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单身时代》的作者是旅居中国五年的美国记者，她探访了多名“剩女”，在书中呈现了四位未婚白领女性的现实故事，通过她们各自的困境与选择，勾勒出当今中国“剩女时代”的真实面貌。从而更进一步探讨中国未来将会遭遇的社会问题，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和社会如何塑造中国女性的生活，以及这对世界 意味着什么。
《单身时代》将四位不同情况的女性故事融入不同章节：因为博士学位而找不到男友的“剩女”、有不再相信婚姻的“剩女”、有寻求更好生活而不得不成为“剩女”的“剩女”、为了讨好母亲而忍受各种相亲方式的“剩女”。通过对这些女性故事的叙述，作者想要让读者知道：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去维护自己决定个人未来的权力，而且也能够拥有更精彩的人生。
作者介绍
[美]玫瑰（Roseann Lake）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古巴新闻记者，撰稿人和活动策划。曾在北京担任自由撰稿记者5年，同时也是蓝海电视台主持人。玫瑰拥有纽约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亚特兰大》（The Atlantic）杂志、《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Time Out北京》杂志、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特约作者。精通五种语言，曾于不同的国家担任记者。
部分摘录：
叛逆的自梳女
19世纪初，在珠江三角洲一个狭小的地区生活着一群女性叛逆者。她们都曾经是非同一般的逃婚新娘。据说，她们在结婚当天早晨从家逃出，或者从花轿上飞快地跑下来，为躲避新郎而藏身在空墓穴里，直到每个人都不再寻找她们为止。许多被迫结婚的自梳女则采取激烈的预防措施，竭力避免结婚带来的一个“不良结果”：怀孕。据说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这些叛逆的自梳女一夜不睡，时刻保持警惕，尽可能地多找一些家具把新郎挡在一边。有些自梳女采用一种被称为“裹身”的方法，用垫着数层布料的硕大内衣把生殖器紧紧包裹起来。她们就好像是人肉饺子一样被缝进防卫衣服里，一连三天不出来，同时服用药丸抑制排便。
这些叛逆女性使用的方法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逃避婚姻，拒为人母。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种行为显得极为藐视礼法。贾尼斯·斯托卡德（Janice Stockard）在其引人入胜的专著《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中指出，这个时期的未婚女性除了是社会异类之外，还是一种巨大痛苦的根源。世人认为，她们的灵魂会造成庄稼歉收、男女不孕不育，甚至其他许多不幸。据说，未婚女性死去的地方寸草不生。因此，垂死的年轻女性被带到荒郊野地里慢慢死去，为的是尽量减少因其单身未婚而造成的各种损失。当然，未婚女性的灵魂也会造成窘境。她们那些孤独不安的灵魂，也许会经常回来纠缠活人和结婚成家的人。
这些未婚女性的逞强行为背后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即她们都是缫丝女工。在她们抗婚活动的高发时期（1890年至1930年间），她们的生活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丝绸产量上占全世界的1/9。据斯托卡德披露，截止1930年，这一地区总共拥有300多家缫丝厂，每年生产近4 000吨蚕丝，为年轻女性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缫丝女工被雇来做那种从蚕茧里抽丝的工作，难度极大，是制丝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需要眼力好，手脚灵活。她们技术熟练，收入很高，每天能挣到1美元，几乎比田间男劳动力的收入多一倍。
由于辛勤工作、蚕丝销售量大，缫丝女工们也给自己织了个经济独立的蚕茧。当家人认定她们应该结婚时，这些缫丝女工很少直接结婚的，大多都是经历了一番斗争。斯托卡德写道，没有逃婚的自梳女花钱给自己买了一条出路，她们的订婚是所谓“补偿婚姻”：由她们付给未婚夫家人大约300美元（这近乎是她们一年的薪水），用于购买婢女。婢女，实际上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妻子，既要生孩子，照顾公婆，又要满足丈夫的欲望，履行着自梳女们自己不愿意承担的妻子的全部责任。虽然自梳女不在家里生活，但是这种交换却使她们拥有正式的婚姻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她们能够在夫家的地里得到一个体面的葬身之所，死后她们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安息。
更有胆量的自梳女则通过嫁给死人的方式节省那笔补偿费用。这种婚姻在当地被称为“守墓清”。早逝单身男子的家人担心他死后孤独，于是便找一位在世女子为其安排婚事。此类阴婚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南部非常盛行，死去的男子简直成了炙手可热的婚配对象。斯托卡德在书中写道：“想找一个死去的男子结婚并不容易！每当有家庭想要给死去的儿子安排婚事时，消息便不胫而走。”根据斯托卡德的叙述，为了嫁给死去的男子，这些女人们经常打得不可开交。
1923年，随着经济大萧条到了最严重的地步，蚕丝的市场需求量急剧下降，中国女性享有的独特经济机会也宣告结束，珠江三角洲地区那些叛逆的抗婚女性似乎也“另有所悟”。
与以前的自梳女非常相似，克里斯蒂的经济条件可以使她暂时不结婚；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完全放弃婚姻。她很幸运，不必逃婚，不必花钱收买公公婆婆，或者嫁给死人。但是克里斯蒂的那些过去时代的姐妹们在一些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尽管被迫出嫁，她们的经济实力还是会令人称赞。那些给予婚姻补偿，或者订阴婚的自梳女父母们，为自己有一个能够继续工作的缫丝工女儿而感到骄傲，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可以给家庭带来一大笔经济收入。斯托卡德在《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这部书中指出，在父权社会的中国，“这里是唯一一个女儿出生值得庆贺的地方。”
同样，19世纪，新英格兰的那些大龄单身女性“具有很高道德水准，是地地道道的女人”。她们甚至被称赞为“有勇气选择单身，因为如意郎君尚未出现。”大龄未婚女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1868年3月份《民族报》（The Nation）的大字标题是《为什么单身越来越普遍？》（Why Is Single Life Becoming More General？）这篇文章引用了弗朗西斯·B.科根（Frances B. Cogan）的言论。在《美国女孩：19世纪中期的美国成为真正女人的理想》（All-American Girl : The Ideal of Real Womanhood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一书中，她描述了大龄单身女性增多同“文明进程”密切相关的现象。她写道：“男人和女人找一个喜欢的人生伴侣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要求变得更严格，衡量优秀的标准也更高。他们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既能满足自己的理想，又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理想的生活伴侣。”
公平而论，在各代王朝星罗棋布，又发明过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的5000年漫长历史中，中国一直是“文明进程”的伟大推动力量，然而在科根所特指的那个文明方面，中国却一直做得不好。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下述现象：19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单身缫丝女工在工作与经济实力方面受到当时世人称赞，而像克里斯蒂那样的当代职业女人，无论她们的教育成就和职业成就多么显著，只要到了一定年龄还未结婚，就仍然会受到敌视和贬低？
在开始回答上述各方面含义丰富、很有用意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剩女的出现，极大程度上背离了30年前中国势不可挡的社会规范——结婚生子。作为妻子和母亲，中国女性注定要成为家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家庭又是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借用一句清朝之后继续在中国社会发挥作用的金玉良言：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和谐家庭是和谐国家的基础。因此，女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单身女性，特别是由自立的单身女性构成的家庭，则截然不同，这是极不稳定的，而且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是危险的。
最好是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男主外，女主内。中国女性应该在持家的同时，养育快乐健康的儿女。这样丈夫就能够无拘无束地去工作，开展社交，进一步关注更加重要的国家大事。尽管这一定义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有了现代内涵，但是“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却很受称道，现在仍然是许多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
克里斯蒂说：“两年前，我仿照法国酒庄的形式在一家高端俱乐部组织了一场除夕晚会，我邀请了一位我一直接触的男士前来参加。他来了。”克里斯蒂紧接着描述了他怎样喝酒、跳舞的情形，当时他显得很开心。但是晚会过后，那位男士却莫名其妙地不再给她打电话了。当克里斯蒂最后询问其中的原因时，他解释说，当他看到她身穿樱桃红丝绸礼服，身边簇拥着许多人，步履矫健地四处奔走，要确保一切都进展顺利时，他觉得她很不安全。
“那次晚会是我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克里斯蒂说道。她心里也很清楚，从个人角度来看，晚会却不是那么成功。“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不过让他在那种关系中过早地看到我出现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这样做可能是有欠考虑。他不是一个例外，很多中国男人都会做出那样的反应。”她随即又举出了一个例子：她的母亲急着让她去见一位博士，因为他在美国留过学，可能更容易接受克里斯蒂的“现代”做派。这位博士刚刚离婚，带着一个孩子。第一次约会时，他对克里斯蒂说，他同前妻（也是中国人）的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她（也是一位博士生）没有尽到自己的家庭责任。
克里斯蒂心里清楚自己的职业的特点，也知道自己是个主外型，而不是主内型的女人。这些特点在约会时都对她不利，她心知肚明，但是她不想通过牺牲事业的方式去换取结婚的机会。她希望自己最好能够找一个支持自己事业的生活伴侣，或者至少不会被她的事业追求吓走的伴侣。仅从数量上来看，这应该办得到，因为60%以上的中国城市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求许多身为人妻者不再选择待在家中，这样她们可以对家庭的经济稳定做出贡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她们的收入甚至高过自己的丈夫。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划分，中国的妻子们除了在工作上投入时间以外，还必须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但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她们要比还没有结婚的同辈人有一些优势。
《女航天员：单身女性不可申请》（Female Astronauts : Single Women Need Not Apply），中国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上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当时中国正在决定招聘第一位女航天员，举世瞩目。那篇报道解释说，根据航天专家的意见，“单身女性不适合做航天员”，接着又具体指出女航天员“应该在心理上和身体上同男航天员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这篇文章还提到，在许多外国新闻机构进行现场报道的情况下，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庞之浩表示，女航天员不能有口臭，不能有伤疤或脚疾。“口臭会使其他航天员感到烦恼（男航天员就没有口臭吗？），伤疤会在外太空中流血。”他在接受中国国家新闻社——新华社的采访时这样表示。这篇文章继续写道，“有抱负的女航天员也应该结过婚，有孩子。”因为航天飞行也许会影响到她们的生育能力。“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航天飞行会对女性产生生理上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将女航天员送到太空），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解放军空军总院教授徐向荣在中国国家广播电台这样表示。
中国在把第一位男宇航员送上太空（2003年）的9年后，又把第一位女宇航员送上了太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然而却暗示未婚女性不适合太空旅行，因为她们在心理和体能上都不如已婚女性。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个巨大退步。
“女人的持家能力可以反映出她如何管理员工的方式。”克里斯蒂的朋友徐丽（音译）说。她在一家大型电信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部担任经理。她本想离婚，却又担心这样会危及她的工作。“我管理着140名员工，又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不能冒那个险。”她住的地方离丈夫有300千米。她的丈夫不做全职工作，在另一个城市里照顾他们的女儿。徐丽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住房，还搭上了一个情人。老板并不知道她有个情人，她也不担心老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从职业的角度看，我有婚外情要比离过婚更好一些。”她这样说道。
至少现在对于克里斯蒂来说，单身未婚还是有利的，因为她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不断扩展人脉。“我肯定想结婚，我也要积极地找对象，但是不能让这件事影响我的其他抱负。”她说道。
但愿她的家人也表示赞同。
在克里斯蒂外出参加朋友们周日上午的香槟早午餐聚会时，她的祖父刚从北京天坛公园回来。接连好几周，他都同其他一些为孙子孙女找对象的七旬老人一起，聚集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大型广场上。那里摆着多本厚厚的征婚简历的复印资料，内容包括眼看要熬到头的单身男女的姓名、年龄、身高、工资、星座等各方面的信息，有时还标出血型。还有一些征婚广告写得更加具体，由年龄较大的征婚者用毛笔将个人情况歪歪斜斜地写在了纸板上。克里斯蒂的爷爷为她写的征婚广告也是这一类，把她描述为：皮肤白、脾气好、年轻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