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清帝国》 清王朝乃四千多年的中华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集大成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增井经夫为我们详细描绘了最后的中华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间的繁荣与没落，解析了近代中国的起点。《大清帝国》是日本清史学习和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绝好的清史入门手册。 《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 雄壮威严的中国皇帝之皇城——紫禁城，是由蒙古人始建，并经满族人之手才得以保存至今的。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合二为一造就了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哺育了汉文化与汉人的两河流域——“支那”是如何将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周边地区统一起来的？14世纪后半叶元朝的北徙与明朝的崛起，直至19世纪初清朝的盛极而衰，亚洲激荡的450年尽在本书之中。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本书为讲谈社学术文库·中国史系列的一种，由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先生撰写，主要是对秦汉帝国的历史事实进行简明扼要的叙述和简要评论，作者在秦汉史领域功力深厚，著述等身，这部著作因此而成为一部“大家小书”，也是“深入浅出”式的经典。西嶋定生以其“东亚册封体制”理论受到东亚史学界的极高尊敬，而这部《秦汉帝国》则让读者看到他另外一种史学境界。 《蒙古帝国的兴亡（全2册）》 蒙古时代历史的研究是一项具有相当古老传统和积淀的领域。近些年来，特别是在日本，新的潮流不断兴起。所谓“新潮流”，就是让东方的汉文史料和西方的波斯语史料双剑合璧，跨越多语种史料的壁垒，从人类的统一视角来眺望当时跨越东西范围的整个“时代”的研究角度。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于此前关于蒙古帝国和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本书尽量吸收了这些最近的研究成果，也直截了当地叙述了专业论文里不会提到的一些事实。 《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进入14世纪，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随着蒙古帝国的式微，出现了大范围的骚乱。本书对蒙古帝国衰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勾勒了14世纪60年代东北亚各方势力，即帝国皇室、高丽王室、中原地方武装和叛军首脑在跌宕起伏、暗潮汹涌的风云中此消彼长的变迁过程。
部分摘录：
少数民族的统治
汉族人以自己吸收、同化其他民族的能力之强而感到自豪。这或许也可以说，他们很难被同化到别的民族中去。这成为汉族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但少数移民被当地人同化，实为随处可见之事，入关后的满族人之所以在二百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全部被汉化，可以说是一种为实现统治而主动为之的同化，与之相比，拒绝汉化的蒙古族的统治不满百年。所谓以汉人为主的社会融合其他民族的能力特别强，并非其本质如此，而是由于不时需要如此强调而已。
这个世界上混杂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的语言、习惯等都千差万别，或彼此对抗，或相互融合，循环往复，而这种现象最为显著的地方是西亚地区。在此，能够看到不同民族间接触与冲突、统治与被统治的所有缩影，很难认定哪个民族宽容、哪个民族冷酷。这类似于两个人的相遇，可以说，双方的关系变化几乎是由相遇之时的实力对比、相遇之前的利害关系等左右的。当某一民族率军大举进攻另一民族之时，则进攻方统治对方的意图明显，伴随着掠夺、杀戮，充满了压制与傲慢。与其说此种行为缘于一种民族性，不如说会因时而异，从渐次积累起来的经验来看，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强力压制逐渐缓和的现象也并非一定与民族性的转向有关。历史与现今原本并无二致，就局部来看，相似剧目还在不时地上演着。
除战时外，少数民族统治的水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中国历史上曾反反复复出现过少数民族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情况，从匈奴到鲜卑，从契丹到女真，再从蒙古到满族，时代距今越近，其统治区域越广，其渗透力越强，这仅用军事实力变强来加以说明是行不通的。当时，在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内地的汉族人社会中，实际上也内含着可使少数民族统治扩大的因素，汉族人在民族间的相互习惯、融合方面也付出了心血。
虽说满族人之统治中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算高明的，但经过二百五十年，入关前的满族人却悄然无踪了。满族投入了汉族的怀抱，双方相互融合了。
对外关系
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该条约确认了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对等地位，设定了两国的国境，是当时中国初次认可在朝贡体制以外，也存在与自己地位对等的国家的标志，这一点已广为人知。该条约缔结之前，清政府一直认为世界都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尚未有往来之地的住民未及皇恩，皆属蛮夷。不仅是《尼布楚条约》缔结之前如此，这种意识其后同样表现得甚为强烈，招致了外国的反感，所以人们说这是清朝继承了古代帝国的大中华意识。看似如此，但其实在很久之前的汉代，人们便将远在西方的罗马叫作“大秦”，知道当时西方有与自己类似的大国存在。当大国意识为自信确证之时，它与不安相伴之时的表现、反应是不同的。缔结《尼布楚条约》之际，清朝处于勃兴时期，其大国意识的反应是主动与俄国缔约，至后来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屈服于英国，并与之签下《南京条约》之时，其大国意识的表现则是想把自己封闭起来。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的对外关系一蹶不振，以致各列强都开始议论是否该对中国实施分割统治。究其原因，人们都认为是因为那井底之蛙般的大中华思想：在这种认为世界皆应处于自己统治之下的中华帝国，抑或说天下国家的虚妄的大中华思想下，清政府难以正视现实，令自己表现出一种极尽妄自尊大、极尽寡闻无知的形象。
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自认为本族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倾向。这种自豪感或表现为一种“选民思想”，认为本族是被神所选定的民族，或表现为一种“神州思想”，以为本国是神的国度。由于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思想支柱，所以我们与其单就大中华思想责备个没完，莫如说其原因还是在于那个时代。晚清时期所持有的那种令其对外姿态固化的诸般情势和民族自信就是大中华思想，其原因亦应被归结于当年的那种迫在眉睫的境况。在汹涌而来的近代化浪潮中，当年的溺水者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也只有大中华思想了。
都说中国人古来就是谙熟政治的民族，思想在现实中的推行、有计划的生活的维系，皆与政治有着一定的关系。可若说是不是所有的政治模式都在中国人的历史中被尝试过了呢？实则不然，事实上只是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为羽翼的政权组织在变，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尽管已经习惯了权谋术数，能很快顺应大势，但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同一类型的政治模式中，所以虽看似是谙熟政治的达人，但当他们需要应对其他类型的政治时，也同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一样非常幼稚。回顾当时的情况，中国在外交原则上时而“远交近攻”，时而“以柔克刚”，时而“一以贯之”，等等，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同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不过，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个人能力会凸显出来，重要人物可以发挥类似转折点的重要作用，这同样也是各国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