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旋入灵魂的磁场》为作者多年评论合集，关注的领域既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歌流派，也包括对当代几位重要作家如阿城、张承志、叶兆言、张炜的作品，同时，作者对当代文化尤其是海派文化的生态有独到而深刻的思考。 《销魂者考》共收录15篇文章，主要聚焦于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和作品，话题涉及“潘晓”讨论、刘震云小说中小人物对历史的承担、卫慧小说的历史隐喻功能等等。同时，也有对于相关学术著作的评论，如对于蔡翔《革命/叙述》和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的评论。这些文章显示了很强的哲学气质，作者往往从文学出发，抵达更为抽象的文学观乃至世界观，试图以文学的思考来回答有关审美、他者、正义等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 《竭尽全力的轻盈》收录了作者在近几年撰写的多篇文章。文集所讨论的作家、文本大多具有一定分量，对近年重要的文学类新书和引起文坛关注的作者多有触及。文章分为5辑：辑1，“文学的千分之一”，谈论的是文学作品和文学史书写本身，所评论的对象包括林达、骆以军、张大春、毕飞宇等当下知名作者，和文学史上更为经典的萧红、台静农等作家；辑2，“作为复数的生活”，谈文人、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和杂文、随笔，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时代、人生与自然；辑3，“纸上的爱”，讨论文学中的爱和温情；辑4，“跟着自己的心写作”，评论的是苏珊·桑塔格、埃科、伊坂幸太郎等外国作家及其作品；辑5“亦新亦旧”里都是诗论，话题涉及诗歌写作的技艺、诗歌翻译的得失、具体诗人和作品的评论。 《写在文学史边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门积累、考订史料的学问吗？眼下的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但以我私心而论，比较偏爱的是那些通过对文学史的阅读而能激发起与当下文学现状甚至切身生活对话的著作，在传统与当代的不断沟通、互释和重新梳理中，可以建立起文学史叙述的途径。第一辑探讨语言中的现代精神和实感经验；第二辑是一组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论文章，第三辑则向前辈学者和经典著作致敬。 《感受即命名》这部评论集广涉中外文坛艺坛，谈书论画。“如是观”聚焦近年作家作品；“横截面”收录个性化表达的书评；“真画者”则尽显作者杰出的视觉教养。 《珀金斯的帽子》“珀金斯的帽子，作为一个来自生活的被文本和电影固化之后的细节，在我心里变成了一种象征，孤独的、退后的，却又是坚定的。从生活的真实到文本的真实，中间就隔着珀金斯的这顶帽子。”在这本评论集中，作者从成长小说、新校园小说、科幻小说、官场小说等不同类型的多部作品入手，结合社会变迁与个人经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写作者与批评者进行了多维度的评析。 《自我的踪迹》“在上一本书《反讽者说》里，我透过‘反讽’这种美学形式，最终还是聚焦于‘自我’的虚无感。而这本书，延续《反讽者说》，汇聚了最近一两年对于‘自我’历史性的研究，试图通过对于当代文学的形式/精神分析，捕捉大河奔流的‘改革’四十年来‘自我’的踪迹。”在《自我的踪迹》中，前两章集中于探讨“自我”如何诞生、如何管控；后两章讨论“自我”如何被征用，是否还有突破的可能。 《先锋之刃》是由文学先锋性这一主题延伸出的一系列文章，主要形式是作者木叶与八十年代以来的重要作家、批评家的对话，夹杂两篇作者个人的书评。第一辑中的对话者是八十年代的先锋派，如莫言、余华、格非等；第二辑的对话者是批评家、诗人，如吴亮、韩东、程永新；第三辑的对话者是青年作家阿乙、李浩，最后一篇是木叶与十二位青年作家的集体对谈，讨论新世纪先锋文学的方向与价值。本书的对话录包括许多位当代重要作家的文学观点、创作观点和文学趣味，口语化的风格浅近易读，也尽可能保留了作家鲜活的语气与个性，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手资料，也是普通读者了解当代文学的好窗口。由于木叶的发问多与先锋文学相关，这些对话录也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当代老中青年作家以及作者自己对文学的先锋性的看法。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是项静针对当代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文集，也是她的第三本评论文集。书中收录的21篇文章大部分在2014—2016年间完成并发表，集中展现了她近年来在文学上的思考成果。书中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散文随笔形式的作家论，二是偏向历史与乡土写作的宏观层面评论。其中多数文章都是以某一具体作家作品为切入口，如路内、格非、张嘉佳、王安忆、林白、于一爽等，进而就相关话题展开的横向思考；也有从宏观问题出发对某一作家群体的集合讨论，如80后作家群体、非虚构写作者、新媒体写作等。 《追随巨大的灵魂》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城市”为题，探讨文学如何书写城市，并展开与之相关的文化研究，包括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的书写、金宇澄与吴亮对上海的书写等，同时也探讨更宏观的文学写作与城市现代性的问题；第二部分以“她们”为题，主要是对女性性别意识、女性作家、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第三部分以“人民”为题，探究关于社会普通民众的“底层文学”，也有对现实主义写作等问题的探讨。此外，作者对上海的文学与文化也给予了一种特别的关注和思考。 《驯养生活》小说除了一个个看起来落入俗套的故事，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才会让我不致在阅读的中途废而不观？“这些人心的微澜，尘世的琐细，因为未经成见的提炼，不虚浮，不张致，细细密密地显现在人物的行为之中，自然地流淌于整个生活不绝的长流，因而有一种与生活本身的活力相生相长的郁勃之气，小说便显得生气灌注，元气淋漓。”这部评论集既聚焦成熟作家，也探讨年轻作家，呈现作者广泛的阅读涉猎和极富深度的个人理解。
部分摘录：
简论四十年代九叶诗派创作
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诗坛，有九位年轻诗人辛迪、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经常在进步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发表忧时伤世、反映国统区人民生活和战斗的诗篇，着力开拓新诗表现社会人生的智慧风采。在他们各自的诗作与诗论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流派特色，他们既坚持了新诗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一贯主张，又力求使人民心志与个人情感的抒写相互沟通；他们继承民族诗歌（包括新诗本身）的优良传统，借鉴西方现代诗艺，探索现代诗的中国道路，因而对新诗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贡献。然而这批诗人饱经沧桑，直到1981年秋，才得以用《九叶集》的书名结集出版他们有代表性的诗作。现在人们就把他们这个诗派称为九叶诗派了。
一
由于高标人性自由解放的西方文化强劲突入，“五四”以后的文学青年获得了抗衡封建文灾的思想武器，并开始以新文学作为自己摆脱民族灾难的精神力量，宣泄强烈的人生与社会的欲求。在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并存着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基本影响和与之同步的现代主义文化的渗透，但是他们又不能摒除民族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精神哺育，因此他们的艺术追求不能显得复杂多样而富有个性。以新诗发展而言，就有一部分缘于这样的文化接受背景的文学青年，不满于当时现实主义诗潮在前进中出现的一些弊病，而企图通过对现代诗艺的探索来担负起艺术的时代责任。初期象征诗派、新月派、现代派等的相继出现，就构成了新诗史上现代诗探索的发展系列。
九叶诗人的创作历程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在前辈诗人的直接熏染下，他们从抒写儿女哀怨般的人生感怀，走向确立自己的创作个性。他们的诗作常常突出地表现现代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中的焦虑、苦闷和渴求，以及对人生社会的哲理沉思，在思想倾向上往往与充满激情的斗争现实相游离。但九叶诗人作为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又不可能抛弃其忧时伤世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他们坚持对现代诗艺的不懈探求，又不愿冷漠地对待人民的苦难命运，这种思想矛盾是历史给这些探求者安排下的文学命运，它使诗人们的创作历程不能不呈现出明显的变动特点。
在早期创作中，九叶诗人由于各自思想认识和生活视野的局限，表现出与激烈的时代生活的某种隔膜，只是社会环境的压抑才使他们不能不在艺术追求中寻找某种精神的依托。如陈敬容的《窗》、郑敏的《寂寞》等诗作既深感郁闷失落，又苦心于“向一片动荡的水/去照我思想的影子”（《映照》陈敬容），独步在星辰下吟怀人生。这些都是诗人在特定的现实环境中的哀怨、空虚乃至颓唐的反映。
当然，深重的民族苦难也会使九叶诗人颠沛离乱，但更加猛烈地震动他们的还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撞击和冲突。这样，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反映就更多地表现为注重自我挖掘和深省，力图保持自觉个性的独立完足。这种企图超越现实的意图，使他们在创作上显示出了自然主义的倾向。为了超越现实，必须使自身进入一个“吸收了过去和未来于当前”的永恒的时间（即自然）中去，理解时间存在的“同一”，使“外界事物中的快乐和力量与我们息息相通，而且与我们合为一体”[1]。女诗人郑敏受到里尔克、歌德和前辈诗人冯至质朴自然的诗风熏陶，她的诗便兼具静思冥想宇宙人生的哲人风采。她说：“我希望能走入人物的世界，静观其所含的深意……理解客观世界的真义和隐藏在静中的动。”[2]她善于潜入内心沉思默想，不少诗里较难发见时代和历史的背影，而像里尔克一样挖掘事物的潜在内涵，从自然本身透彻出质朴的感情和生活的真谛。因此，她被称为一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这自然也表征了诗人对时代现实的主观超脱。
在郑敏的诗里，交融着里尔克式的现代人感受和一代浪漫宗师质朴冲淡、富有灵性的感兴与沉思。将这种现象放大到诗派的整体来看，正表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化接受背景。他们多半受过大学文科教育，外来文化素养的深湛使之在不断遭受到现实苦闷和理想的幻灭以后，就把自己禁锢于孤高自守的天地中，乃至不自觉地为西方文化所染指。这种影响与青年诗人的现实体验相结合，便产生出《寂寞》（郑敏）、《陌生的我》（陈敬容）一类作品。
在穆旦的诗中，体现了更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与超越哲学同现代意识的杂陈。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主义的现代知识分子，穆旦对现实社会日益失望不满，由于对人生理想的失败深感悲痛，他就转向对生命的自然和真正的自我的渴求。因此，他企图冲出一般时空的樊篱，把宇宙自然认作生命所在，“把历史‘还原’为自然”，“用自然的精神来统一历史”，以为“在人类的历史里的死亡也就是在自然的历史里的新生”。[3]穆旦写道：“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森林之魅》）他试图以感觉与肉体思想一切，写出心灵对自然的直觉把握，达到灵肉一体，浑朴自然，在自然里使自我生命得以延展生存。在它看来，这样就完成了在战争动乱下摆脱人世矛盾的精神超越。
穆旦竭力把不断对立抗争着的双重自我——自然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统一起来，以求得自我的完善，在超脱时代的自然境界（如《森林之魅》）中固持个性的独立。他勇于冷酷尖锐地自剖：“生命永远诱惑着我们/在苦难里，渴寻安乐的陷阱”，“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这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自谴自责的精神传统，又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弃绝时世物欲的侵蚀，无法置身于社会与现实隔绝的世界。处于这种深刻矛盾之中的穆旦，虽然也浸润着艾略特他们对于人生社会悲观无望的怀疑态度，诗里行间折射出迷惘挣扎的心里阴影，但诗人表现的主观动摇同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整个文化传统的沦丧有着本质的差异。他的精神痛苦在于“确定”自身的人生哲学与理想信念的艰难，而不是“确定”的无望。这或许就是使穆旦“没有虚妄的伤感，只有更深的坚忍”的内驱力，即对民族文化中生生不息的人生热忱、社会道义和精神韧力的承续。各种文化传统在穆旦身上构成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在九叶诗人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当时的现代知识阶层中，也足以显示出它的典型意义。
因此，穆旦作为受难者同时也是勇敢的献身者，把深挚的爱献给了同样经受着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对民族命运进行着独特的思考。他写道：“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诗人已经意识到劳动人民尽管背负着“说不尽的灾难”，却是重新振兴我们民族命运真正伟大的力量。然而，他仍然痛苦于“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其他的九叶诗人同样如此，既赞美他们坚忍不屈的民族精神，又哀叹他们世代不幸的历史命运；既寄托着深厚的同情，又流露出特有的悲悯与哀痛。譬如郑敏的《人力车夫》称道人力车夫是“这古老土地的坚忍的化身”，进而也揭露了他们“在这痛哭的世界上奔跑”乃是“科学的耻辱”，显然诗人高喊着的“反省”，不过是祈求人们为车夫饥饿的双足“踏出一条坦途”来；杜运燮的《草鞋兵》也只是悲叹：“你苦难的中国农民，负着已腐烂的古传统/在历史加速的脚步下无声死亡，挣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九叶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深度。他们富于正义感，敢于讥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对劳动者悲惨命运的同情。但是，他们也时常显示出批判现实的软弱无力以及对于劳动阶层的思想隔膜，他们的同情是出于思想感情的息息相通和深刻理解，不是由于充分认识到人民深沉的斗争力量。“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却顾影自怜地抚摸着自己的忧郁”[4]，这样的自我抒怀，当然不可能向时代的激流有力地迈进。
九叶诗人曾经钦敬同时代的七月诗派果敢进击的战斗品性，赞扬他们为时代而放歌的自觉精神[5]。然而，他们自己的笔锋却并不太多地触及现实社会，他们对黑暗的现状往往是痛苦的愤懑多于尖锐的抨击，总是陷于一种苦闷焦灼的矛盾心理，诚如陈敬容的《瞩望》所写：“永远追赶，在追赶中迷离”，她的“折叠起灰翅膀伫望”的《鸽》更是出色地刻画了现代知识分子处于历史转换关头那种“看地上足迹，看自己影子”的踟蹰感。面对紧追的社会问题，九叶诗人的思考有时较难显出明朗坚实的自我拚争，踌躇矜持的特点渗透在作品内里，与对新诗艺术的执着探求相比照，构成了九叶诗派创作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唯其如此，才显示出他们的创作所独具的历史价值与美学魅力。
九叶诗人在前期创作中虽然也曾力图使自己转向直面抗战现实，但主要不在于鼓励斗争，而是抒发苦难人们自我吟怀、渴望光明的心情。即使如《时代与死》（郑敏）、《渡河者》（陈敬容）等诗，表达了诗人为寻求光明理想而不惜牺牲的情怀，也仅仅是体现着朦胧的渴求。尽管如此，他们的创作在当时的诗坛已显示出绚丽深沉的独特标格。
二
随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到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个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九叶诗派开始真正向社会现实的切近乃至突入。
正像李健吾所说：“活在这个变动的大时代，任你如何飘逸……你逃不脱它的笼罩。”[6]在时代激流的冲击下，人民现实争斗的激励，加上同时代现实主义诗潮的优势地位，诸如七月诗派的创作，这种“时代激情是冲击波”的催迫，九叶诗派终于逐渐开始在时代交响中宣示自己的抨击与抗争。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创作主张的渐次转变上。例如，由部分九叶诗人作为主要编者和撰稿人的《诗创造》认为勇于面对现实固然很有意义，但“鼓声”和“号角”与真切的“呻吟”和“低唱”是应该共存的。到《诗创造》一年总结时他们决定以最大篇幅刊登强烈反映现实的作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明快朴素，健康有力”，“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伤感的颓废的作品”，认为“艺术就是服役于人民的”。具有同人刊物性质的九叶诗派诗刊《中国新诗》在第二期上更强调“拥抱住今天中国最有斗争意义的现实”[7]。就在这两种诗刊上，九叶诗人把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对民主光明的讴歌同他们对现代诗风的探索结合起来，展现出新旧更替期整个社会山雨欲来、动荡不宁的情势，抒发出“祈求一片雷火”的斗争基调。辛笛在抛却了过分飘逸于时世以外的“黎明的笳吹”后，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像一只哑嗓子的陀螺/奋然跃入了旋涡的激流”（《识字以来》）；他听见的布谷声是“以全生命来叫出人民的控诉”。陈敬容则发出了有力的《抗辩》：“大地最善于藏污纳垢/却容不下一粒倔强的种子”，“黑暗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冬日黄昏桥上》）。在《黄昏，我在你的边上》中，她更要攀上黑夜的翅膀，去奔向黎明和“红艳艳的朝阳”。那痛苦深沉的风采与急促不宁的调子反映出她的诗乃是时代特征和个性气质的糅合。郑敏的《噢，中国》呼唤着民族新的觉醒，体现出对历史发展的痛苦思考。她相信祖国新生需要忍受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