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 二战期间，纳粹在欧洲大陆大肆追捕犹太人，因荷兰当局的大力配合，阿姆斯特丹、海牙等地的犹太人家庭时刻笼罩在巨大的危险和恐惧之中。为了躲避追捕，犹太女孩小利恩被父母交付给地下抵抗组织中的寄宿家庭保护，历经多次躲避和逃亡，目睹无数同胞遇害，她最终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作者范埃斯的祖父母一家是保护小利恩最久的家庭，然而，由于战后的一场争执，双方再也没有联系。战争时期和战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犹太女孩视角里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通过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并深入调查荷兰的抵抗运动，范埃斯讲述了一段荷兰版《辛德勒的名单》般的真实故事。 《1941：德国走向失败的那一年》 1940年末，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势如破竹，全面的胜利指日可待。但到1941年末，一切都不同了。希特勒的豪赌不断升级却一再失算：他入侵苏联，犯下毁灭性的军事错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便冒失地对美国宣战。纳戈尔斯基聚焦于1941年的关键事件，用快节奏的叙事揭示了这个年份的重要意义：这是纳粹德国走向失败的一年，也是大屠杀开始的年份。此外，它预示了战后欧洲的分裂、冷战的发端，定义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纳粹集中营史（全2册）》 有关第三帝国的研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深入，但迄今为止，集中营系统的整体历史仍是一片空白。基于多年的调查研究，尼古劳斯·瓦克斯曼不仅融入了学者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还呈现了对集中营功能和组织的分析和阐述。通过审视集中营内的生与死，瓦克斯曼将纳粹政权及其集中营系统第一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纳粹猎人》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后，战胜国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而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逃离了欧洲大陆。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这群人拒绝遗忘纳粹的罪行，决心找寻其踪迹，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最初，他们想要复仇，但不久后，故事就变成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漏网的纳粹所剩无几，追捕行动基本结束，纳粹猎人的时代也临近终结。他们的传奇如今就完整地呈现在这里。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 在这部“新历史”里，诺曼?奥勒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斥着毒品的第三帝国。二战前夕，德国摇身一变，成为制药巨头，默克和拜耳这样的公司大量生产可卡因、鸦片类制剂，当然，最重要的是甲基苯丙胺（冰毒）。几乎所有德国民众——从家庭主妇，到数百万前线士兵，再到纳粹高级指挥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皆是服用者。单靠毒品无法解释纳粹有毒的种族理论和二战的重大事件，但如果不考虑毒品，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在1944年被送入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灭绝营的数百万大屠杀受害者中，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各自身怀秘密，穿过那扇臭名昭著、恶名昭彰的大门。她们素不相识，她们刚刚怀孕，丈夫不在身旁，却要面对生死未卜、吉凶难料的命运。她们孤独、恐惧，许多亲人早已命丧纳粹之手，三位年轻妇女决心保住她们仅有的一切：她们的生命，以及她们腹中尚未降生的婴儿。本书为《星期日泰晤士报》2015年度畅销书，荣获“Goodreads2015年度历史与传记类好书”称号。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 本书有关德国20世纪历史的文章对从希特勒纳粹专制统治建立、第三帝国危机再到崩溃这条道路上的重要节点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以魏玛共和国解体和1933年纳粹攫取权力为题，一方面研究了魏玛帝国宪法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议会制度的失败，另一方面则对1948/1949年《基本法》通过时议会理事会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对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德国公众对其政策支持度的日益提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着手探讨的是第三帝国的日渐解体。
部分摘录：
第一章 “疯狂的逻辑” 1941年元旦，长期担任苏联驻英大使、经常令英国人又爱又恨的伊万·麦斯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今年将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了在今年让战争以对他有利的方式结束，希特勒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最有可能在春季或夏季行动）。”对德国来说，如果战争拖到1942年，那将是一场“灾难”，麦斯基表示，因为到那时，英国和美国的军工厂将开足马力，英美同盟将“有能力对德国进行狂轰滥炸”。因此，希特勒需要在1941年实施“最后的、决定性的致命一击”。麦斯基的日记是用俄语写的，但他偶尔会使用英文单词表示强调，比如“巨大的努力”（supreme effort）和“致命一击”（knockout blow）这样的表述。
“但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发起进攻呢？”麦斯基思索着，“我认为希特勒的目标是英国，因为对其他任何方向的进攻，都无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1]
麦斯基预言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1941年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年。但苏联大使误判了希特勒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德国已经准备实施入侵苏联的计划，但和他的上级约瑟夫·斯大林一样，他拒绝相信这一点。
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此后还有不少误判）。1941年发生的种种事件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和希特勒根本没有摸清对方的性格和心态。斯大林首先犯了错，希特勒紧随其后。
讽刺之处在于，这两位国家领袖本应该对彼此再熟悉不过了。毕竟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外，两人拥有太多的共同点了。1939年8月23日，在两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两位国家领袖便明白该条约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德国人将于9月1日从西边入侵波兰，苏联军队也会在9月17日从东边攻入波兰。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急于摧毁波兰，瓜分它的领土。此外，在这一过程中，两国似乎调整了彼此的关系，以应对共同的新敌人——英国和法国。
在他们的个人传记中，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的出生地都远离后来他们所统治国家的政治中心：希特勒出生于上奥地利，而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两人的父亲都对严苛纪律的作用深信不疑，喜欢体罚儿子。斯大林的父亲是一个修鞋匠，很可能没读过书。“不受待见且常常遭受严厉体罚的事实，让这个孩子像他的父亲一样冷酷无情。”斯大林年轻时的一个朋友回忆道。[2]希特勒的父亲在他13岁时就去世了，这个脾气暴躁的海关官员也常体罚儿子。[3]
在那个时代，类似的教育方法司空见惯，很多有类似经历的男孩都顺利长大，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再看看希特勒，父亲死后他随波逐流了好几年，其间考取维也纳美术学院（Vienna Academy of Fine Arts）失利，此事对他的刺激比他年轻时所经历的所有其他不公都要大，也催生了他的愤懑。但平心而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性格最初都深受他们说一不二的父亲的影响。
两人在领导各自的运动时，都利用了集体的愤懑之情。希特勒谴责犹太人，谴责共产主义者，谴责魏玛政府，谴责他认为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不得不接受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经历一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所有人。
一旦掌权后，两人都会迅速找到借口，除掉任何潜在对手。弗拉基米尔·列宁在临终时，强烈反对斯大林接班。“斯大林太粗暴，尽管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不可容忍了，”列宁在1923年1月4日口述道，“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党的领袖应该“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较少任性，等等”。[4]但列宁去世一年后，其遗孀才公开了这一警告，它来得太迟了。像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这样的斯大林的潜在对手，不仅输掉了权力斗争，而且丢掉了性命。布哈林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未能幸免，在接受了走过场的审判后便被迅速处决；托洛茨基虽然逃到了墨西哥，但在1940年被一个苏联特工用冰锥谋杀了。
希特勒则确保了他唯一的潜在对手格雷戈尔·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在纳粹1933年掌权前，就输掉了党内的权力斗争。1934年6月30日，施特拉瑟和其他数十人成了希特勒“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的牺牲品，初尝了德国新领袖的恐怖统治。
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两位国家首脑本应是对手，但两人都建立了无所不知的全能领袖形象，并受到民众膜拜，这并非巧合。战争期间在斯大林与德国和同盟国领导人的会晤中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伦丁·别列日科夫（Valentin Berezhkov），曾在1940年6月德国刚刚战胜法国后，随一个苏联商贸使团访问柏林。别列日科夫注意到，希特勒抵达歌剧院时，狂热的民众高呼着“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和“元首万岁！”以示欢迎。这令别列日科夫回忆道：“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在想——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害怕——这和在我们的会议中，斯大林走进会场大厅的那一刻是多么相似啊。同样如雷鸣般经久不息的起立鼓掌，以及几乎一模一样的歇斯底里的高呼声——‘荣归斯大林！’‘荣归领袖！’。”[5]
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莫斯科的德国外交官汉斯·冯·赫尔瓦特（Hans von Herwarth）认为，“斯大林精力充沛，富有魅力，很会享受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自己国家的元首，赫尔瓦特写道：“希特勒和他的反差太大了，希特勒对生活根本没有热情！”由于赫尔瓦特不喜欢希特勒，所以他可能过分渲染了二人的反差。但他也指出了“斯大林的狡猾”，将斯大林比作“某种猞猁或老虎”。[6]总之斯大林是一种充满吸引力，同时也很危险的动物。
尽管老虎们的形态和行为可能看起来很像，但它们会非常迅速地攻击同类。对希特勒来说，这种情形并非遥不可及：早在他于冗长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描画他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时，他就已经开始思考该如何征服东边的巨人邻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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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时，纳粹党还羽翼未丰。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与一战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一道，率领“褐衫党”（Brownshirts）试图推翻巴伐利亚政府，并抱有进军柏林、推翻魏玛共和国的野心。警察对纳粹党人的一轮机枪扫射，让一切都化作了泡影。1924年年初，希特勒被判犯有叛国罪，被送往兰茨贝格监狱（Landsberg Prison）服刑，他在那里作为当地名人受到了悉心照顾。他的刑期为五年，但他仅待了不足九个月就被释放。短暂的铁窗岁月中，他完成了一本自传，而这本自传后来成为助他重整旗鼓的得力工具。
直到今天，声称熟悉希特勒思想的很多人，也只读过《我的奋斗》的一些片段，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毕竟，其中的大量内容是如此晦涩，就连他的支持者也觉得很难读懂。
奥托·施特拉瑟（Otto Strasser）早期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但后来做出了与希特勒断绝关系、逃离德国的正确决定，而他的哥哥格雷戈尔之后在“长刀之夜”惨遭杀害。施特拉瑟回忆道，1927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他曾和一些纳粹高官共进晚餐。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读过整本《我的奋斗》，因此他们决定问问每个加入讨论的人，是否读过整本书——如果有谁读过的话，就让他买单。“没有人读完《我的奋斗》，因此大家不得不自己买单。”施特拉瑟写道。[7]
《我的奋斗》中最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的内容，描述了希特勒狂热的反犹主义和“消灭害虫”的决心，他认为犹太人是“腐烂躯体中的蛆虫”。“这个世界上除优等民族以外的人，都是废物”，他写道，犹太人是“永恒的吸血鬼”，“嘶嘶吐信的犹太世界九头蛇”是雅利安民族最大的威胁。话锋一转，他又写道：“在这个深受种族毒害的时代，一个致力于维护最佳种族血统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的主宰。”[8]
但有必要对上述内容进行更仔细的评估，因为它体现了希特勒的战略思考，且恰恰是这种思考让他在1941年采取重大行动，在这一年他聚焦于德国的全球地位，下决心征服并殖民苏联。尽管希特勒在战争初期采取了权宜之计与斯大林交好，偶尔也表现出对斯大林的冷酷无情的欣赏，但他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一种策略，希特勒的世界观注定了该条约会是短命的。
希特勒认为，“德国目前还不是世界强国”，以及“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不复存在”（希特勒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强调）。[9]他羡慕英国辽阔的帝国领土，但很清楚德国只能从欧洲获取新的领土。他推动德国扩张的理由是：对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需求，即要安置“过剩的人口”并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他引用马尔萨斯的观点，并补充道：“如果这个地球真的有足够的空间供所有人生存，那么我们应该得到生存所需的土地。”预料到其他国家很难同意他的观点，希特勒辩称：“自保法则将大行其道；无法通过和平手段得到的，只能付诸武力。”[10]
对德国而言，唯一符合逻辑的扩张方向就是东方——“基本上只能牺牲苏联了”。[11]政治边界并非不可逾越；希特勒认为，重要的是“永恒的正义边界”。这种观点与他的另一种理念，即犹太人控制了苏联，而马克思主义“系统性地策划将世界交给犹太人统治”相吻合。在他看来，犹太民族和布尔什维克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犹太人在苏联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征服苏联将成为“消灭各地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步骤。
但希特勒对前车之鉴心知肚明，知道俄罗斯人可能是令人生畏的敌人。他写道，上一次大战中，德军在俄国前线打了三年仗，却“丝毫没有取得胜利”。“协约国肯定会嘲笑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他补充道，“因为在人数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俄国巨人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而德国将不可避免地因流血过多而失败。”[12]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希特勒似乎认识到德国必须在欧洲寻求支持。在《我的奋斗》中，他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推行德国的政策，我们在欧洲只有一个盟友——英国。”虽然希特勒也提到意大利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并称赞贝尼托·墨索里尼是“阿尔卑斯山南边的伟人”，但他认为德国的扩张至少需要一个大国的默许，而他将法国视作“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完全没考虑过法国是这个大国。“英国不希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法国根本不希望有德国这个国家存在。”他写道。[13]
换言之，法国仍寻求彻底消灭德国，而英国可以容忍德国成为欧陆强国，只要德国不去挑战其全球霸权。实际上，希特勒提出了与英国统治者进行交易的方案，此后他将反复提及这一想法。
不过，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无论能不能说服英国在他动员德国向东进攻时保护他的后方，或在他选择调头攻打法国之时袖手旁观。1936年2月，在希特勒于上萨尔兹堡山（Obersalzberg）上度假时，他告诉阿尔伯特·施佩尔：“对我来说有两种可能性：要么顺利实现我的所有计划，要么以失败告终。如果取得成功，我就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我失败了，我将受到唾弃、鄙视和诅咒。”[14]
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后半部分的预言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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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为演说家和舞台大师的才能外，希特勒的其他才能和癖好让他身边的人感到敬畏，还常常让他们猝不及防。根据珀西·恩斯特·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从1943年到战争结束负责帮希特勒写战时日志）的记述，希特勒知道多数人很难直视自己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明知这一点的希特勒会一眼不眨地直视对方。”施拉姆回忆道。同时，希特勒“记忆力惊人”，很会讲笑话。但他也会瞬间翻脸，尤其面对妇女和儿童时，会从貌似和蔼变得“凶残、孤僻、无情和冷漠”。[15]
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冯·哈赛巴赫（Karl von Hasselbach）在战后指出，希特勒“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种高得超乎寻常的评价”，[16]他认为自己是几乎所有领域的专家，熟知所有国家的情况。但在二战前，他对离开德国和奥地利，去别的国家看看，增加对外国人民和文化的了解，并不感兴趣。他坚信不用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就能自学需要了解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