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哲学通史 古代科学哲学卷》本书所考察和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知识或科学的关系，这既包括知识或科学对哲学的影响，也包括哲学对知识或科学的影响，具体来说，它涉及科学活动中的哲学内容，也涉及哲 学思考中的科学内容，还涉及哲学与科学共同使用的观念、概念以及思维、方法。
《中国哲学通史 先秦卷》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觉的学科创立以来，已历百年，本书力图揭示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反映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本卷讨论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西周的天命论与礼乐文明，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孔子、老子、墨子、孙子、子思、孟子、庄子，名辩思潮与惠子、公孙龙子，后期墨家，《易经》与《易传》，管子与稷下学宫诸家，《礼记》、郭店与上博楚简及荀子代表的战国时期儒家，法家传统与商鞅、韩非子的哲学等，并探讨中国哲学的突破。
《中国哲学通史 秦汉卷》第二卷共分16章，主要梳理和论述了秦朝、西汉和东汉三个历史时期的哲学观念、命题、思潮、人物、著作及其成就、意义等内容。此外，本卷还部分涉及了秦国 和汉魏之际的哲学。秦汉哲学是如何展开的？它包括什么主题、线索，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都是本卷关心的重点。
《中国哲学通史 清代卷》清代哲学可分为清初、清中叶与鸦片战争前后三个阶段。本书认为，清初哲学在哲学性质上属于“后理学时代”的哲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学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乾嘉时代的哲学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经学家戴震与史学家章学诚是该时代哲学的两面旗帜；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是清代哲学转折的关键人物，其“农宗”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形态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魏源则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系统主张。
《中国哲学通史 宋元卷》本卷考论宋、元哲学，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时代条件、理论趣向、思想渊源与学术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既注意以中国哲学的传统 概念、范畴来概括宋、元哲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系统，也注意从本体、功夫，或发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学的理论得失。
作者介绍
田文军，1948年生，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中国辩证法史、宋明哲学、冯友兰哲学研究等方面获得了多种成果。
吴根友，安徽枞阳人，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哲学、中国政治哲学与比较哲学。
郭齐勇，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导，珞珈杰出学者，湖北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哲学教指委副主任。兼任中国哲 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丁四新，湖北武汉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学科负责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哲 学、出土简帛思想、儒家哲学研究。
萧洪恩，湖北咸丰县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会员。现任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与教学。
部分摘录：
原始社会与三代时期的知识背景 总体而言,原始社会的知识发展十分缓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新石器时代以后,知识发展速度逐渐加快。进入三代,知识分工日益细化,开始出现后来的各种知识门类。
原始社会,岁月悠悠,路途漫漫。这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古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研究表明:地球史上的第四纪,是人类的产生时期,原始社会也由此开始。在中国,这一社会形态一直延续到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原始社会包括了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原始群、血缘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科学知识的萌芽与原始社会几乎是同步发生和发展的。原始知识的演进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这就是考古学上所谓的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而我们对中国哲学思维与观念源头的考察必须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乃至旧石器时代的末端。
旧石器时代开始于二三百万年前,约在1万年前山顶洞文化时期结束。在知识的长河中,旧石器时代耗费了极长的时间,经历了漫长的路程,约占人类全部历史的99.8%。在这一时期,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石器。换言之,石器的发明也创造了人本身。这是人类知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一时期的石器是打制而成的。此外,火的认识及应用也是在这一时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旧石器时代的采集与狩猎活动以及所导致的生物、地理知识与早期思维和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约始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其代表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在知识方面进步的最主要标志就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同时,在生存或生产方式方面产生了原始农业,家畜的饲养已开始了,出现了相当成熟的制陶技术,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工艺部门,如纺织麻布、编织席子和渔网等。由于定居,房屋建筑已经出现,营建水平逐步提高。又由于农业的需要,有关气象、天文的知识也产生和发展起来。此外,计数与医药知识也已经产生。这一时期,知识发展中的区域特征也日益开始显露出来。如北方有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开始),农作物以粟、黍为主,家畜有羊、牛、马等。在南方有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年左右),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家畜有水牛、猪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蚕丝的使用价值。之后,龙山文化(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将新石器时代的知识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这时已普遍使用陶轮,所制作的蛋壳陶的胎壁,厚度仅2毫米左右。此时已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
就文献而言,我们应当关注《山海经》。《山海经》一般被认为是商周以后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成果,并且通常被看作一部神话作品。然而,《山海经》中大量的内容很可能是经历了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时间遗传而至,并且,在原初其极有可能就是与采集、狩猎活动密切相关的,这其中包含有大量地理学和生物学知识。我们看到《山海经》中的许多资料指示了某一地区或区域的主要动植物种类、特征以及矿物基本特征、利用价值,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生物、地理知识的意义或性质。(1)
进入三代,知识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商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周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其中西周于公元前771年结束。由夏、商、周三代所代表的古代中国文明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以及古代希腊一起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最早阶段和样式。
首先,在三代时期,农业耕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夏代的材料十分有限,但从近年发掘的新砦遗址与皂角树遗址中可获得一些消息。夏代早期即龙山文化晚期的农作物可能以稻和野大豆为主,粟和黍较少,属稻作为主的农业方式。在夏代中期也即新砦期,野大豆数量开始减少。到了夏代晚期即皂角树遗址二期或二里头文化三期,粟和黍占绝对优势,并已出现小麦,成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之后,商周两代农业发展更加迅速。据统计,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中,与农业有关的达四五千片之多。在商代,牛耕可能已经出现。商王和贵族死后所用的牛、羊、豕等牺牲,动则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周代是一个金属农具迅速发展的时期,许多金字旁农具语词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周代农业耕种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往往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诗经·周颂》中记载的“千耦其耘”、“十千维耦”就展示了当时大规模的集体耕作场景。在周代,休耕与轮作制度已经趋于成熟,各种新的技术与知识不断产生和积累,农作物的选种、留种技术取得很大的进展,田间技术愈益成熟,沟洫或灌溉也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此外,三代时期,园艺和驯化技术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这一时期的青铜技术也发展迅速,并在商、周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早在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有用红铜或青铜铸造的小件器具。位于河南偃师的夏代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用于铸造的陶制坩埚、陶范碎块以及铜渣,并且夏代也已有极少量的青铜器存世。到了商代,青铜农具的数量大大增加,同时,其他青铜用具包括兵器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商代中后期,出土的青铜器中常有大型礼器、乐器,生活器物也种类繁多,铸造往往十分精美。青铜器的大量出现与青铜铸造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是青铜冶铸的全盛阶段。到了周代,已对合金比率或规律有充分的认识,如《周礼·冬官考工记·筑氏》中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同时,对铸造进程的掌握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这也就是《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中所记载的:“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由于农业的需要,这一时期的天文学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夏小正》中记录有很多气象、物候以及天象资料,因其与夏代天象有颇多相合之处,故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夏代的史料。据现有研究,《尚书》的《尧典》有可能推到殷末甚至更早。而《尧典》中已经有了对于“四仲中星”天象的记载。这样一种记载很可能主要是基于政治而非农耕的需要,但恰恰是这样一种需要才使得天文观测的精确性迈上更高的台阶。商代的天象观测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天文学家认为,古代中国第一次最可靠的日食记录是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发生的日偏食,类似的记载在卜辞中还有四次。又卜辞中有五次月食的记录,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1361年8月9日的月全食。在历法方面,《尧典》中对于“四仲中星”天象的记载表明了对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的认识,并且夏代已经有了天干记日的方法,以后商代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更为完整的干支记日方法。与此相关,阴阳合历的模样已经基本具备。周代以后,天象观测继续发展。有关太阳黑子的文字记载最早可推至《周易·丰卦》,其中讲到的“日中见斗”、“日中见沫”即是对太阳黑子现象的描述。
三代在其他知识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这包括建筑、数学、音律、医疗等等。夏代的遗址近年来不断有所发现。从河南郑州和安阳发掘的商城遗址来看,其都已经颇具规模。这一时期,建筑规制逐渐形成,技术也不断提高。之后,周代已对有关经验和技术作相应的总结,《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在数学知识方面,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十进位制记数系统,而且最大的数字已经到了三万。商人可能已经有了奇数、偶数、倍数和分数的概念,并已经掌握了一些最初步的运算方法。与记数和运算相关,算筹工具也得到了发明,筹算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工程建设和器物制作的需要,也由于天文观测以及地图测绘的需要,几何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西周时期,已经有了专门掌管数学知识的官员即“畴人”。同时,“数”也即计算或运算这时已成为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六艺”之一。在音律方面,一些学者指出,在商代的乐器中半音音程已经出现,这表明已经具备了发明十二律的前提条件。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商代晚期很有可能已经具备了十二律中的相当部分内容。而最晚在周代,十二律已完全形成。如《国语·周语下》中记载周景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伶州鸠就讲到十二律。此外,《国语·周语下》中还明确出现了七声音阶的概念。夏商时期的医疗活动比起原始时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的记载有近五百多条。到了周代,对于医疗活动的认识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医和巫这时已经逐渐分离。如《周礼》中将“巫祝”归于“春官宗伯”,而“医”则属于“天官冢宰”,二者已分别归属不同的职官系统。西周时期的人们已经从季节、气候等方面来思考致病的原因。当然,夏、商、周三代知识方面的进步还远远不止这些方面,如制陶、纺织、染色、酿造,这些技术或知识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都有所记录保存。
早期思维与观念正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发生与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