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套装包括：天使飞走的夜晚、燃烧的法庭、天方夜谭谋杀案、绿胶囊之谜、朱迪斯的爱人们、约拿的闪光之心、耶路撒冷之鸽、往昔之始、蓝山、战争的女儿、吉米的颂歌、耻辱与俘虏共12本。
《天使飞走的夜晚》 （豆瓣评分高达9.6！一个底层伊朗犹太家庭在动荡变革时代的聚散离合，《洛杉矶时报》热销榜冠军、年度好书，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获奖作品，入围英国橘子小说奖）
内容简介：
五岁的时候，莉莉目睹了妈妈罗珊娜从自家三楼阳台上一跃而下，消失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夜空中。没有再见，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之后的搜寻中，家人们也没有发现罗珊娜的尸体或者她从楼上坠落的蛛丝马迹。莉莉一直想找回妈妈，而她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因为妈妈的失踪而被彻底改变。
十三年后，莉莉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重又见到了罗珊娜，可此时的罗珊娜和过去判若两人，美貌不复，臃肿庞大，且生命垂危。经历了太多伤痛的莉莉不知是否该拯救这个抛弃了自己的母亲。为了修补亲情的裂痕，罗珊娜的姐姐蜜黎安决定把家族不为人知的过去讲述给莉莉听。而这历史不止是罗珊娜的，也属于每个沉默难语的伊朗女孩。
作者简介： 吉娜•B.那海(Gina B. Nahai) 美国伊朗裔女作家。出生于伊朗，自小在社会底层和中层间流动，深谙伊朗犹太社群，看遍人世凄凉。经历过战乱与流亡，移民与新生。作品多次荣登《洛杉矶时报》热销书榜首，入围橘子小说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并被翻译为18种语言，热销全球。
代表作有《孔雀哀鸣》《天使飞走的夜晚》和《约拿的闪光之心》，文风绮丽梦幻，内容跌宕宏富。她着力于梳理民族文化，揭露现实苦难，作品多被归为魔幻现实主义，一些批评家将她与马尔克斯相媲美。
《朱迪斯的爱人们》 (豆瓣评分高达9.0！美国犹太图书奖、以色列布伦纳奖得主作品；一个女人有三个爱人，她的儿子有三位父亲，一部关于爱情、激情与宿命的小说)
内容简介： 1930年代初，朱迪斯来到一个巴勒斯坦的小村庄，成为摩西•拉比诺维奇家的帮工。三个男人都想获得她的青睐：农民摩西，妻子意外溺亡后，独自抚养幼小的儿女，力不从心；牛贩子格洛伯曼，狡猾、粗野，见多识广，热爱女人和金钱；育鸟人雅各布，娶了一位美貌非常的妻子，喂养着数百只金丝雀。数十年间，雅各布为朱迪斯的儿子萨义德精心准备了四顿美餐，他们一起回忆了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作者简介： 梅厄•沙莱夫（Meir Shalev），以色列著名小说家，当今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文化积淀为深厚丰富的作家之一，曾获以色列布伦纳奖、以色列总理奖、以色列伯恩斯坦奖、美国犹太图书奖、WIZO奖（法、以、意联合评选）、意大利朱莉娅书协奖、意大利Chiavari奖等奖项。代表小说有《蓝山》《以扫》《朱迪斯的爱人们》《耶路撒冷之鸽》等。他的作品被译成26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
《燃烧的法庭》 (豆瓣评分高达8.8！“密室之王”约翰•迪克森•卡尔三大代表作之一，堪称拷问推理小说的推理小说，作者曾获推理界的至高荣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终身大师奖”，与阿加莎、奎因并称“推理黄金时代三大家”)
内容简介： 史蒂文斯看到新书稿中的照片，不禁震悚无比：数十年前已被处决的毒杀犯，竟和他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前不久，他的邻居老迈尔斯病逝，症状却如同中毒。管家太太声称曾在其逝世当晚，看见一名盛装女子从卧室中穿墙而过。怀疑者决定验尸，可棺材中的尸体竟不翼而飞，仅留下一段九结绳。到底是过去的亡魂归来作祟，还是有人故弄玄虚？
当“不可能犯罪”蒙上哥特的面纱，我们将得到怎样的解答……
作者简介： 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美籍推理小说家，曾在英国长期定居。他的作品集欧美古典本格推理之大成，并以“密室谋杀”和“不可能犯罪”的构思见长，有“密室之王”的美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一致同意向他颁发“终身大师奖”，这是推理界的至高荣誉。
部分摘录：
往昔之始 我的办公室里有个“时光胶囊”：七只透明的大塑料箱，守护着一些被定格的时光片段——在我出生前便已开始的往昔岁月。在本书的写作期间，我细致地探究了箱内的物件——纪念品、书信和照片之类的东西——我的发现有着能使冰川崩解的力量，重塑了我对父母的记忆。
在有关事实的证据中包括父母的美国留学签证、美国司法部关于驱逐他们出境的信函，还有他们的入籍申请。我找到了人生重要阶段的相关物品：婚礼通告、接踵而至的产子喜报、带有黑色小手印和几缕胎发的宝宝纪念册、年度日记簿、每年圣诞节抱怨和夸耀子女的书信、以鲜花为主题图案的生日与周年纪念贺卡、为父亲的葬礼敬献鲜花的二十二人名单，以及绘有十字架、橄榄树和客西马尼园1暮色的慰问卡。还有一份我草拟的回信，听上去成熟得令人惊讶，那是我为母亲准备的模板，以便她抄录下来，感谢致哀的人。
或许，最感人的发现莫过于母亲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给母亲的信。她保留了我写的信，我也留存着她写的，甚至是那些充满怒气的信，它们证明爱能愈合、复原。在另一只箱子里，我找到了一家人勤勉做事的相关物品：母亲在获得移民资格过程中写的ESL2论文和护士学校作业，父亲的论文、布道文和读电气工程研究生时的课程作业，我的小学作文和哥哥彼得的历史课作文，彼得、约翰和我从幼儿园直至高中毕业的成绩单，还有父亲的大学成绩单。在不同的文件夹里，我分别找到了父亲和母亲的死亡证明。我尚未看到彼得的死亡证明，却找到了他躺在灵柩中的照片：他六十磅3重的身躯裹在高中优秀运动员的荣誉衫里，因脑部手术和尸检造成的损伤却暴露在外。如今我不禁扪心自问：究竟是怎样的情感促使我保留了这张照片？
其实我向来不扔照片，除非是模糊不清的。所有的照片，甚至是可怖的，都是我存在于世的生活记录。就连箱中的尘埃微粒也是我本人的点滴组成部分——这样便有了仓鼠敛物储藏般的极端逻辑，确信宝藏就埋在残渣碎屑之下。对我而言，我并不喜欢灰尘，但在灰尘之下的确发现了许多值得珍惜之物。
事实上，我的确丢弃过自己再也不想记起的人的照片，经年累月，唉，其数目已增至十一二个人了。我活得越久，积存的模糊照片就越多，同时也有几张一看到就让我如遭冷拳的照片，里面的人我曾信任过，却为了相当于争当买冰激凌队伍第一名的小利而将我击倒。岁月赋予你这个简单的智慧：躲开传播疟疾的蚊虫，也要远离混蛋。其实，扔掉可恶者的照片并不能从意识里抹除他们。哪些时刻你能抹去，记忆并不允许你选择，还恼人地执意保留最令人痛苦的时刻。记忆极为忠实地记录了骇人的细节，日后还会借助仅与之依稀相似的时刻，唤起你对这些细节的回忆。
除了这些例外，我保存着其他所有照片。问题是，许多面孔我已辨认不出了，譬如跟我同在泳池里的女孩；换装派对上的四个女人中，有三人我都认不出；还认不出那些在我家共进晚餐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六十五年间曾遇到过许许多多的人，其中有些人或许曾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尽管我本人从未刻意选择，我的大脑已任由许多时光片段滑入深渊。在写这部回忆录时，我才意识到自认为记得的许多事都不准确，有猜测的成分，或是因事后的经历而导致偏误。倘若我过五年来写本书，对某些事件的表述大概会不同，原因可能是观点发生变化或记忆力变差——甚或是因为有了新的证据。在写此书的过程中的确发生了这种情况。有新的发现时，我不得不经常修订书稿。
我曾认为照片比单纯的记忆更为精确，因为它们捕获了那些瞬间的本来面貌，令人无可辩驳。照片如同确凿的事实；而不断老化的记忆在处理细节时仅凭印象，又带有选择性，这与小说颇为相似。而今，我浏览这些档案后却发现，照片也扭曲了它们正在捕捉的东西。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凌乱混杂的东西被推到一边，长满杂草的院子可被排除在镜头外。人物形象也脱离了背景环境：某些人没在照片中的原因，拍照前后发生的事情，谁喜欢或不喜欢谁，是否有什么人不乐意出现在照片中。当他们听到“喊‘茄子’”时，便齐刷刷地盯着相机的机械之眼，戴上快乐的面具，使五十年后看照片的人以为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我始终牢记一个告诫：所见和未见之事物，均当质疑。我利用照片让情感记忆得到补充。我用放大镜近距离观察黑白人像上的种种细节，那些照片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普遍流行的尺寸——1.5到3.5英寸4见方。它们记录了复活节星期日教堂礼拜之后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每年圣诞节时，大家在老旧公寓房或新开发区的房子里手忙脚乱地堆放礼物，把它们摆在枝叶稀疏的圣诞树或人造圣诞树下的情景。这些照片中有几张推翻了我过去认定的事实，例如：我记得家里没有童书，除了一本《中国神话故事》，书中人物被画得如同影片《西区故事》中的乔治·查基里斯5和娜塔莉·伍德6。我三岁时的一张照片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腿上摊开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正看得入迷。同一天拍摄的其他照片证明，还有尺寸相似的礼包等着拆封。我在写《我如何学习阅读》时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但完全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即便我的父母不送书给我，他们的朋友也会送。身为作家，我很高兴得知自己幼时脏兮兮的小爪子曾在那些书页上到处摸索。
我翻到自己一到五岁期间的许多照片，看起来都挺上镜，可以说是“搔首弄姿”：骑在树杈上的、在浅水池中仰视镜头的、双手捧着杯子的、双臂环抱自己身子的，或是在游乐场的滑梯底部咧着嘴笑的。父亲是业余摄影师，有一部获奖得的禄莱相机。他无疑在启发我如何摆姿势，表扬我能定住不动，还夸我看起来多么漂亮。我会把这些称赞视为爱的奖赏，而母亲和兄弟们是得不到的。
最老和最珍贵的照片存放在大幅面的相簿中。七十年过去了，相簿的黏合处已经开胶，生锈的铆钉帽也脱落了。用来固定照片四角的纸套都掉了，照片散落在厚厚的黑色纸页间。有些一百多年前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只有邮票大小，直到六年前，当我用放大镜细看深褐色的人像时，才意识到那是我的外婆。
一本相簿保存着父亲1945年在天津为母亲拍的照片，当时他们已成了秘密恋人。父亲将照片巧妙地拼贴起来：中间是一帧母亲的大幅照片，周围环绕着父亲稍小一些的照片，仿佛在表达她是他的宇宙中心。父亲也为头生子彼得拍了许多照片。我发现同样的照片被冲洗了很多张，表明他把照片寄给了朋友们，或是在教堂里分发给他们。弟弟约翰不太受重视，为他拍的单人照相当有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父亲不再用他的禄莱相机拍摄艺术造型类的照片。他换了一台布朗尼相机，在举办生日派对或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探望我们时用来抓拍。当兄弟们和我不再萌憨可爱、让人总想抱在怀里时，为我们拍的照片就少了；我们四肢变长，关节突出；我们脸上汗津津的，长着痘痘，被太阳晒得黝黑。在一张照片里，我戴着白色“猫眼”眼镜，发型犹如一团黑蛇乱舞（那是一个新手美容师首次尝试为人烫发的后果）。我长着圆头鼻子，脸蛋鼓得像气球，两条粗腿完全没型。当年我眼中的自己就是那副模样。我又浏览了更多人物照片，找寻家人发病的线索。在父亲生前最后几帧照片中，他在短短一年光景中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脸看起来疲惫而浮肿，眉毛掉了一半，使他看上去不再是那么生机勃勃。在他去世以后，摆拍的照片几近绝迹，甚至在卢7和我举办婚礼时也不例外，只有亲朋好友用一次性相机拍的十几张快照。我是多么幸运啊，父亲这个业余摄影师用他获奖得到的禄莱相机，为我留下了一部如此丰富而形象的家族史。
在另一只箱子里，我找到了自己三十三岁那年最初尝试创作的小说。我看到了过去二十七年中被废弃的一沓沓小说文稿。有一天，我打心底里意识到这些小说已死，进一步的修订或叙事上的改进也无济于事，这是最难过的一天了，自此我便再没看过这些令人痛苦的书稿。我早已不再为它们感到沮丧。如今，我舍弃文稿时心情轻松得多，这也是构思一个故事的必要环节。然而，重读这些被遗弃的书稿仍使我感到不安。在重读时，我再次发现令它们注定失败的那些缺陷。不过，我也很欣慰地想起自己久坐于书桌前，曾经一连数月或数年在想象中生活在那些虚构之地。我对那些人物及其个性依然饶有兴趣，也仍颇为中意那些故事中的许多内容。我从未失去它们。它们就在那里，但只为我而存在。
我取出一些随意聚拢的童年纪念品。触摸着这些曾有着重要意义的物品时，我心中有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情感。我意识到自己此刻的指纹与幼年时留在上面的指纹相交重叠。这些物件上仍残存着昔日的我。我就是曾私下里想成为艺术家的那个女孩。我十一岁时的画作——家中的猫咪仰躺在地上——是我一生的最佳画作。十二岁时画得最好的是这只猫咪的画像，绘于它死后不久。我保存着哥哥字迹潦草的科学项目笔记，上面记录了如何照料、饲养和繁育豚鼠，以及它们的死亡。我留着他的威利·梅斯8式棒球手套，尽管它已不再柔软、开合自如。我保留着两个光着身子的玩偶，它们的关节铰接相连；眼睛可以开合，但是步调不一，因此它们看上去总是一副醉眼乜斜的神情。我记得自己为何保存那张粉色的外出留言条，因为中学的校秘在上面写道：彼得在脑部手术后状态不错。那时我觉得如果把纸条扔掉，他就会死去，所以一直留着它。可他还是去世了。
去年，当我检视那些箱内的物品时——照片、信件、纪念品和玩具——我心满意足地发现我的许多童年记忆大体是正确的。许多时候，回想往事时我的理解都更加充分。然而，某些关于父母的发现令人震惊，包括他们在我六岁时撒的一个善意小谎，它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甚至是成年以后的自尊心。这些发现自成板块，仿佛受到磁力吸引似的彼此关联。这些发现中有殷殷期盼与雄心壮志，缺陷与失败，灾难祸患和希望的毁灭，还有锲而不舍的努力与自然流露的温情。这是贯穿我生命的情感脉搏，把我造就成这样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作家。我不是母女关系题材的作家，亦非中国文化或移民体验题材的作家，尽管大多数人在引述时认为那些是我的写作领域。身为作家的我在潜意识中受到知晓渴望这一理念的强力推动，它与知晓需要不是一码事。后者能通过获取信息来满足，而前者则是永恒的不确定状态，是联结往昔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