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世界各地有很多著名的华人聚居地，它们既反映了中华文化对外国人的强烈吸引力，也投射出外国对中国人的普遍刻板印象。横滨中华街就是这样一个华人社区，它像民族“飞地”一般扎根在这个港口城市，挑战着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华人在横滨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可以让我们解析历史情境中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洞察民族主义的构建和中日文化的底蕴。 《倭五王：日本的王位继承与五世纪的东亚》 倭五王指《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赞、珍、济、兴、武五位倭国王。在邪马台国与中国断交150年后，五王在五世纪初重新向中国派遣了使者。当时东亚各国之间纷争不断，倭国也卷入其中。河内春人从中国史料出发，解读了倭国向中国遣使朝贡的意图和时代背景，展现了当时倭国国内不稳定的王权与文化氛围，分析了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日本天皇的对应关系，描绘了五世纪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青年井上靖：诗与战争》 井上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的日本文坛领袖，也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敦煌》《楼兰》《天平之甍》等中国题材的小说脍炙人口。井上靖的青年时代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横行之际，他把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脉动都写进了诗篇，但他始终坚持诗歌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宫崎润一以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追寻井上靖年轻时的人生轨迹，分析了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诗歌，明确了井上文学的散文性和旁观者视角这两大特点的来源，为重新评估井上靖的文学地位提供了有益视角。 《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进入14世纪，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随着蒙古帝国的式微，出现了大范围的骚乱。本书对蒙古帝国衰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勾勒了14世纪60年代东北亚各方势力，即帝国皇室、高丽王室、中原地方武装和叛军首脑在跌宕起伏、暗潮汹涌的风云中此消彼长的变迁过程。
部分摘录：
利益平衡 对庞大的蒙古帝国而言，在皇室宗族、蒙古贵族和地方精英之间保持利益平衡，是永远需要面对的挑战。元朝常常面对来自成吉思汗封地的蒙古诸王对其权威和权力的挑战。诸王希望保留草原社会的自治传统，不满元朝皇帝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做法。在忽必烈的改革过程中，诸王和皇帝之间冲突不断。其间，海都复兴窝阔台世系，并宣称要用武力实现中亚自治。从13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海都成为元朝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可怕的军事政治威胁之一。[98]
由于要应对来自西方的困扰，忽必烈无暇顾及东道诸王制造的麻烦。在辽东地区，聚居着众多蒙古诸王和贵族。朝廷如果放任这些蒙古精英，那么后者或者残酷压榨地方上的汉人、女真人和高丽人，或者与其首领相互勾结，缔结同盟。但朝廷如果对其严加管控的话，又可能让他们与朝廷疏离，而他们的忠心和支持对蒙古政权的维系又是至关重要的。1274年忽必烈在接到奏报后派廉希宪（1231—1280）赴上都任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廉希宪是忽必烈最敬重的元老政治家之一。[99]忽必烈在廉希宪赴任前对他说：“辽西辽霫（辽东）户不下数万，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镇，体朕此意。”然而，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根本无法抗衡蒙古诸王，蒙古诸王根本不把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廉希宪虽然深得忽必烈信任，又是朝廷的资深幕僚，比起其他官员，声望更高、影响更大，但是派廉希宪也不过是权宜之计。诸王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和过去一样，剑拔弩张。
13世纪80年代中叶，忽必烈接连收到奏报，称东道诸王的头目乃颜（别里古台直系）伺机叛乱。1287年农历二月，忽必烈派名将伯颜到乃颜营地探查动静。伯颜的回奏证实了皇帝的担忧。随后，忽必烈立即剥夺了乃颜的封地统治权。两个月之后，乃颜走上了公开反叛的道路。
几十年的政治阅历让忽必烈的触觉异常敏锐，他迅速做出回应，并最终以绝对优势镇压了这次叛乱。他先是派官员到北京等处宣慰司下令，凡乃颜部民禁止往来和骑马、携带弓和箭。接着，又派伯颜前往哈拉和林（中文为“和林”）与草原诸王结成统一战线，以防乃颜和海都联手。与此同时，他为了分化东道诸王内部的乃颜支持力量，劝宗王纳牙（别里古台世系的另一成员）搬到大都居住。最后，年已古稀的忽必烈集结蒙古骑兵和汉人步兵组成的军队，带着一身的疾病（痛风、风湿、肥胖症等），从上都出发，亲征乃颜。由于忽必烈年事已高，他不得不乘坐“象舆”。“象舆”，是在几头大象的背上搭建的大战车。
就这样，在蒙古东部、满洲北部的广袤大地，一场厮杀即将展开。乃颜在被赶出主营后，本打算外逃，但没想到很快就被生擒。考虑到乃颜的皇族身份，忽必烈下令，以不流血的方式处死他，保留其全尸。乃颜被绑进毛毡，死在蒙古马蹄的踩踏之下。[100]忽必烈为了纪念此次出征大捷，敕令在收缴的战利品银锭上镌刻了两个汉字——“辽东”。[101]
不过，乃颜的主要部下哈丹却仍逃脱在外。几年来，哈丹辗转于辽东大部分地区，北至黑龙江省境内，东至女真地区和高丽境内，与元军展开了多次难解难分的战斗。由于哈丹的声望不像海都或乃颜那么高，加之也没有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忽必烈没有亲自出征讨伐。[102]此时，忠烈王主动请缨，讨伐哈丹。当时，哈丹的入侵对高丽北方大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忠烈王不得不疏散京城的大部分居民，并迁都江华岛。另外，忠烈王还向忽必烈请求，派军援助高丽。[103]蒙古出兵三万援助高丽。至1291年哈丹死前，元朝对帝国东北部地区控制的无能充分暴露出来。
忽必烈试图恢复地区秩序的努力，反映了蒙古治下的东北亚局势之复杂。1288年末，忽必烈重设辽阳等处尚书省，以加强控制辽东。另外，他还任命洪君祥等效忠蒙古的高丽将领出任辽东行省高官。1290年，可能是为了争取高丽的支持，忽必烈正式废除了高丽西北面军事行政中心——东宁府。当时，东宁府隶属于元朝皇帝。[104]这样，忽必烈授予高丽国王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权威。[105]作为回报，元朝也希望高丽出兵参加在辽东、建州一带进行的战斗，甚至希望高丽派兵参加镇压海都叛乱的战斗。[106]忽必烈态度强硬地命令高丽为其提供十万担粮食，以弥补镇压乃颜叛乱造成的辽东粮食匮乏。[107]经过慎重考虑，忽必烈决定保留乃颜家族的土地和特权。[108]毕竟，元朝需要整个蒙古贵族的效忠，即便大都遭到个别贵族的攻击。[109]为了平衡高丽国王、地方蒙古贵族、辽东的高丽部民首领和元朝中央朝廷之间的利益，为了恢复帝国东北部地区的秩序，忽必烈可谓煞费苦心！
在14世纪，蒙古朝廷和辽东地区诸王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出现公开的军事冲突。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辽东行省的地方控制。不过，中央政府仍觉得有必要定期派特使巡视辽东，协助辽东官员，以防蒙古诸王过分剥削地方百姓，进而造成土地抛荒，甚至举兵反叛。[110]朝廷也希望辽东保证向大都上缴贡赋。同时，朝廷也意识到有必要“回报诸王使其安心”。[111]换言之，蒙古朝廷需要在以中央为核心的地方行政机构和蒙古诸王之间继续保持利益平衡。
14世纪，辽东地区的蒙古诸王继续在帝国广阔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1328年8月中旬，也孙铁木儿大汗（即泰定帝）驾崩，他的法定继承人阿速吉八（也孙铁木儿之子）在上都夏宫即位。但此时大都正在酝酿一场惊天的大阴谋——在海山之子和世（妥懽帖睦尔之父，当时被流放到中亚）和图帖睦尔（当时在中原南部观望）之间挑选一位大汗。这样，在两个集团之间，爆发了“元朝汗位继承史上最血腥、最毁灭性的冲突”[112]，这场冲突通常被称为“两都之战”。
保皇党在获悉大都沦陷后，几乎倾尽所有的军事资源从四面八方向首都以南进攻。他们计划，首先击溃守卫大都的主要军事要塞，然后全方位攻打首都。但在如期集结部队并包围大都之前，复辟军在雄心勃勃的钦察人燕铁木儿的带领下多次打败了包括辽东人在内的保皇党。[113]如果不是东蒙主帅和诸王统领守卫的上都猝不及防地遭到突袭，这场战争还会继续打下去。[114]
值得注意的是，辽东地区和蒙古高原东部地区的蒙古诸王和重臣全部卷入了“两都之战”的两大对立阵营。[115]与其他宗王和蒙古贵族相比，东道诸王并不见得更传统或更保守。“两都之战”没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一场出于个人和家族利益而展开的政治联盟和武装斗争。在这场战争中，永平郡（位于辽东和首都之间）的大部分地区惨遭浩劫。据《元史》记载，“永平当天历（1328—1329）兵革之余，野无居民。”[116]
燕铁木儿在危机过后开始对其政敌大范围肃清，处死了一百多位蒙古贵族，没收了他们的家产。元朝为了加强对东道诸王的控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1329年设立都督府，由燕铁木儿总领。[117]燕铁木儿意识到，对于蒙古诸王封地上的反叛官员来说，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宗王而不是朝廷，于是他肃清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人，[118]“以辽阳省蒙古高丽肇州三万户将校从逆，举兵犯京畿，拘其符印制敕。”[119]关于第二个措施的具体内容，细节不详。据《元史》记载，在辽阳行省，既没有蒙古万户，也没有高丽万户。比较接近的内容，可能就是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120]是否所有的军官都被革职？如果是，由谁来替换？对此，我们并不清楚。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朝鲜半岛的文献记载中，我们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法令。但这一法令也确实表明，在14世纪中叶以后，辽东地区的利益集团仍然对朝廷的政治产生影响。缔结联盟的需要，使他们无视“蒙古”“高丽”这样的标签。
除了蒙古诸王之外，畏兀儿大臣、洪氏家族和高丽臣民也在辽阳行政管理机构出任官职，尽管官阶不高。在14世纪初恢复科举制度之前，高丽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主要是借由接近大汗而进入仕途。韩永（1285—1336）通往辽东的主要仕途，始于帝国的怯薛。他的父亲是高丽名门之后，曾经作为质子前往忽必烈朝。韩永在大都出生，长大后没有随父返回高丽，而是一直留在大都。
1303年，18岁的韩永担任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怯薛。[121]近二十年，他历任蒙古朝廷的各种官职，其中包括在敏感的兵部任职。1320年，他赴任位于辽东西南地区的大宁路锦州府。两年后，他从大宁调至高州。据一篇汉文行状的记载，韩永“熟谙锦州高州两地风土人情”。至于他为何熟谙这两地的风土人情，或者这两地的风土人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高丽文献中也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情况。如果说有什么原因的话，可能是韩永过去与这里有什么渊源。不过，这个行状倒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罕见的关于地方社会的描述。下面是关于高州的描述：
高古奚契丹地，屡经兵战，民物荡然，边夷杂种所聚，无耕蚕产，常以剽窃为事，公知其然，克自检束，务以德化而诚感之，苟为奸宄不悛者，痛绳以法。[122]
显然，韩永在锦州和高州的政绩非常耀眼，但接下来，他在辽东懿州的仕途就显得极为平淡。懿州，是辽东重镇，后来成为辽阳行省治所。尽管韩永仕途平平，但他仍在中原西部地区的官衙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123]不过，韩永开创了这样重要的先例，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高丽人出任辽东地区的官职，甚至还有人在韩永曾经赴任的地方任职。
再后来，有些人踏上了通往辽东、为帝国效力的另一条仕途。对高丽文人而言，至高的荣耀莫过于在元朝科举考试及第，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获此殊荣，并在中原地区、高丽和辽东出任行政官员。1321年，崔瀣（1287—1340）通过元朝科举考试，出任辽阳路盖州副判官。崔瀣可能是认为到盖州这样的穷乡僻壤履新有失他的身份，所以在任职五个月后就托词抱恙返回了高丽。[124]
三年后（1324年），安轴（1287—1348）通过元朝考试，与崔瀣一样，出任盖州副判官。我们不清楚，安轴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多长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辽东履新时，参与了大都和高丽的政治活动。安轴曾去信忠肃王表示安慰之情。当时，忠肃王在大都被羁押。安轴还上书元朝皇帝，希望朝廷为忠肃王在大都安置合适的居所。对于身陷囹圄的忠肃王而言，安轴的来信和上书皇帝是莫大的安慰。后来，忠肃王为了回报安轴的忠心，在高丽的行政机构为他安排了更高级别的官职。[125]可见，安轴在元朝的辽东行政机构任职期间，不仅参与了在大都有关高丽的政治活动，而且还在高丽官僚体系兼任官职。
1345年，安辅（安轴之弟）通过元朝科举考试，[126]后来出任照磨兼承发架阁库。[127]安辅认为，出任这个事务性的低级官职对他而言是大材小用，但接到任命而不赴任也不恭不敬，所以只好前去赴任，“既受命，不供职是不恭也。照磨惟收掌文书，无他务，吾当赴省。”据说，安辅的出众才干给他的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给他特殊的礼遇。安辅在辽阳待了一段时间后，就以回国尽孝、赡养双亲为由，弃官返回高丽。[128]
忠肃王时期，赵廉（1290—1343）通过元朝考试，出任更高级别的官职——辽阳等路总管知府。[129]1342年，李仁复（1308—1374）通过元朝科举考试后出任大宁路锦州府副判官。二十多年前，韩永曾出任这一官职。[130]李仁复似乎没有离开大都前往锦州履新。他想通过向皇帝进献礼物，打通仕途的关节。后来，李仁复凭借良好的政治人脉成为高丽恭愍王朝的大人物，他曾以高丽国王特使的身份出使元朝。
著名的学者型官员李毂（1298—1351）也通过了元朝科举考试，他在元朝拥有广泛的影响。李毂认为，蒙古帝国为他提供了遑论出身就可以获得晋升的好机会。在14世纪中期，他为两位高丽籍廉访写了一首诗（具体年代不明）：“声教无南北[131]，遭逢有易难。圣朝来万国，佳士出三韩。”[132]
事实上，对于出仕元朝的高丽文人而言，李毂的描述不仅不具普遍性意义（另见揭傒斯对洪氏家族的描写），而且也与蒙古在辽东地区的人事政策不相符合。在14世纪通过元朝科举考试的十几名高丽文人中，至少有5位曾在辽东的行政机构出任官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并不满意这些官职，认为自己是被大材小用。不过，蒙古朝廷可能认为，高丽人特别适合出仕辽东地区。13世纪末、14世纪初，洪氏家族出任辽阳行省最高长官。洪氏家族出任辽阳行省最高长官，始于13世纪30年代，且持续了一个世纪。蒙古朝廷利用洪氏家族这位高丽盟友来监管辽东地区的高丽移民，虽然这是一个例外，但至少说明，在14世纪50年代的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洪氏家族等高丽人占据一席之地。[133]
在13、14世纪的辽阳行政机构，蒙古人、高丽人、汉人和畏兀儿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这样，军事机构和众多战役把诸多族群统合到帝国大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