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包括《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同意的计算》《企业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货币数量论研究》《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修订扩充版》共6卷。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第一次出版30年之后，第三版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再次出版了。在一篇新的序言和附录中，罗斯托教授把他的分析扩展到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由非线性和混沌现象所提供的理论观点。对于那些初次阅读该书的读者，我们这一版包括了第一版的正文、导论和附录。在正文中，罗斯托教授用特定社会的历史作为说明，对建立在由技术变化流引起的动态生产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他区分了五个增长阶段，并对每个阶段提供了详细的讨论。他还把增长阶段概念运用于军事侵略、核武器竞赛以及冷战的结束的考察。他早在1960年就预见到了冷战将会结束。最后一章包括了他的非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第二版的材料包括在附录中，在那里，他对主要批评者作了回答。《企业经济学》的七篇文章在工商企业理论及其在经济学的运用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产业组织的主要分析家德姆塞茨教授第一次批评性地研究了当前关于企业存在、定义与组织的概念与理论问题的争论。他还研究并评论了当前有关企业所有权、财产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各种论述。这一系列文章对竞争、利润最大化和理性行为都提出新见解，对管理者报酬、反托拉斯政策和企业会计资料的准确性也提出了新观点。特别是后一类问题引起了企业界读者和经济学专业工作者与学生的兴趣。 这些以前闭幕式未正式出版过的文章来自于最初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隆德大学，在布拉格举行的蒙特·佩林协会会议，以及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和国家研究中心所作的演讲。《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对国际上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的诸多流派，如增长阶段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依附理论、微观经济理论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与讨论，对于从总体上把握发展经济学非常有益。“尤为难得的是”，王教授兴致勃勃地说，“作者在比较分析农业发展各种理论的基础上，依据他们自己的综合的农业发展理论，进一步充实、完善了诱导创新模型。这一理论模型对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体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专门研究，它以其资料翔实、分析严密周到和论述准确生动而倍受读者好评，甚至被视为经典性的著作，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特别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史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初版于1960年，早已售罄，学者们往往欲求而不可得，成为书中珍品，有鉴于此，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部书。《同意的计算 :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这是一本论述自由人社会的政治组织的书。它的方法论、概念工具以及逻辑分析法，本质上渊源于把这样一种社会的经济组织作为其主题的学科。对于所考虑的各种核心问题，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者和学者会与我们一样感兴趣，而他们的经济学同行则会与我们一起对此一论题的建构感兴趣。本书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政治经济学的这两大支系之间的神话式的和神秘的边界线展开。本书分为概念框架、社会选择的王国、决策规则分析、民主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等组成。值得一阅。
部分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二战以来的头30年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了。
在60年代后期，一系列的技术突破为热带、亚热带欠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创造了新的潜力。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和计划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潜在的农业剩余转变成持续经济增长的现实基础。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农业和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的经济学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强调城市工业增长对农业发展的关键贡献。到60年代，他们同样重视农业剩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曾一度对穷国的农业生产者采用新技术的意愿持怀疑态度的分析家们，现在也被新技术的价格和收入分配效应所震惊。到70年代，原来怀疑农业生产者对经济刺激愿意作出反应的学者们现在也认识到，由政府对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已经变成了对农业发展的负担。
重点的这种变化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关心一套新的发展问题。西方经济是以迅速的农业技术进步、相对低的人口增长率和农产品需求对收入增长的下降反应为特征的。如果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而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逃避农村部门的低生产率就业，并对国民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那么，城市工业的发展显然被看成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重要国家经济的工业欠发达地区（如美国东南部）以及多国经济体系中的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如欧共体南部成员国或合作伙伴）尤其是正确的。
二战以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日益转移到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这些国家还没有解决如何把传统农业转变成保持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的可行源泉的问题。
研究方向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对具有如下特征的国家农业发展问题的日益关心——这些特征包括静态的农业技术、因人口和收入增长而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迅速增加，以及城市中心“病态的”增长。由国家和国际机构在非西方经济体系（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作出了很大的发展努力和发展援助，但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研究方向的变化也是对这种努力失败的一种实际的反应。
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新发展经济学”的清晰体系，来支配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领域，就像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曾经支配收入和就业理论那样。但是，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一致看法，即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取决于迅速技术变革的获得。
但是，关于在农业部门实现迅速的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过程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转变传统农业》这本反传统的著作中，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在传统农业体系中，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不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显著增长。只有通过技术变革——新的耕作技术、更好的种子品种、更有效的动力源和更便宜的植物养料，有意义的增长机会才成为可能。对可以带来新投入供给的农业研究这类活动的投资以及对将使用这些新投入的农民的教育进行投资，将为农业的技术变革和生产率增长提供基础。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与库兹涅茨在他的《现代经济增长》（1966年）和其他论著中提出的更一般的观点是一致的。库兹涅茨的观点是，在现代经济增长时代，为把科学知识系统地运用于经济活动而进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是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本书中，我们将试图进一步发展库兹涅茨-舒尔茨的观点，把资源配置结合到生产和供给新投入品的部门中去。这个部门由新投入的供给者（如创新的农民）、公共研究机构和农业供给厂商所组成。它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在使用稀缺资源上展开竞争。一个社会如何分配资源给技术供给部门和如何在该部门内部各种活动之间配置资源，对农业发展过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该部门某些产品（如新耕作技术）并不通过市场交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关产品需求和要素禀赋的信息怎样才能有效地传达给新投入的供给者呢？
还有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即技术变革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什么过程，经济制度才能够使社会获得隐含在新技术潜力中的利益呢？技术变革与制度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上个世纪以来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和最近的“新制度经济学”流派探讨的主题。
我们对一个有操作意义的农业发展理论的探讨，是把知识和新投入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供给者与制度对新经济机会的反应作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技术制度变革作为体系的外生变量来对待。
二战以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之间粮食生产的不平衡增长。生产的适度波动引起世界商品市场价格更加剧烈的波动。这些波动引发了关于发展中国家满足其粮食需要的能力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阵阵浪潮。但是，指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在商品市场的瞬时行为中是认识不到的。我们将要读者记住，当他们碰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未来浪潮的系统噪音时，历史的进步是以滚动的轮廓而不是鲜明的曲线为特征的。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表明，一个把技术和制度变革作为内生要素并对经济力量作出反应的模型，是怎样有助于农业增长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的农业增长的历史分析的。我们相信，该模型代表一个更完善的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的重大进步。
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找出农业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认为，基本的事实是，在大多数社会中，农业产出的增长对发展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农业增长对发展过程的贡献与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成正比关系。此外，我们把与技术进步有关的新方法、新物质、新机会看作社会现代化中制度变革的基本源泉。
考察农业生产率增长转变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各种条件，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由农业部门生产率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可得资源，为整个社会物质福利的增长提供了机会。我们期望着其他人对这些条件提供更为完整的分析——在这些条件下，国民经济增长的这些机会能得以充分实现。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缺乏，以及追求象征性的，而不是真正的国家发展的力量所导致的增长潜力的消散，这种研究将要求对仍然未实现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潜在利益的各种条件进行细致的分析。
假设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成功地获得农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共同基础是，每个国家或发展地区产生生态上适应的、经济上可行的农业技术的能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获得持续的生产率增长涉及到对初始资源禀赋和资源积累的动态调整过程。为了实现由新技术选择所开辟的增长潜力，它也同时涉及到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适应性反应。我们在一个诱导的创新模型中更为正式地概述了这个假设。该模型试图更为明确地阐述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农民、农业企业家、科学家、公共行政官员对资源禀赋和要素与产品供求的变化作出反应，从而诱导技术与制度的变革。
两种初级资源即土地和劳动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是决定农业技术变革的实际模式的关键因素。农业的特点是，土地对生产的约束比经济中大多数其他部门要强烈得多。农业增长可以被看作是消除由无弹性的土地和劳动供给对生产施加的约束。根据土地和劳动相对稀缺性，凝结在新的、更有生产性投入的技术变革最初可能是由节约劳动或节约资本所诱导的。
非农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从农业中吸收劳动。而且它为农业提供现代技术投入，这些投入可以用来代替农业生产中的土地和劳动。我们假设发达国家的高农业生产率是取决于：（1）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它能够以更便宜的动力和物质资料（如拖拉机和化肥）向农业部门传输提高生产率的能力；（2）创造连续的农业技术创新系列的社会能力，以增加由工业部门提供的投入需求。一个连续的新技术知识流量和新知识凝结于其中的工业投入流量对现代农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充分实现新知识和新投入的生产潜力，这个新技术投入流必须由以下两个因素加以补充：（1）对普通教育和农民生产教育的投资；（2）转变制度以便与新增长潜力相一致的努力。我们假设，从促进新技术机会开发的制度变革中产生的政治企业家和领导人的预期收益是制度创新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此过程中，关键因素是农民、公共研究机构、私人农业供给厂商和政治与官僚企业家之间的市场和非市场信息联系的有效体系。我们假定，这些相互影响的适当作用是成功地产生任一发展中经济的农业发展所需的惟一技术变革形式的关键。
方法 本书中提供的诱导创新理论的检验是以农业部门生产水平、生产率和投入的国际时间序列和截面比较为基础的。只有通过这种比较，各国经验中所显示的农业技术变革和农业增长的模式才能加以概括总结。这种国际比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对诱导创新假说的检验能够在比单个国家可能显示的更大的变量变化尤其是要素比例变化的范围内进行。
有关资源禀赋和技术变革相互作用的假说的第一个检验是从农业生产国家间横向比较中获得的。这个假说也经受住了以美国和日本的时间序列为基础的进一步检验。通过发展独特的制度来产生和扩散适用技术，尽管美国和日本两国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它们一个世纪以来农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飞速增长。这种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包括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产生一个生态上适应的和经济上可行的农业技术的科技能力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对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历史经验与当前在粮食生产方面正经历重要技术进步的那些热带国家进行了比较。
通过利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一些村庄的研究，我们也能够在微观水平上检验资源禀赋、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这些村庄的研究也使我们能够检验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革命”新技术在乡村社会收入分配上是否已经成为更加平等或不平等的源泉。
本书的计划 本书由五篇组成。在第一篇中（第二、三、四章），我们较为详细地提出了理论框架。在第二章，我们将回顾一些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阐述其对在总量发展过程中农业所起关键作用的各种观点。在第三章，我们从农业发展领域的各种文献中提取一些主要论题，这些论题应进入更综合的农业发展理论中。在第四章，我们提出诱导的技术与制度变革理论，该理论用作后面各章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第二篇（第五、六章），我们考察国家之间农业生产率差距的性质和来源。在第五章，我们表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在战后期间持续扩大。在第六章，我们分析这个差距的来源。然后，我们探讨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应怎样引导它们的投资来克服由非有利资源禀赋、农业技术和人力资本所施加的约束。
在第三篇（第七、八章），我们利用日本和美国的农业发展经验，探讨一下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的来源和影响。在第七章，我们探讨两国不同资源约束是如何诱导出技术变革的不同道路。在第八章，我们考察技术变革的制度基础，并且探讨日本和美国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中农业部门面临的调整问题。
在第四篇（第九、十章），我们探讨国家间成功的农业技术转移的条件。在第九章，我们表明，通过农业研究机构的发展而进行的科学知识的转移在国际技术转移中比特殊设计、物质或技术要重要得多。作为一个事例，我们考察了水稻生产技术从日本向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转移经验。在第十章，我们证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严重土地约束的条件下，成功的农业技术转移取决于对土地和水开发的补充投资。
在第五篇（第十一、十二、十三章），我们试图对各国间农业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给出一个战略性观点。在第十一章，我们对农业发展过程中增长和公平之间关系，提出各种具有广泛争论的问题。在第十二章，我们考察一些制度和政策问题，它们构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产率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在第十三章，从诱导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观点出发，我们探讨一些指导原则。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当前经济增长为它们开辟的机会，这些指导原则必须形成农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