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企鹅欧洲史·古代中世纪卷（1-3）》包括： ·《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 ·《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 ·《中世纪盛期的欧洲》 从西方文明的起源，展示今日欧洲的雏形。欧洲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地中海漫长的海岸线上，古希腊的城邦文明、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次递成为欧洲的主宰者。 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毁于蛮族之手。此后的欧洲，经历了蛮族横行的几个世纪，法兰克人、维京人、哥特人、罗斯人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势力。统治者们对罗马帝国依然怀念，在相互的征伐中不断尝试着重建帝国的荣光，同时也需要抵挡东方新兴的伊斯兰文明的挑战。 10-14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段缓慢而稳定的繁荣期。虽然发生了几次十字军东征，教皇和诸位国王争斗不休，但总体来讲，这时的欧洲城镇涌现、人口增长、古典文化复兴、基督教文明也日趋成熟。直到14世纪的战乱、黑死病和饥荒打破了这一平静。
《企鹅欧洲史·近现代卷（5-8））》包括：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追逐荣耀：1648—1815》 ·《竞逐权力：1815—1914》 ·《地狱之行：1914—1949》 讲述了欧洲如何走出中世纪，并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16世纪，基督教的精神权威被打破，欧洲陷入激烈的宗教冲突与战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发现了新科学，发现了新世界，也重新发现了欧洲自身。 随后，欧洲开始步入现代化。启蒙时代，涌现了众多奠基性的科学家、思想家。新旧制度、不同思想的冲突交锋日益激烈，在法国大革命时达到高潮。 到了19世纪，欧洲发生重大的工业和政治变革，成为世界格局绝对的主导力量。欧洲列强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殖民霸权统治。 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从文明的巅峰跌落下来。欧洲的自负，让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苦难。不过，欧洲与世界还是从中挣扎走出，带着伤痕与希望继续前行。
部分摘录：
爱琴海地区，米诺斯人、迈锡尼人和特洛伊人： 约公元前1750年—前1100年 让我们从特洛伊城和特洛伊战争开始说起，由于据说是荷马创作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在欧洲历史上十分有名。根据这两部史诗，这场战争由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引起，因为他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王后海伦。《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武士阿喀琉斯对特洛伊的愤怒，《奥德赛》讲述的是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回故乡伊萨基岛途中的冒险故事。我们知道，这两部史诗的内容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在古代及以后，这些故事和后来对特洛伊战争的记忆十分重要。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都从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事件中追根溯源，可以说它标志着欧洲历史的开端。在考察特洛伊战争对后来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时期。
1822年，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生于今天的德国北部，他起初接受的是古典教育，后来转去经商，通过从事各种商业冒险活动来赚钱，也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他后来声称父亲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激励了他，在8岁时，他就立志有朝一日要对特洛伊遗址进行挖掘。这些说法可能是谢里曼为使自己更具传奇色彩而虚构的，不过在40岁左右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能够四处游历。1868年，46岁的谢里曼到了希腊和土耳其。次年，他出版了《伊萨基、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Ithaka, the Peloponnese and Troy）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距离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不远的希萨利克（Hisarlık），这和当时盛行的，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珀纳尔巴舍（Pınarbaşı）附近的观点背道而驰。他的观点部分建立在英国考古学家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的成果之上，在此前的5年里，卡尔弗特一直在那里开展挖掘工作。谢里曼决定亲自动手，1871年，在卡尔弗特的帮助下，他开始了后来让他声名远播的挖掘工作。谢里曼的挖掘方法很原始，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是如此，因为他一下子把九层全给挖了，包括最靠近底部的那一层（从底层往上数的第二层），他认为这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即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的城邦。他还被指控伪造证据，至少是在记录挖掘发现时很不严谨。但是在1875年，他就此出了一本书，即《特洛伊及其遗迹》（Troy and her Ruins），并且又几次回来，继续从事挖掘。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他的挖掘工作和著作成功确立了希萨利克作为特洛伊遗址的地位。谢里曼还对荷马史诗中出现的其他地点进行了挖掘：1876年，他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即阿伽门农的故乡，他还去了位于希腊西北部的伊萨基岛，他认为奥德修斯的宫殿就在此处。
虽然谢里曼的观点和证据有严重的缺陷，但是他做出了两项伟大的成就。首先是在年代方面。在19世纪早期，大部分西欧人认为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历史依据，只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受过教育的人依然相信《创世记》里的说法应当照字面意思理解。17世纪时，大主教厄谢尔（Ussher）认定创世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他的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公元前5世纪之前爱琴海地区复杂社会的存在。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种创世时间如此之晚的观点了，没有人类的过去世界被追溯到了无数个千年之前。现在已经证实，“智人”大约出现于13万年之前，而我们更加遥远的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大约出现于250万年前。到了19世纪中期，地质学家认为世界的历史比这还要悠久很多。谢里曼确凿地表明，爱琴海地区有一个重要的“史前”阶段，那是一个至少长达千年之久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定居点，有大规模遗迹，并且这些定居点之间有长距离的联系。谢里曼的第二个成就有更强的技术性。他意识到仅仅有遗迹并不足以确定这些新发现的时间段，而陶器不仅能够长期保留，而且不同时代的陶器会有不同的质地、形状和图案，因此可以用来准确地判断相对年代。按照相对年代排序的陶器至今依然是考古年代学的基础。
另外一个影响了我们现在对早期爱琴海文明看法的伟大人物是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1851—1941）爵士，他对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遗址进行了挖掘。谢里曼受到了荷马史诗的驱动，而埃文斯则是为了寻找早期的书写形式。阿瑟·埃文斯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牛津大学获得近现代史专业学位之后，他到北欧和东欧广泛游历。1877年，他成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巴尔干记者。次年，他娶玛格丽特·弗里曼为妻，婚后在达尔马提亚沿海的拉古萨（Ragusa，现在的杜布罗夫尼克）定居。1883年，他去了希腊，在那里遇到了谢里曼，了解到他在迈锡尼几个遗址的挖掘工作。1884年，埃文斯成为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馆长，上任之初，他宣布自己的目标就是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古典时期之前，收集并展示更多种类的古代遗迹。
1894年，埃文斯第一次到达克里特岛。在为阿什莫林博物馆收集刻有文字的石头和印章的过程中，他对爱琴海地区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兴趣。他拜访了克诺索斯遗址，向当地的克里特考古委员会提出他想买下这块土地，亲自进行挖掘，希望能够在此发现早期文字的新证据。克诺索斯有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早在1739年，英国旅行者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就已经看到为数不多的遗迹。1878年，来自附近城市伊拉克利翁（Herakleion）的麦诺斯·卡罗卡莱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在此挖了几条沟，认为这就是传说中古老的迷宫，即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住处，后来这里被确认为宫殿的西翼。谢里曼也想在克诺索斯进行挖掘，他已经从克里特的土耳其当局获得挖掘许可，但是在经济赔偿的问题上却没能和土地所有人谈妥。
使埃文斯无法开始在克诺索斯挖掘的则是克里特的政治局势。克里特人当时为争取独立正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作战。1898年，土耳其人离开克里特岛，自治的克里特新政府成立。到了1900年初，埃文斯已经获得了克诺索斯遗址的挖掘许可，从3月23日开始启动挖掘工作。此时，他已经从到手的文物中意识到史前克里特的文化和迈锡尼文化是不同的，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很大，甚至到了前者可称为“非希腊”文化的程度。于是，他借用欧罗巴和宙斯的儿子、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名字，用它来指代早期的克里特文明。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发现证实了他的看法。被他称为米诺斯宫殿的华美建筑，色彩亮丽的壁画和陶器，刻有后来被称为线形文字B的泥板，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从1900年到1905年，挖掘工作持续了5年之久，挖掘成果被发表在1921年至1936年出版的精美六卷本《米诺斯宫殿》（The Palace of Minos）中。
现在要想批评埃文斯很容易，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的确犯了错误。关于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系，先是米诺斯文明在爱琴海地区占主导地位，后来迈锡尼文明在克里特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他永远不会接受的。在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复建的过程中，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当然有些复建是必要的，尤其是他发现的是多层结构，要考虑到进一步挖掘和游客的安全。虽然如此，埃文斯依然是克里特史前考古的重要人物，既因为他的远见卓识，也因为他将自己的工作成果带入公众的视野。1941年，他误以为德国入侵者已经毁坏了克诺索斯遗址，伤心离世，而实际上德国人对其精心保护。克诺索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在整个欧洲牢牢确立。
克诺索斯和克里特的其他地方都属于所谓的第二宫殿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本书就从这一时期开始讲起。在经历了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早期的长期繁荣之后，到了大约公元前1430年，克里特岛上的很多地方遭到武力破坏。在这一时期，最早的迈锡尼人从希腊本土来到克里特。如果将迈锡尼人的到来看作是对克里特的直接征服，未免过于简单化，新来者并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而是和米诺斯人精英进行融合与合作。在公元前1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4世纪，克诺索斯成为岛上的主要行政中心，希腊语成为新的行政用语。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的迈锡尼文明继续繁荣发展，到了公元前1100年，也就是本章所涵盖的最后阶段，在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宫殿式组织形式就不再发挥作用了，社会和政治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第二宫殿时期，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克诺索斯，但是到了公元前11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爱琴海地区分崩离析。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文明的重要性。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宫殿国家位于一个广大区域的西部外围，那个区域里的近东国家实力强得多，也成熟得多。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近东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是南部的埃及王国。经过一段中间期（前1795—前1540），中王国（前2116—前1795）被新王国（前1550—前1070）所取代。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很稳定，和南部的努比亚（Nubia，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之间有稳固的边界。在中间期，埃及受到外来的希克索斯人（Hyksos）的统治。这一时期的埃及与外界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统治者对整个国家的控制非常弱。公元前1550年前后，希克索斯人被驱赶出去，新王国建立，埃及被重新统一，疆域南至努比亚，东北到巴勒斯坦附近，两地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 200千米。
此时，近东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互相竞争的国家。在篡权的希克索斯王朝统治埃及的动荡时期里，小亚细亚中部（今天的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公元前1590年前后开始，经过三代人的时间，城市发展已经降到了1 500年中的最低水平。人类社会被分解为不安全的小定居点，没有或者很少有更广泛的组织。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在这种权力真空中出现了三个相对稳定的主要国家。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喀西特人（Kassites）成功占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巴比伦尼亚，这个长寿的王朝统治这一区域长达400年。在上美索不达米亚，到了公元前1400年，亚述王国已经形成。亚述本来是以阿舒尔城（Ashur，面积约为50公顷）为中心的一个小国，逐渐发展为近东的超级大国。亚述人侵犯其南部的喀西特王国，并向北部和西部大肆扩张。在其疆域最大时，南北距离长达700千米。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古老的赫梯王国东山再起，以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北部的巨大首都哈图萨（Hattusa，今天的博阿兹柯伊附近）为中心，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从公元前142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00年。在此期间，哈图萨城的面积扩大到180公顷，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城内有宫殿建筑群，还有专门的宗教区域，至少有30座神庙。赫梯统治者从这里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中部，到公元前1220年前后，他们已经支配了广大的区域，西到爱琴海沿岸，东部和亚述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部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接壤，东西和南北的距离皆有1 000千米左右。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下半叶，赫梯帝国是近东地区的主要国家，和爱琴海地区有活跃的外交关系。
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后半期，这些伟大的近东帝国拥有许多看似很现代的机构。埃及、巴比伦和亚述都是从中心进行统治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埃及在过去的1 500年一直是一个领土国家，但是在巴比伦和亚述，以前独立的城邦失去了自主权，成为疆域更广的新国家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赫梯王国更多是建立在附属王公的忠诚之上，而不是靠对附庸城邦的大规模兼并。通过援引历史先例、建构王朝谱系，占统治地位的王朝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些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相互间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例如，现存有350封信件的副本，记录着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前1353—前1335年在位）与埃及之外的统治者之间的联系，这些就是所谓的亚马拿泥板书信（Amarna Letters）。其中大部分是阿肯那顿写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附庸国的信件，但还有大约40封是他和其他被视为地位平等的统治者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大国王”（Great Kings）之间以兄弟相称，其中包括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统治者，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埃及需要这些国家的帮助。在必要时，外交事务还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便精确而详细地阐明它们的边界。各国内部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国王是国家的主要象征，是一切事务的核心。人民需要服务于国王，向他提供捐税（比如牲畜、谷物或白银）和劳役（参与公共工程或服兵役）。在亚述王国，法律管控着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法律明确规定通奸的妻子及其情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从而建立起一个控制私人仇杀的公共框架。相较于这些近东的先进国家，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和米诺斯宫殿社会显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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