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 《形态 生态 业态—中国广播创新发展的多维审视》 从形态、生态与业态三个维度出发对中国广播创新发展进行学理审视。
2. 《道可道—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研究》 全书从网络与新媒体研究、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与分析，涵盖电视节目形态构成、传播裂变、意义经济、媒介平台、社会化传播等。
3. 《观照世界的二十面镜子—当代艺术形态与观念解读》 本书选取的艺术家涵盖观念艺术、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街头艺术、摄影艺术、新绘画主义等不同时期的多个样式与流派，对当今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报刊史的底色—近代中国新闻界与社会》 本书重点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新闻记者群体，探究新闻界结社、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和维护职业公益等组织行为，展现近代中国新兴职业群体的社会生长历程及其与国家政权的相互制约关系。
5. 《日本流行文化中的中国经典巨著—《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在日本流行文化中的改编创作历史源远流长，本书将重点以日本流行文化的代表——漫画文化为核心展开考察，从脱离中国本土的认知与漫画创作多元化这两个角度出发，考量这两部作品在日本漫画文化中经历的改变与变异。
6. 《再访传统—中国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 本书从媒介逻辑、移动哲学、全球传播以及个案研究四个层面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传播景观与策略。
7. 《生态与修辞—符号意义论》 本书以基本的符号意义机制为起点，论及符号的指示性，并对文化的“标出性”概念做出了系统的分析讨论，进而在深层次上探寻文化符号与生物符号的互动关系。
8. 《媒介文化论》 本书主要包括媒介文化理论、媒介与文化认同、媒介与政治传播、电视文化批判、新媒介与亚文化、媒介时代的性别图景等内容，涵盖不同媒介形式的观察与分析。
9. 《道可道—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研究》 本书研究领域比较广，并有不少理论创新，内容涵盖新闻学研究、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学研究等领域，为广大新闻传播学关注者、爱好者等提供了交流和探讨的平台。
10. 《简约图像的文化张力—对中国漫画的观察与思考》 本书收录作者研究中国漫画的诸多文章及近百幅漫画作品，涵盖对中国漫画史的探寻与求索，对当下新闻漫画发展现状的观察与分析，以及对其间重要的漫画作品和漫画作家的研究与思考。
12. 《媒介平台与传播效果—实证研究取向》 本书精选作者近十年来在新闻与传播各领域的定量研究成果，研究范围涵盖新闻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采用问卷调查、实验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系统性地收集、分析数据，并从中研究传播的效果与趋势。
13. 《话语 叙事 伦理—当代广告与网络传播的审思和批判》 本书以“话语—叙事—伦理”为线索，探讨广告话语的内在机制和符号逻辑，进行广告话语的叙事分析和文化批判，同时对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并提出建议。
14. 《触摸传媒脉搏—2008—2018年传媒事件透视》 2008年至2018年，是中国传媒业融合转型的重要时期。本书以年份为纲，对其间重要的传媒事件进行回顾与评析，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作者以多年媒体从业者及学界研究者的双面视角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对未来传媒行业发展的方向发挥较具价值的引导作用。
15. 《流行文化研究—方法与个案》 本书从媒介传播的视角出发，聚焦和剖析当下的流行文化现象。就范式而言均为实证研究，集合了作者这些年在流行文化领域的实证探索，主要包括文本分析、民族志、焦点小组、视觉修辞批评、批判性话语分析、问卷调查和产业分析。将原本不同的研究结集起来，形成合力，既是对方法的实践与反思，也折射出传播学科的范式争论与路径选择。
16. 《数字时代的场景传播》 本书以多视角、多方法分析数字时代场景传播的现状与特点、用户消费行为模式及其发展趋势，通过“从用户区分到场景区隔”“场景视域下的数字营销”“面向未来的数字户外场景”和“‘后真相时代’的舆情传播”四部分，阐述了数字时代场景传播的变化、场景视角下数字营销的应用、户外LED的场景应用以及数字场景下舆情传播的特点与原因。
17. 《网络社会治理研究—前沿与挑战》 本书从网络传播技术、网络新闻传播、网络舆论生态、网络社交媒体、全球网络空间五个领域，深度审视、剖析了网络社会治理的前沿话题和主要挑战，思考了人工智能、算法、云计算、区块链、社交媒体等新技术、新应用对理论和实践产生的影响，力图为读者呈现当前网络社会治理的知识地图概貌。
18. 《传媒现象思考》 本书第一部分探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价值追求、伦理道德以及舆论监督；第二部分论述媒体融合与转型发展，媒体话语体系构建，以及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特别是对平台、渠道、内容、资源整合等内容给予了充分思考；第三部分关注新媒体时代传媒学生培养的观念转型与育人模式创新，论述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处理好实践与理论提升的关系，并以报业集团为例阐释传媒人才的培育体系建设。
19. 《社交媒体时代口语传播的交互性研究》 本书以社交媒体时代口语传播的交互性为基本问题，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观察、体验对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口语传播实践形态进行梳理，图文并茂，论述深入，对提升社交媒体用户的沟通能力、建构社交媒体用户的多维社会身份、建立社会公共空间新型连接方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 《亲和性假说—区域人格影响健康的大数据分析》 本研究首次提出“人格与环境亲和性假说”，并在区域层面予以实证检验。
21. 《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 本书对CMMB、TD-SCDMA、HTML5等新媒体技术标准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深度访谈，探寻对新媒体技术标准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影响过程，并讨论如何合理有效促进新媒体技术标准形成与扩散的策略与建议。
22. 《泛内容变现—未来传媒商业模式探研》 本书在回顾中国传媒业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总结了纸媒当下面临的困境和发展机遇，最后从经验和学理两个维度对传媒未来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和展望。
23. 《融媒时代的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现状与趋势》 本书着眼于进入融媒时代的21世纪以来，播音主持领域的现状与趋势。
部分摘录：
换改革开放30年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是广播媒介新闻改革的核心部分。其从单一走向多样、从板滞走向灵动，表明广播新闻改革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后，逐步回归到了媒介本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对广播媒介的要求；它与广播自身的媒介特性、传播规律息息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广播媒介在传播观念、技术手段方面的大胆革新。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在阐释广播节目形态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改革开放30年来广播新闻节目形态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基本特征中，探索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广播节目形态的理论阐释
一般说来，形态是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节目形态是节目的形式、结构和样态，它是节目的存在方式，是节目内容的基本载体，是对各类节目要素综合加工之后呈现于受众之前的物化产品样式。当然，由于广播节目是借助声音符号诉诸听众的听觉器官的，声音符号是听众收听广播节目时唯一可感知的对象，而声音符号是无法用视觉可见的形状或表现来界定的，因而与报纸、电视不同，广播节目形态不单单是指广播节目的形状或表现。作为广播节目最基本的构成元素，不同的声音符号根据某种传播需要，遵循某种内在规律或规则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广播节目最基本的结构模式。“这套规律决定着结构的性质和结构各部分的性质，这些规律在结构之内赋予各组成部分的属性要比这些组成部分在结构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1]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节目形态可以理解为广播节目的存在方式和结构模式。或者说，节目形态是整体的概念，是基本框架，声音元素是材料，声音元素经过排列组合，形成框架；而框架一旦成形，成为一种固定的结构模式，声音元素就必须根据某种传播需要，遵循某种内在规律或规则，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有序的排列组合。
节目形态不同于节目类型，因为节目类型指的是具有相同特征的节目所形成的种类。对于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广播节目来说，不同的划分标准能够将那些具有相同特征的节目归入不同的类型，所以，任何一种分类标准都存在不同节目形态交叉、重叠的现象。表面看来，按照具有结构性质的体裁标准对广播节目进行分类，似乎与节目形态较为接近，但仍然难以避免不同节目形态重叠、交叉的现象，因为“结构不是静态的。支配结构的规律活动着，从而使结构不仅形成结构，而且还起构成作用”[2]。事实也是如此。如今的广播节目的构成元素从一种形态转换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现象比较普遍。用皮亚杰关于结构的“自我调节概念”理论来审视节目形态，同样会发现，节目形态并不是通过参照节目内容的模式来建构特定的节目，而是根据自身的内在规律或规则来建构特定的节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一种节目形态可以服务各种各样的节目内容。诚如学者李幸所言，“形态不仅规范了一大批节目，装进了一大堆内容，而且可以到处流动”[3]。
节目形态不同于节目样式，因为节目样式是为展示节目内容服务的。不过，节目样式势必会受到节目形态系统内部具有支配作用的内在规律或规则的制约。也就是说，在节目内容的作用下，节目样式可以变化多端，但节目样式是无法超越特定节目形态的规范和制约的。因此，节目形态不等于节目样式，节目形态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节目中流动着，并在流动中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
二、广播新闻节目形态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延安窑洞里走来的人民广播起初是缺乏节目形态概念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胡乔木提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节目形态问题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受技术和设备等因素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7年时间里，广播虽播出过一些符合自身特性的新闻节目，但仍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报纸有声版”的形态格局；所以，新闻节目一直是以广播消息、新闻专题、广播评论这三种形态占据主流。而在“文革”十年中，17年来积累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创新，广播才真正步入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回顾30年来的改革历程，广播新闻节目形态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辨。
1．从“自己走路”到“扬独家之优势”：解说加音响逐渐定型为广播新闻节目最基本的结构模式
新闻节目音响化是广播媒介特性的基本要求。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提“自己走路”的方针。此后的1983年3、4月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指导方针。因此，广播在确立新闻主体地位的同时，努力通过节目形态的变革来“自己走路”和“扬独家之优势”。于是，音响元素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录音新闻、现场报道等节目的样式比过去有所增加。中央电台记者采制的现场报道《胡耀邦总书记瞻仰周总理诗碑》和《朱建华再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在当时较有影响，这表明广播消息的形式逐步朝多样化方向拓展。与此同时，为了全面、深刻地反映和解读改革开放后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新闻专题成了最佳选择。新闻通讯、新闻访谈、新闻特写等体裁的专题节目纷纷与听众见面。不过，虽然许多新闻专题篇幅较长，板滞厚重，但是音响元素同样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以录音通讯、录音特写、录音访谈等体裁形式采制的专题节目时常会出现在广播中。例如，为了宣传雷雨顺的先进事迹，中央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在一个半月时间里，播发消息、通讯、录音报道、录音讲话、听众来信、评论16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4]。
广播评论节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广播特色，但是一味地移植和借用报纸评论的结构模式必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90年代初期，在电视媒体的强力冲击下，广播评论的听众欣赏指数逐渐下滑，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电台1994年10月1日开办的一档全新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纵横》改变了广播评论的尴尬处境。《新闻纵横》将舆论监督摆在突出位置，依托最新的新闻事件、社会现象，就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采访，以音响素材为依据，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评述发表记者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解疑释惑、引导舆论的目的。在这里，音响元素成了广播评论增加现场感和真实性的有效手段，深受听众的喜爱。随后，各地方电台纷纷效仿，开办了诸如《新闻追踪》《新闻瞭望》《时事观察》等类似节目。
2．走自己的路：以主持人、大版块、直播化为标志的“珠江模式”横空出世
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广播加强了对广东的覆盖，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多家电台激烈竞争的局面。与广东广播不同的是，香港广播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吸引了珠三角地区的大量听众。一时间，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香港广播的声音，广东广播的收听率迅速下降。这一状况让广东广播的决策者寝食不安。在他们看来，广播再像过去那样过分倚重报纸媒体，以训导者的姿态向听众作灌输式的宣传是无法实现应有的传播效果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广东广播的决策者本着“听众是广播的主人”的传播观念，在认真分析广播的媒介特性和传播规律，借鉴境外电台尤其是香港电台传播经验以及深刻反思过去几十年传播模式的基础上，利用广播传输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合理对接，搭建直播化的播出平台，于1986年12月15日推出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简称“珠江经济台”）。其主持人、大版块、直播化的播出方式开创了引领中国广播全面改革的“珠江模式”。
主持人的出现为广播谈话类节目提供了前提性的条件，因为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更多地借鉴人际传播方式，用平等的态度、商讨的口吻、柔和的语调、亲切的语气与听众谈心，为听众服务。因此，“珠江模式”问世以后，各种各样的广播谈话类节目开始与听众见面。其中，对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或令人关注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进行讨论则成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任务。新闻谈话类节目的运行方式各不相同：有两位主持人通过对话方式对某一新闻话题交流意见的；有通过电话连线嘉宾就某一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的；有众多听众围绕某个问题通过热线参与发表意见的；有邀请嘉宾到直播室与主持人交流，并通过热线电话与场外听众互动对话的。其中，广东电台的《今日热线》和上海电台的《市民与社会》在广播界影响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新闻谈话类节目的面世，新闻专题节目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新闻通讯、新闻特写和新闻访谈，同样的新闻事实，谈话类节目可以以专题的形式对其进行解读与评说。广播评论也不再局限于本台评论、本台评论员文章、广播谈话、记者述评、短评、编后话等形式，同样的社会问题，谈话类节目可以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发表议论，阐明观点。因此，谈话类节目的问世使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
“大版块”在珠江经济台成功推出以后，各地电台纷纷效仿，开办了各具特色的版块节目。其中，有大版块，也有小版块，大版块中还可以套小版块。就新闻版块节目而言，各个小的栏目虽然在内容与形式上呈综合性、多样性特征，但是在主持人的“耦合”[5]作用下，其不同的功能共同作用于节目整体，进而体现节目整体的表现功能与社会功能。中央电台的《午间半小时》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闻版块节目。由此可见，“珠江模式”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广播“不仅学会了自己走路，而且开始走自己的路”[6]了。
3．超越与突破：现场直播向多元融合的特别直播延伸
如果说传统的实况广播只是新闻现场的原生态呈现，形式单一，缺少创意，那么勃兴于90年代后期的现场直播就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重大的新闻事件。现场直播不再局限于新闻事件的一个地点，而是可以多点异地同步进行；不再局限于新闻现场单一的实况转播，而是除了新闻实况之外还有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专家述评，乃至与该事件有关的来自异地的新闻报道和新闻插播等诸多内容。节目中既有前方记者的现场采访，又有后方直播室里的嘉宾解读；还有直播室里的主持人的串联、引导与协调。他们所担负的角色因功能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目的明确、目标一致，就是将某一重大的新闻事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准确、完整、全面地同步报道出去。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央电台对香港回归进行了7场直播。其中，长达7小时的《百年长梦今宵圆》就采用上述方式，在新闻实效、报道深度、音乐烘托等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在现场直播节目中，实况广播依然处于主体地位，它是整个节目的核心；新闻专题、谈话类节目、多点连线报道等节目形态也时有出现，但是它们已经作为节目的构成元素在主持人的牵引和串联之下融入整体的节目之中。换句话说，它们只是作为实现传播效果的一种手段出现，已丧失了独立的节目形态地位。
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电视、报纸媒体的强势挤兑，再加上网络新媒体和移动新媒体等的勃兴，更让弱势的广播感到竞争的压力，但同时手机短信、网络直播帖的介入也使得广播传受双方有了更广阔的互动空间。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听众，为广播在逆境中创造生存与发展机会，国家广电总局将2003年定为“广播发展年”，有力地推动了广播新闻的改革。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央电台的特别直播节目《海湾零距离》征服了亿万听众。2004年1月1日，中央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的成功推出，则标志着中国广播新闻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由于现场直播在报道新闻事件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所以其报道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重大的活动和重要的会议，而是将视野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05年1月4日，中央电台中国之声《直播中国》节目的开播则将现场直播这一传播方式带入日常播出的固定栏目之中，只是因为多数题材缺少重大新闻事件所拥有的现场盛况，所以少了实况转播的内容，与现场直播有一定的距离。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现场直播开始成为常态的节目品种了，这就是目前随处可见的特别直播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