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分为模式、特例、观念三大部分，包括地理标识和时间标记、人类与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森林滥伐概览、森林滥伐的地区与树种、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的故事、汉人在贵州苗族家园的拓殖、遵化人长寿之谜、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等12章。
作者介绍
伊懋可，剑桥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校，曾任牛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环境史研究，是海外中国环境专家。
部分摘录：
森林滥伐概览 下面这首诗乃柳宗元所作,这位作者生活于公元8—9世纪之交,是一位哲学家和散文家。诗文反映了中国环境史上最漫长的一段历程:(1)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
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
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
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跞磵壑何当存?
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崤豁空岩峦。
可见,曾经覆盖中国广大地区的古老森林被毁了。
有必要做些解释。这首诗富有政治意味,其中提及的树木蹶倒,暗指朝廷才华之士的损失。然而,这种带有强烈象征效果的景象,也反映了为人熟知的生态现实。“虞衡”是一种官衔,在上古指的是以保护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资源为己任之人。如今,一千多年之后,因官僚机制运转修改的扭曲,其含义几乎转向了反面,也即变成了负责为朝廷提供木材用于新的建筑的官吏。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概括这一历程,那就是将这样的两个事实相提并论:两千年前,在中国的中东部,为制作一口棺材砍倒整棵树的现象仍属司空见惯。(2)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用木材做地板、楼梯、电线杆、矿井支架、铁路枕木、桥梁和棺材——空想之举吗?(3) 如今,中国人均木材储量大约是每位居民10立方米,仅仅是世界平均值的1/8。(4) 这一灾难的根源要追溯到古代。
滥伐森林并清除其他原生植被的原因不外乎三种。最常见的是为耕作和定居而砍伐,包括防范野生动物与火的威胁。第二种可能是为取暖、烹饪以及像烧窑和冶炼这类工业生产供应燃料而砍伐。第三种是为提供营建所需的木材而砍伐:如建造房屋、小舟、大船和桥梁需要木材。此外,打松树桩之类的其他形式的建设也需要木材;所谓打松树桩,即是将松树桩夯进沿海的淤泥滩,作为石砌海堤的地基。
到11世纪,在中东部地区燃料木材即将告罄。1087年,由于在今江苏省北部发现了煤,诗人苏东坡兴奋地为之赋诗一首。(5) 顺便说一下,对第四联所涉矿物的译释,并没有从科学上加以考究:(该联译文是:No one had noticed the spatters of tar, nor the bitumen, where it oozed leaking, while, puff after puff, the strong⁃smelling vapors—drifted off on their own with the breezes。——译注)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这位诗人已意识到森林滥伐的危险,对前现代工业的燃料供应也产生了忧虑。
虽然中国人也曾为了使用、销售或怡情而种竹植树,(6) 但是这从未能弥补木材的损耗。在某些地方和一定时期,大火烧过、斧钺伐过之后,当然也还有树木再生。因此从地方上看,如果只是一味地认为树木在消失,未免过于简单。(7)
为平衡一下毁林的情景,我们可以想一想博爱地区人工栽培的竹林,这地方靠近东北部的西陲。(8) (在河南省。——译注)在这里,灌溉使部分不毛之地变成了小福地。根据明代晚期的一段描述我们得知:(9)
河内(10) 八十三里,惟万北、利下一带,地傍有水渠,果木、竹园、药物肥茂可观,然此特十之一耳。其余……一望寥廓。有砂者,咸者,瘠者,山石磊磊,顷不抵亩者。
在这个时候,“亩”略低于7%公顷。(11)
博爱地区从两条河流(即丹河、沁河。——译注)汲取供水。虽然并不清楚这一灌溉系统始于何时,但我们知道它在公元8世纪不得不加以修治,以清除堵塞河道的淤泥,到16世纪又是如此。因此,从水文上看,这里的灌溉网有些不稳定。它也可能因为战事和过度开发而受到了干扰,前者如12世纪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厮杀,后者如元初官僚对竹林的“竭园伐取”。由于时断时续的干旱会使竹子开花,随即枯死,这样,灌溉——即人类的干预——就很有必要。而在1690年大旱期间,当朝廷为了使漕运船更易通行而从丹、沁二河引水时,也对这里的竹林造成了损害。
风调雨顺之际,这一地区四季秀美,竹园“清幽”,居民筑居于水竹之间,因而饱受赞誉。17世纪晚期的一位诗人这样写到斑竹:传说一位古代明君(指舜帝。——译注)去世后,他的两位妻子哀恸不已,泪水将竹子染得痕迹斑斑:(12)
万派甘泉注几村,腴田百顷长龙孙,
养成斑竹如椽大,到处湘帘有泪痕。
显然,决不是所有的发展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但不管好坏,都需要能持久地维持生计。
那么,与森林何干?一个原因是,茂密的森林会减轻风蚀和水蚀对表土的侵害。(13) 帝制晚期有一些生动的描述表明,因人口压力大,人们不得不外迁,去开垦山地,短期种植玉米和甘薯之类的作物,这时他们就会造成破坏。生活在1786到1865年的梅伯言有一份经典记事,言及一群群擅自占地的“棚民”,游荡并开垦长江南部的山区,由此造成了破坏。(14) 这份材料概括了帝制晚期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类似的例子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发现:
其[董文恪]任安徽[在东部]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15) 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16)
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及余来宣城[在东部],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
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砂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圩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是其说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者久矣。
因此,树下累积的枯枝落叶能让雨水慢慢渗漏。(17) 这种渗漏还可防止土壤被冲刷到下游的灌溉系统,而造成堵塞。表土层之下的土壤相当贫瘠,因而山民每隔三年左右就不得不迁移一次。这样,一旦树木消失,泥沙俱下,就会给下游的定居农业开发者造成更大的困难。
最终,部分流失的土壤沉淀下来,或沉积在河床、洪泛区,或沉积在三角洲。这样看来,帝制晚期珠江上游的森林滥伐,十有八九是珠江三角洲迅速淤积的原因所在。(18) 黄河北部和南部各水道三角洲的扩展,还有长江三角洲的扩展,一定程度上都是这同一影响的结果,在更早的时期更是这样。于是,波浪和潮汐活动使沉积物来来去去,再一次的沉积,一旦河口不再起作用,情况尤其如此。1855年后,位于东部和东北部交界的黄河南面故道口的情形就是这样。据估计,之前的1194—1855年间,黄河南段河口冲积层共增高了大约10米,这一时期又向大海水平延伸了大约90公里。(19) 在1579到1591这非同寻常的13年中,水利工程师潘季驯设计的“束水攻沙”系统全面运转,三角洲以每年1.54公里的速度向海延展。(20) 不管以何种方式,森林滥伐也潜在地造出了可耕地,这种情形在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次数非常可观。
三角洲土地可以通过海塘与大海相隔,在盐分被冲洗掉之后成为圩区内的稻田。从技术上讲,“围田”是护堤环绕的区域,一年中其高度有时低于周围的水位。在长江下游的南岸,这种开垦方式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江南地区。现如今该区域最大的城市——上海所在的地方,大约在13世纪才冒出海面。(21) 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江南是“中国的尼德兰”。
总的来说,新的沿海农田形成之后,即使因保护和维系而占用了其他资源,它在经济上也是有好处的。问题出在了大河的中下游沿岸,黄河尤甚。
不过,黄河直到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叫“黄”河,之前仅被称为“河”。将近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末,《汉书》称其河水六成是泥浆,(22) 这肯定有点夸大其词。譬如,现如今,即使在河口近海处,每立方米水(重1吨)当中平均泥沙含量也不过0.4到3.75千克。(23) 而导致黄河变色的最可信的原因,则是秦汉两代农耕在西北部的推广。为发展农业,覆盖中游沿岸广大地区的草地被清除;为满足都城的木材需要,西北部东南方向的温带森林被砍伐。(24) 土壤侵蚀伴随着悬浮沉积物的沉淀,使黄河河床升高,超出了周围的平原,只能靠人工堤坝才能稳住河床。没有堤坝,河岸会不时地溢洪。当溢洪减弱,其裹携力也就下降,负载的泥沙就被倾卸在洪泛区。直到最后,这条河总会决堤改道,从而水患连绵。
建造庞大河堤所需的技术——包括动员大量的人力——一定程度上是早期军事实践的产物。在早期帝国统一之前的战国时代,几个交战国沿国界修筑高大的城墙,并用它们导引洪水穿越敌国国境。(25) 军事压力对经济技术和早期经济增长的推动这一主题,回头我们将在下面论述短期效益的章节里再说。
战国时代黄河堤坝后撤至离河岸约10公里处,目的是给洪水让路。从《汉书》得知,堤坝里面的“填淤”最后由于“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26)
在随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堤坝以不同频率出现大决口,这反映了西北和东北部农耕与伐木强度的变化。数字不一定准确,而且记录中的变化可能衍生曲解。它们很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期的气候变化。不过,前后的差异却清晰可见,毫不含糊。
在汉朝的大部分时期,也即公元前186—公元153年,黄河堤坝大约每16年出现一次大决口。公元前66—公元34年间最为集中,频率上升至每9年1次。(27) 大约在公元前6年,贾谊估算,每年落在黄河沿岸10郡(相当于县)的维修费是铜币“万万文”。如果不将这一数字当作修辞所需,而从面值来看,则高达上亿元。(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