖项。 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作序推荐，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联袂推荐。
投资中不简单的事
投资理念和投资哲学都是简单的，但是实践中的情形却是千变万化的，充满各种噪音和干扰。简单的是理念本身，不简单的是如何在荆棘密布、陷阱重生的市场中执着地坚守、灵活地运用，这也是《投资中不简单的事》成书的初衷。 《投资中不简单的事》精选高毅资产基金经理内部交流实录，26篇重磅文章深度揭秘，20万字投资实录全新披露，全面展示基金经理面对人性的恐惧与贪婪、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真实想法与应对策略；揭示优质公司的成长路径和行业的内在发展规律，给出在中国坚守价值投资的实操性建议。 中国价值投资实践的启示录。26篇重磅文章深度揭秘，20万字投资实录全新披露，高毅资产“全明星团队”，亲授价值投资的实践与坚守。
牛奶可乐经济学
《牛奶可乐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我们在现实中司空见惯而又未注意到的现象，并通过这些事例和解释来加深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比如，为什么牛奶的盒子是方的，可乐的瓶子是圆的；为什么酒吧中不值钱的水要收费而花生米却免费；为什么女模特的收入高于男模特。 虽说很多人以为经济学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可它的基本原理简单又实际。根据具体事例理解这些原理，谁都能毫不费力地掌握它。本书收录的100多个事例是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在自己的经济学概论课上布置的书面作业，他要求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探讨亲身观察到的事件或人们行为模式中的有趣问题，并将之写成普通人一看就懂的500字短文。仔细阅读本书，将教会您用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工作，并在不同的环境下巧妙地应用经济学原理。 《牛奶可乐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我们在现实中司空见惯而又未注意到的现象，并通过这些事例和解释来加深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可以说是通俗经济学开山之作。 荣膺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倾情推荐。
牛奶可乐经济学3
经济学家到底能做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离你过于遥远，那我们不妨换个话题：经济学到底能做什么？罗伯特·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3》，实际上也是从特定的角度，试图给予一个解释。也许这本著作的观点不一定很深刻——事实上，全书用的都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非常基本的原理；然而，罗伯特·弗兰克的立场更客观、方法更独特。 《牛奶可乐经济学3》清楚阐明了一些指导个人和国家决策的基本原则，涵盖从医疗到税收，以及个人消费，并揭示了这些原则如何在经济、政策和个人生活方面发挥作用。 《牛奶可乐经济学3》的内容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话题，阅读此书，不仅能学到很多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更关键的是通过学习罗伯特·弗兰克用理论分析现实的思路，从而实现“非仅一鱼，更得一渔”的效果。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全程解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帆亲笔信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倾情推荐。
牛奶可乐经济学4
为什么父母不能自由选择孩子的入学时间？ 为什么法律不能禁止你的邻居晚上弹钢琴？ 航班超额售票时谁该多等一会儿？ 为什么鹿角不是进化得越大越好？ 为什么实行员工自治的企业没有繁荣起来？ 为什么穿更贵的西服去面试更有可能成功？ 超级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续篇，彻底改变你对对经济学的传统认知！ 创造性地带你从达尔文的视角看经济，突破无悔非理性！你知道吗？对特定个体有意义的行为可能会损害整个社会，而我们需要新的视角来了解经济竞争如何运行，打破关于竞争的种种神话！ 没有艰涩的数学公式，只有有趣的生活事例，一本适合所有人阅读的经济学入门书，为普通读者打开更多扇窗，为专业人士提供更多视角。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牛奶可乐经济学4》升级版，更逗趣、更有料、更充实、更深入，带你走入新奇有趣的经济学课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何帆倾情推荐！
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一部让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大跳踢踏舞的书。一部比尔·盖茨号召所有人逐字逐句精读的书。一部媲美《穷查理宝典》的巴菲特箴言录。 当巴菲特表示将要授权一部个人传记时，投资界人士几乎一致认为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的编辑卡萝尔·卢米斯是不二人选。这对“黄金搭档”的合作时间长达50年。 本书形式上以时间为线索，用巴菲特近10万的亲笔文字为轴，系统地剖析了通货膨胀、利率、企业利润、交易费用等要素对于股票投资的影响，厘清股票、股票指数期货、金融衍生品、债券、黄金等投资品种的优劣，提供了分析整个股市的完整框架。在这些体现思想精髓的文字之间，穿插多篇揭秘巴菲特重要投资事件的深度报道。深陷丑闻的美国运通、天赐良机的房地美、命悬一线的所罗门、猖狂一时的长期资本管理……它们完美地充当了诠释巴菲特投资哲学的实际案例。 全球投资界公认的解读巴菲特的必读书。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东方港湾董事长但斌 倾情推荐！ 持续盈利的投资思维框架。近10万字珍贵的巴菲特亲笔文稿全面集结，２０余篇深度揭秘巴菲特投资中里程碑事件内幕的文章，帮你重塑对投资市场的认知。
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阿什文• B. 查布拉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框架，把投资策略的重点从投资组合和市场转移到真正重要的个人目标上，比如防范意外的金融危机、支付教育或退休费用、资助慈善事业和创业。 在本书中，查布拉回答了为什么投资策略的主要焦点是目标，而不是市场，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创新的框架，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使我们的目标与投资策略一致，以及践行这一框架的7个步骤；简化了我们对主要资产类别的理解，为确定优先级和量化财务目标制定了简明的路线图，让我们走上更加自信和充实的财富自由之路。 这本书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哈里·马科维茨，投资经典《漫步华尔街》作者伯顿·马尔基尔等多位知名投资大咖联袂力荐！ 湛庐文化出品。
部分摘录：
人们时常过分迷恋过往。然而有时候，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来说，现状确实不胜往昔。比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人的收入都以每年近乎3%的速率迅速增长。那时，中产阶级充满经济活力，道路和桥梁都维护良好，每年还会大肆兴建新的基础设施。约翰·肯尼迪总统强烈号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令美国人欢欣鼓舞。那时，人们坚信，美国能够在登月竞赛中拔得头筹。那时的人们是乐观的。
然而好景不长。在政府干预的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增速极其缓慢，只有那些收入处于顶端的人才赚得盆钵满盈。美国大型公司高管的薪水在此期间增长了10倍，而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员工工资实际上却下降了，中产阶级大多负债累累。
在当时的美国，建设高速铁路系统、智能电网等紧缺基础设施的提案被一再搁置，已有的基础设施也因失修而日益破败。穷人和富人同样受颠簸的公路和危险的桥梁的困扰。供水和排水系统也频频出现故障。数不胜数的学校被废弃，许多美国人生活在因缺少维护而随时可能倒塌的水坝下。苏联削减了用于隔离未加妥善处理的核原料的开支。
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是在这些紧迫的问题面前，美国政府似乎不能有所作为，几乎陷于彻底瘫痪的境地。之所以会如此，通常是因为他们刻意忽视了支配人类行为的基本事实和逻辑。
对此，一个有力的佐证便是美国没能解决由2008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顽疾”。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萧条时期做出的解释：深陷泥潭的经济鲜能自行恢复。1他指出，消费者是不会带头刺激经济的，因为他们自己都还承受着债务的压力和失业的恐惧（如果还没失业的话）。投资者也不会带头刺激经济，因为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已经过剩。最后，凯恩斯推断，政府才是唯一既有能力又有动力刺激支出，从而提振就业的角色。
人们普遍失业的情形，就像飞机每天起飞时座位还都是空的，没有任何价值。毫无疑问，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避免这种浪费。然而经济刺激计划的批评者立即谴责政府支出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他们无视了那么多迫切需要关注的好项目。例如，根据内华达州交通局的数据，如果立即修复80号州际公路上一段16公里的破损路面，将会花费600万美元；但如果推迟至两年以后才进行修复，那时气候和交通使用会对路面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进行同样修复的花费将达到3 000万美元。2
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人员和设备都被空置。同时，伴随着全球市场的萧条，生产所需原料的价格异常低迷，为这些项目融资的利率也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这些本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完全不需要额外的经济刺激。然而，无知极大地限制了当时的政治对话，政府因此无法有所作为。
反对经济刺激的人以担忧财政赤字为由支持政府不作为，但赤字是长期问题。没有人觉得基础设施的维护可以被永久拖延下去，这件事情越早做就越节省，长期来看反而会减少赤字。赤字当然是必须应对的问题，但要在经济完全恢复之后再应对。
同样是带头打着担心财政赤字过高的旗号而反对额外经济刺激的这些人，却投票支持削减美国国家税务局的预算。可信的证据表明，美国国家税务局的预算每减少1美元，就会减少10美元税收，导致赤字净增加9美元！这样的政策竟然会被众议院批准，意味着美国政府正渐渐成为一个无知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由无知导致的政治瘫痪，使人们应对哪怕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都会受到阻碍。
同样是这些领导者，他们通过投票削减了对养育低龄儿童的低收入妇女的营养支持，削减数额超过了10亿美元，而且还减少了0.7亿美元的美国国家净水循环基金。这些计划原本不仅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也能杜绝日后代价高昂的问题。削减这些支出，只会增加未来的赤字，而不是减少赤字。
小布什总统针对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减税政策计划于2010年取消，这些人在反对取消减税政策时竟也忘记了他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忧。许多富裕的人已经拥有了一辈子无法享尽的财富，延长减税政策的期限几乎无法产生刺激经济的效果。因取消减税而增加的政府收入，可以用来支撑更加有效的刺激措施，若将其补贴给各州，可能会帮助缓解大量教师、警察和消防人员的失业问题。然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档访谈中不无嘲讽地表示：“在经济衰退期间增税可不是个好主意。”3
还有一个不那么紧迫但可能无比重要的问题：一直以来，针对全球变暖的消极科学预测不断增加，而美国政府对此的态度却是漠视，甚至是敌视。质疑气候变化的人通常合理化他们不作为的理由，那就是这些求变的呼声缺乏严谨的科学理论的支撑。但是，最杰出的科学家们也很快承认，他们的预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气温上升的幅度比预期要小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同样也可能更大，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根据给出的气温可能增加的范围及其增加的概率，“不确定性”就是政府理应采取行动的最有力依据。
例如，2009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知名的综合全球系统模型（Integrated Global Systems Model）做出预测，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有10%的可能会在2095年上升6.67摄氏度以上。4这种幅度的温度增加最终将意味着地球上生命的终结。简单的政策措施就可轻松化解这一威胁，如对二氧化碳排放课以重税。如果分阶段逐步施行这一措施，人们就可以慢慢适应，而不用承受痛苦的牺牲。
任何理性的政策举措都可以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掌控能源政策的议会领袖们甚至固执地否认问题的存在。富有经验的国会观察员表示，有意义的气候法案几乎不可能立即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在一个无知政权的领导之下，这样的立法在政治上显然是绝无可能的。
对片面的解释保持警惕 我们有必要对单一的解释保持警惕，然而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的重要性：在最近30年中，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共识在美国民众的头脑中已逐渐根深蒂固，那就是，“政府才是万恶之源”。美国自由主义者向来对政府滥用权力保持警觉，他们正是以上共识的核心宣扬者之一。尽管自由党历来人数较少，他们对公共话语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还在与日俱增。
自由党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为了散布“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这一信息所抛掷的巨额资金。比如，在《纽约客》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里，简·迈尔（Jane Mayer）发现，身为自由党的亿万富翁、科氏工业集团掌门人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向极右翼智库捐赠超过一亿美元，这些智库成员是茶党（Tea Party）和其他一些团体的组织者，这些团体的使命便是宣扬“政府才是问题所在”的信息。5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闻台尽管宣称公正无私，其实也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同样的信息。在此之前，该频道接受了支持右翼智库的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的巨额赞助。斯凯夫是《匹兹堡先驱评论报》（Pittsburgh Tribune-Review）的所有者，而且是梅隆家族财富的继承人。更早些时候，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把将近4 000万美元分发给保守派智库、媒体，以及高校中的经济和法律研究项目，用于散播“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自由市场才是解决之道”这一观念。
总体看来，这些投入收效显著，助长了刚开始兴起但无处不在的愤怒，使政府几乎不能有所作为。当然，自由党说对了一点，那就是令人困扰的政府浪费由来已久。诚然，人们感激自由党对于个人自由被侵害和公共资金被滥用的警惕。但是，仅仅因为政府有缺陷就意味着多数美国公民想要彻底废止一切公共政策吗？毕竟，市场也并不完美，何况有许多重要任务只有政府才适合执行。国防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明确和落实产权亦属政府职责。
每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都有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那些公民最为拥戴政府的国家中，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往往是最好的，腐败水平是最低的，人均收入也是最高的。相反，在那些政府最为弱势的国家，如索马里、海地或者苏丹，市场通常运作不良，人均收入极低，犯罪和暴力事件频发，公民们也认为自己的政府腐败无能。如果必须选择，多数美国人宁可住在新西兰也不愿住在海地。政府水平和影响力并非造成以上局面的唯一原因，却是重要的原因。
许多活动必须借助集体之力进行，这便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为这些活动付费。自由党和其他反政府激进分子常常谴责强制征税是偷窃行为，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仅依靠志愿捐赠就能正常运作。没有强制税收，就不会有政府。没有政府，就没有军队，没有军队的国家最终会被某些有军队的国家入侵。待尘埃落定之时，你就要被强制向那些国家的政府缴税。
如果我们只能生存在强制征税的政府之下，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创立一个能够运用我们的资金产生最大价值的政府。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该如何设置和监督政府机构，深入探讨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是自己想要的，以及如何为这些服务付费。然而目前为止，这些事情一件也没有进行。
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有着教育水平和生产力较高的劳动人口，在这样的国家中，一切不该如此。值得庆幸的是，要打破当前的僵局其实并非难事。这是因为造成当前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念的差异，而仅仅是对竞争机制的误解。
市场也会失灵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名副其实的开创性洞见。生产者迫切地改良产品设计并进行降低成本的创新活动，仅仅是为了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和利润。短期看来，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但是竞争企业会立即效仿创新行为，由此导致的竞争将迅速使价格降至更低的水平。斯密认为，消费者会成为所有这些变动的最终受益人。
斯密的许多当代追随者认为他提出了更为鲜明的主张，那就是市场总会借由个体的自利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斯密自己的阐述要谨慎得多。他写道：“追求利润的企业主只是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无论怎样，他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成原本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结果。对社会来说，不参与并不总是坏事。”6
斯密从未确信由“看不见的手”促成的结果在所有情形下都是好的。他的怀疑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写道：“哪怕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从事相同行业的人也很少聚在一起，他们交谈的结果往往是针对公众的共谋，或者抬高价格的办法。”7对斯密来说，神奇的是这些自利行为通常会导致对社会有益的结果。8
如斯密一样，现代的进步批评家倾向于将市场失灵归咎于抑制市场竞争的阴谋。但是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市场竞争要比现在更容易受到抑制。“看不见的手”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竞争过程本身的逻辑。
达尔文是最早清楚地发觉问题症结所在的人之一。他的核心洞见之一是，自然选择对某些行为和特征的偏好主要依赖于这些行为和特征对生物个体的影响，而不是对群体的影响。9他承认，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在有些时候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得到类似“看不见的手”造成的结果。举例来说，一只鹰的基因突变带来的更敏锐的视力可以增加这只鹰自身的利益，同时，这一突变在鹰群中的扩散使鹰这一物种更加成功。
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基因突变虽然对个体有所助益，但对群体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在内部斗争激烈的种群中，基因突变的这种影响是必然的。雄性动物体形大小的演变便是佐证。多数脊椎动物是一夫多妻制的，意味着一个雄性个体可以与多个雌性个体交配。对这些雄性个体来说，关键是获得交配资格，因为一些雄性个体获得多个配偶就意味着另一些雄性个体得不到配偶，无法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它们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因此，雄性会通过激烈的争斗来抢夺配偶也就不奇怪了。在这些争斗中，体形大小是很重要的，因此便有了进化的“军备竞争”，从而产生块头越来越大的雄性个体。
象海豹的演化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颇具启发性。10雄性象海豹的重量通常有将近2.7吨，是雌性象海豹重量的5倍多，相当于一辆林肯领航员越野车的重量。在交配季节，一对对成年雄性象海豹进行持续1小时的激烈斗争，直到一方落败，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爬走。获胜者会拥有对将近100只雌性象海豹近乎排他的交配权。但是，尽管块头比对手更大使雄性象海豹个体更容易在争夺配偶的斗争中获胜，身躯过于庞大却会明显阻碍雄性象海豹群体的生存，因为这使它们更易受到鲨鱼和其他捕食者的攻击。
如果雄性象海豹有机会通过投票决定每个个体的体重是否减半，它们有充足的理由投赞成票。因为，在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相对大小，而不是绝对大小，所以，对于特定的一对一的较量而言，这一改变并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却会降低每个雄性象海豹个体被鲨鱼捕食的风险。然而，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能让雄性象海豹进行这样的投票，每个雄性象海豹个体也不会单方面让体形变小，毕竟，体重比同类差太多的个体是永远无法与雌性进行交配的。
人类互相争夺奖励时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冲突。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11，借以说明这些冲突的实质。谢林发现，冰球运动员可以自由选择在冰场上是否要戴头盔，但他们总是不戴头盔，而如果可以对此进行投票选择，他们反而会支持制定规则要求他们戴头盔。这使谢林感到疑惑：如果头盔这么重要，他们直接戴上不就得了？为什么还需要制定规则呢？
谢林为了解决他的疑惑而进行了观察。他发现不戴头盔能带来一些竞争优势，可能是不戴头盔可以使运动员看或听得更清楚，也可能是不戴头盔使他们可以恐吓对手。获得竞争优势的吸引力胜过了不那么实际的利益，也就是降低受伤的概率，因此运动员们欣然接受了随之而来的额外风险。问题在于，当每个运动员都不戴头盔时，并没有人取得相对优势，所以才需要外在的规则。
正如谢林所阐明的，冰球运动员遇到的问题与信息不完全、缺乏自控力或者认知能力不足无关，这些缺陷往往成为政府干涉的依据。12显然，问题也不是由剥削或其他不完全竞争造成的。相反，这正是再平常不过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运动员们支持戴头盔的规定，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在比赛中确保他们的安全的途径。像在更衣室放一块牌子，提示大家戴头盔可以降低重伤风险这种简单的“助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他们需要的是强制性的规定。
自由主义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一规定剥夺了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又该如何应对呢？这种反对就类似于反对军备控制协议，因为这剥夺了协议签署方选择军备投入的权利。当然是这样，但是这就是协议的关键所在啊！处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中的各方，往往会意识到：只有约束他们各自的行动，才能实现想要的结果。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在他所著《论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只有在没有其他干涉性更低的办法来避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才可以限制个体的行动自由13。戴头盔的规则似乎是满足这一条件的。不戴头盔的运动员会给对手造成威胁，降低对方赢得比赛的可能性，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戴头盔的规则反而带来更大的伤害，就不会有人支持了。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并不涉及深刻的哲学原则。
回报取决于相对优势的情况会催生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例如，在达尔文学说中的军备竞赛里，造成个体与集体利益冲突的隔阂，同样可能解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工作场所中无法自行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传统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出发点基于这样的观察：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危险的工作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一是因为雇主节省了安装额外的安全设施的花费，因而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二是因为人们一般偏好安全，倾向于选择更安全的工作，除非做更危险的工作确实能赚得更多。根据“看不见的手”的一般原理，员工之所以会为了更高的工资收入而选择接受更低的安全保障，是因为额外的收入足以补偿安全性的降低。但是这一论述的前提是，对额外收入的价值衡量仅仅基于其所增加的绝对消费量。然而，如果一个员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他还可以获得其他收益。他当然可以增加绝对消费量，但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相对消费量也更多。
例如，多数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一些人可能为了支付更好的学区房的月供，接受薪水更高但更危险的工作。然而，其他员工也是这么想的，学校质量是一个内在的相对概念。因此，如果其他员工也通过牺牲安全来换取更高的工资，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哄抬了好学校附近的房价。最终，每个人的工作安全性都会降低，然而没有人可以实现自己最初甘愿牺牲安全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样，在军备竞赛中，当各方都大肆置办武器时，没有任何一方会比以往更加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可能更希望世界是一种人人都更加安全的状态，即便这意味着工资水平更低。但是，每个员工只能掌控自己的工作选择，而无法左右他人。如果一个员工选择了一份更加安全的工作，而其他人并没有这样选，那么这个员工将被迫把孩子送进差一点的学校。如果想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这些员工就必须联合行动。此时，轻微的助推仍旧不会有效果。仅仅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不采取某种行为，也不能消除促使个体这样做的动机。
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自由 我最初了解穆勒的思想是在高中时代，他在文章中写道，限制个体自由的唯一合理性在于避免对他人的伤害，对此我到现在都十分认同。尽管穆勒不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们却对他表示赞同，常常引用他的这一观点。14然而，那些对自由的合理约束，要远比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反政府激进分子预想的更多。
针对美国经济重回正轨所需要采取的政策，最激烈的反对意见来自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右派人士，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人的论点。不同于多数的左派批评人士，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自由主义者们对世界的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市场是竞争性的，人是理性的，政府在约束每个公民行动的自由之前必须充分证实约束的合理性。尽管每个假设都有待商榷，但即便人们全盘接受这些假设，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理论框架的致命缺陷在于一个本身毫无争议的论述，那就是在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中，表现的优劣取决于相对标准。比如说，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并不取决于他在绝对意义上的表现，而是取决于他在职业比赛中相对于其他选手的表现。回报取决于排名这一事实推翻了个体与集体利益一致的预设，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完全不受约束的市场体系的基础也随之瓦解。
并非只有反政府激进分子误解了市场交换的逻辑。许多进步思想家长久以来持有的观念也与这一逻辑存在冲突。尽管这些进步思想家指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弄错了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因此也常常搞错了应对这些缺陷的最佳途径。
例如，许多左派批评家把市场失灵归咎于不充分的竞争，但是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基本属性。如今市场的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却无益于缩小市场失灵的范围，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棘手的间接伤害 令我和自由主义的朋友很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是，什么会对他人构成危害。我们都认为政府对盗窃他人财产或向他人施以暴力等行为的限制是合理的，但真正棘手的是一些间接形式的伤害。
比如，尽管使用合成类固醇的短跑运动员甚至没有与离他最近的对手产生肢体接触，却使对手付出了巨大代价。对手可以选择不使用合成类固醇，并因此输掉比赛，从而使自己付出大量时间和努力却一无所获；这位对手也可以选择使用合成类固醇，恢复自己的竞争优势，由此招致严重的长期健康风险。无论做出哪种选择，最初使用合成类固醇的运动员都会给他造成相比于人身袭击或丢失自行车更重大的伤害。
然而，许多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依然坚持认为运动员有权选择是否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但是，为什么这项权利要凌驾于其他人避免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权利之上呢？仅仅因为伤害是间接的，这种伤害就可以打折扣了吗？
穆勒的伤害原则如果要保持一致性，就必须考虑间接形式的伤害。我对什么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的定义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太过宽泛，但是，即便是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也很难驳斥这一定义。就算自由主义者完全可以自由地同他人一起建立想要的任何类型的社会组织，他们也会选择同等对待直接伤害和间接伤害的社会。这有时会让人疑惑，因为相比于直接伤害，间接伤害通常更难以衡量。但是，有时直接伤害也是很难衡量的，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也不会有人质疑将直接伤害纳入考量。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有人对什么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进行了合理的定义，那么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监管机构就将与穆勒的伤害原则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也正是穆勒原则要求的。
只有抛弃错误认知才能解决问题 错误认知制约了政治讨论，这对解决重要问题形成了阻碍。如果我可以摒弃这些认知，许多问题就没有看上去那么棘手了。
例如，迅速增加的财政赤字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难以克服。仅凭削减支出并不能减少赤字。美国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选民们也不支持减少在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上的投入，人们必须同时增加额外收入。好消息是，这并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前提是美国国会愿意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税收制度。尽管茶党及类似群体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征税，但其实许多税收会让美国变得更富裕，而不会变得更贫穷。国家的发展更多依赖于这些税收。
对一项活动征税不仅能增加收入，同时也会抑制这项活动，税收抑制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基于此而产生。对于一些有用的活动来说，通常如此，这些活动是当前税收收入的首要来源。例如，工资税会抑制创造就业，所得税（也是一种储蓄税）会抑制投资。
当征税对象变成那些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活动时，情况正好相反。驶入拥挤的高速公路会延缓大家的行进，给他人造成上千美元的损失，但高速公路相比于其他道路节省的时间微乎其微。购买重型汽车会使他人面临风险，其实轻一些的车型照样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对有害活动征税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在筹集急需资金的同时，还可以抑制这些弊大于利的活动。
反政府分子明确地将这类税收指责为“社会工程”，试图“控制我们的行为，操纵我们的选择，以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15。例如，政府为了减轻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而征收汽油税，总会招致这种指责。
这样的抱怨是很空洞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社会工程。禁止杀人和偷窃的法律旨在控制人们的行为，操纵人们的选择，并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就是社会工程。同样还有噪声条例、速度限制，乃至停车标识和交通信号灯。社会工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工程，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无法接受的伤害。只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支持一个没有社会工程的世界。
如果彻底禁止有害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基于同样目的的税收不可以呢？事实上，在抑制这些有害行为的方法中，相比于法律和法规，税收的成本和强制性都更低。那是因为，税收对危害的抑制作用主要依赖于那些更容易改变行为的人们。
例如，如果政府对污染征税，那些能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污染排放的企业会抢先采取减污的举措，从而避免被征税。同样，如果政府按重量对汽车征税，那些更容易换成轻型汽车的人就会换一辆，其他人则会觉得缴纳税收更划算一些。
会对他人造成不当损害的行为还有很多。酗酒会增加其他人遭遇车祸的概率，吸烟会使他人患相关的疾病，排放二氧化碳会加剧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
对有害活动征收的每1美元税都会相应地减少对有益活动的征税。由此获得的资金不仅可以削减财政赤字，而且可以降低工资税。削减这部分税收可以刺激就业，使低收入家庭担负得起对有害活动新征的税。
当然，无论何时，都应尽量减少政府支出的浪费。国防支出和石油公司的补贴都没有受到预算削减的影响，同样还有臭名昭著的乙醇补贴项目。这类项目需要更仔细的审查。
我要再次强调，未经恰当考量的支出削减通常是弊大于利的。久久不对高速公路进行维护，实际上会增加未来的财政赤字，因为随着维护的不断延迟，成本会急速累加。
对危害性活动征税是削减支出、筹集必要的资金的最佳途径。只有认为人人都有权利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才会认为这侵犯了所有人的权益，因而反对征税。并且，由于这些税收会使国家的“经济蛋糕”变大，我们更不应以无法承受其代价为由而反对。
只有在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之后，才应分段征收这些新税。但是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税收最低的时期，如果当时的美国领导者仍坚持认为一切税收都是罪恶的，政府就不太有意愿征收新税。
这样转变税收政策可以增加人们的可支配资源。用不着任何牺牲，人们就可以创造绰绰有余的收益，从而消除政府债务，整修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基础设施。
这是一个大胆的观点。但是在本书中你将会看到，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人们已经熟知的逻辑和事实。简单来说，好消息是，每个能够清楚地了解并聪明地应对有害行为的社会，存在大量可供驱遣的闲置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