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是清中期著名的天才诗人，诗风凄怆辛酸、愤慨激昂，诗中佳词丽句颇多，在清代诗人中出类拔萃，深受后世读者喜爱。本书精选黄景仁诗歌348首，加以详细注释，对诗歌的写作时间、写作背景、难懂字句，均有准确的考证和解析。在注释的过程中，对典故的出处尽量加以注明，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本书是一部能够引领广大读者走进黄景仁诗歌世界的优秀选本。
作者介绍
李圣华，现为浙江越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古籍整理、浙学研究。出版著作《晚明诗歌研究》《初明诗歌研究》《方文年谱》《汪琬全集笺校》《宁海丛书提要》等。主持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明人别集稿抄本搜集、整理与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二等奖。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部分摘录：
“才人自来多失职”（黄仲则《太白楼和稚存》，前言所引黄仲则诗文俱出自《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清中叶诗坛的繁荣，终不能掩饰这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寒士诗人吟唱的“天堂”。黄仲则为代表的寒士诗人以凄霖苦雨之调自建一帜，构成盛世诗坛复杂的文化景观。
黄仲则一生“好作幽苦语”（《诗集自叙》），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论其诗如“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黄逸之《黄仲则年谱》以为此乃天性使之然。其实，仲则与清中叶大多数苦吟诗人一样，并非专是“为人性僻耽佳句”的，其“哀猿”、“独雁”之调，乃时代使然。仲则生活在社会下层，“一身堕地来，恨事常八九”（《冬夜左二招饮》），弱冠之诗即是“悲感凄怨”，裁冰雪入句，咀嚼生凉。其业师邵齐焘不忍看弟子苦吟憔悴，屡加劝诫，《跋所和黄生汉镛对镜行后》云：“是汉镛方将镂心肝，以求异于众，亦增病之一端也，殊与仆私指谬矣。夫人百忧感其精，万事劳其形，故其神明易衰，疾疹得而乘之，而文人为尤甚。今日所望于汉镛者，方欲其闭户偃息，屏弃万事，以无为为宗，虽阁笔束书，以诵读吟咏为深戒可也。”仲则感所知遇，终不愿放弃不平则鸣的诗歌追求，《杂感》表白说：“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并力作诗人”（《耒阳杜子美墓》），这理想是很高的，因为他所处的正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
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称仲则自出游后，“诗境为之大变，扶舆清淑之气，钟于一人”。诚如所论，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的湖湘之游，是仲则诗歌人生的一个转捩。乾隆三十三年（1768），邵齐焘病逝，给仲则带来很大的冲击。他困惑知我者已归山阿，益感人生苦郁，故欲借山水来疗忧，有意远游湖南。仇养正等人以湘楚道远，且怜其病，劝以勿往。仲则不顾友人劝说，乾隆三十四年冬踏上旅途。诗人至湘江怀屈原、吊贾谊，到耒水拜谒杜甫墓，徘徊低吟，高唱道：“由来骚怨地，只合伴灵均”（《耒阳杜子美墓》），“魑魅天南产，文章地下灵。忧生兼吊古，那不鬓星星”（《寄丽亭》其二）。“楚人调涩无佳韵，好谱《离骚》入管弦。”（袁宏道《又赠朗哉，仍用前韵》）仲则至此，很快对楚调产生了一种偏爱，其诗一变而为凄凉“楚音”。吴锡麒《与刘松岚刺史书》称仲则诗旨“元本风骚，清窈之思，激哀于林樾”，所言不虚。
湖湘之游称得上仲则诗歌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创作高峰则是客于朱筠幕中的两年间。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仲则入安徽学使朱筠幕中，不久洪亮吉亦至。朱筠叹赏二人才华，致书钱大昕、程晋芳说：“甫莅江南，晤洪、黄二君，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洪亮吉《伤知己赋》，《卷施阁文乙集》卷二，《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翌年三月上巳，朱筠率幕宾大会于采石矶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仲则《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成，一时推为擅场。洪亮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载云：“为会于采石之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仲则随朱筠等人登采石，游青山、黄山、齐云山，饱览山水形胜，既有知音的相惜，又有山水的怡情，仲则度过他人生中最欢快的一段时光。其诗尽情展现飘逸的天才，不过“凄凉”的基调并未改变多少，故飘逸中蕴含着浓郁的苦味，洒脱中有难以解脱的郁闷，笑语中有不易言传的酸辛。
生于江南，遍游吴楚，饱览东南山水，黄仲则又怀着对燕赵山水与幽并之气的向往，久欲北游，然时光蹉跎，未能如愿。乾隆四十年（1775），他决意实现北游的愿望。《将之京师杂别》其一：“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其二：“看人争著祖生鞭，彩笔江湖焰黯然。”诗人一再表白此行无意于功名，之所以北游，是由于自感诗中缺少幽燕之气。洪亮吉《行状》亦载云：“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至岁乙未乃行。”京师之游，确实使仲则诗中多了一些幽燕之气。但他进一步陷于困顿，尤其是移家京师后，心力交瘁，肺病日重，最后在债家逼迫下，抱病出京，客死逆旅。这样的遭遇赋予其诗更浓重的伤感色彩，他想成为“幽燕老将”的理想也随之幻灭了。清人赵希璜因此感叹说，如果仲则不游京师，可能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人世，《校仲则诗付梓，不觉怆然》其二：“为爱幽并悲壮气，顿教仙骨落尘埃。”当然，应该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没有北游的种种痛苦，就不会有仲则更杰出的诗歌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仲则的北游，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却是诗坛和诗家的一件幸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仲则与都门诗社诸子的唱和。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等人在京师结都门诗社，邀仲则入社。仲则与翁方纲、蒋士铨等人交游，不无沾染以学为诗的风气。在学问与诗歌之间，他一度欲废诗而专事考据之学。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翁方纲等人的影响外，还包括他欲借此遁世的想法。现实带来的沉重痛苦，使他几不能承受，以至于想逃避到古书中去。这也难怪其诗中忽然少了许多“冰雪”气，而多了几分“虫鱼”味。如《汉吉羊洗歌，在程鱼门编修斋头作》等诗，几可作“注虫鱼”的文字来看。总体以观，仲则京师所赋诗多用书卷，但毕竟大多数作品是以情韵为主，如《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等诗，俱有可观处，与翁方纲之诗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