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巴比伦不仅奠定了文明的基础，而且撑起了历史的脊梁。从公元前5400年前后新月沃地迎来第一批定居者，到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落入波斯人手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辉煌历史逐一展现。文明在此诞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大地历经王朝更替、民族融合，见证了文字与文学的诞生、教育与法律的形成、土木工程与数学的发端，更见证了城市的兴起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完善。保罗·克里瓦切克的《巴比伦》探索的不只是文明的最初形态，更是社会进步的规律和人类发展的模式。
作者介绍
保罗·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1937~2011），出生于维也纳。1970年加入BBC，供职二十五年，曾任BBC全球服务频道中亚事务部的负责人，通晓八种语言，包括波斯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和尼泊尔语等。著有关于中亚和近东历史的多部作品，包括《意第绪文明：一个被遗忘民族的兴衰》（Yiddish Civilis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Forgotten Nation）、《寻找查拉图斯特拉》（In Search of Zarathustra）等。
部分摘录：
阿布沙林（意为“双月之父”，可能人们在那里的古代泥砖上发现了印有象征月神的新月图案）看起来极其不像是曾经见证人类迈出重要一步的圣地。这里天干物燥、尘土飞扬、荒凉一片，黄褐色的土丘凌乱得如同一张有人在上面睡过懒觉的床。在这些土丘的四周，赤裸的大地无边无际，寂寥坦荡的沙漠绵延不绝。一眼望去，四处都了无生机，荒无人烟，没有任何文明的痕迹。就连那曾经孕育了埃利都的河流，如今也远离此地，从视线中消失了。
若想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你就得想象一个特殊的场景。首先让时光倒流，回到约七千年前，直至看见海湾南边的盐堆，看到从（今天的）巴林岛（Bahrain）、卡塔尔（Qatar）和阿曼（Oman）驶来的海轮，还有经过海水冲积而成的大片海岸湿地，那里的游鱼、飞禽、走兽足以供养规模不断壮大的人口。回到现代伊拉克穆萨纳省（al-Muthanna）的荒沙大漠仍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大草原的时候，那时部落的牧民赶着羊群，迁徙于波光粼粼的湖泊之间，而今天这些湖泊都已化作沙特阿拉伯著名的大内夫得沙漠（an-Nafud）。接着再回到那条早在七千年前便已车水马龙的通商大道，这条商道从东伊朗高原贯穿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那时的人们背着沉重的物品，耐心地用脚步丈量着道路；他们成群结队地走着，时刻提防着野兽和劫掠者的袭击。（当时，驮兽还未被驯化，连驴都没有，更不用说骆驼和马了。）下一站是一处6米深的湖泊洼地，洼地中央有一座山丘，看上去就像是从一个陨石坑中升起的水上高地，四周环绕着水流造成的冲积泥层。我们要回到它还是一片巨大的沼泽湖的时候，那时湖水甘甜，湖中满是淡水鱼贝，引得周围的人类和动物纷纷前来。苏美尔人把这座山丘称为“阿卜苏”（Apsu），并且认为这里是“淡水之洋”的涌升之地，而整个大地就漂浮在这个“淡水之洋”上。让我们回到伟大的幼发拉底河还在这片土地附近流淌之时。几千年来它不断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变换着蜿蜒的河道，将大量的淤泥沉积在这片每千米落差不到6厘米的平缓坡地。那时，河上可能还有乘舟而至的北方开拓者，他们在建造用于控制河水的堤坝和运河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里十分需要他们的技术，因为幼发拉底河不像温和友善的尼罗河——每年夏季季末，尼罗河如期带来洪水，为冬季的小麦种植备好丰沃的土壤。苏美尔人将幼发拉底河称作“布拉努”（Buranun，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用语，未经证实，可能是从苏美尔语中意为“迅猛大洪水”的词演变而来的）。春天，肆虐的洪水恣意地破坏着河流沿岸已经播种的土地。而这些种子就算逃过了被洪水浸泡的命运，之后在烈日暴晒下也可能干萎，因为炙热的太阳会使一半以上的河水在流入大海之前便蒸发殆尽。
因此，最早在此定居的人并没有选择那条最容易的道路。他们在水边修筑芦苇屋，开垦田地以种植小麦和大麦，开辟园地以种植蔬菜和枣椰树，并将他们的牲畜赶到大草原上牧养；而不是定居在年降水量大、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带，选择一种轻松的方式生活。在该地区，有一条隐形的分界曲线，曲线外侧的年降水量超过200毫米，这条线即地理学家所说的2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东起扎格罗斯山脉山脚，穿过北部的托罗斯山脉（Taurus），一直延伸至西部的地中海海岸，围出一个巨大的半圆。受这一形状的启发，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把该地带命名为“新月沃地”。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即曲线的内侧，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几乎没有任何降水。因此，当地的新居民只能用河水浇灌农作物，但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对土地本身进行改造，如修洪堤、挖沟渠、建蓄水池和开凿运河。
几千年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直幸福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它才开始从本质上有所变化，当然在许多地方，同样的生活方式至今仍存在。然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开拓者们并不满足于此。虽然他们拥有充足的适宜传统农业生产的土地，且这里地广人稀，有大量空间可作为新的农业定居点，但来到这里的人显然无意追随先人的脚步，不愿像前人那样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迎合大自然；相反，他们决定让周围的环境去适应他们的生活。
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具变革性的转折点。这批开拓者就是冲着改变世界而来的。他们坚信，改造和改善自然并成为大自然的主宰，是人类的权利、使命和命运。他们是世上最早秉持这一信念的人，该信念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大部分人前行的动力。
从公元前4000年以前，到之后的十到十五个世纪，埃利都人及他们的邻邦为几乎所有我们今天所知的与文明有关的事物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被称为“城市革命”，尽管城市的形成实际上只是其中最微小的一部分。随着城市的发展，中央集权、社会等级制度、劳动分工、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纪念性建筑物、土木工程、写作、文学、雕塑、美术、音乐、教育、数学和法律应运而生；另有一系列广泛的发明和发现，从最基本的带轮载具和帆船，到陶窑、冶金术和合成材料出现。最为重要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思想和概念诞生，它们都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独立于实际物体而存在的数字或重量概念（数字10或1公斤）。我们早已忘记它们原本也是通过发现或发明才产生的。这一切都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同国王乌图赫加尔的宫廷大臣一样，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立柱上留下文字的书吏也认为这一伟大跨越是因为天降王权才产生的。疯狂任性的现代评论家埃里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和撒加利亚·西琴（Zechariah Sitchin）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提出这一切都是拜外太空的外星人所赐。受到所处时代中的偏见影响的另一些人认为，每个种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本领，当不同种族的人聚集到一起时便会产生剧变。马克思主义传统则毫不意外地强调，这类变革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苏联最伟大的亚述学家之一I.M.狄雅可诺夫（I.M.Diakonoff）就将其著作的副标题命名为“最古老的阶级社会与首个奴隶制文明中心的诞生”。而在当下时兴的环境理论看来，气候变化，即干热气候与湿冷期的交替，才是促使人类不断改变生存方式的原因。当然，还有人认为，文明的产生是始于上一个冰川时代末期的人类智力进化的必然结果。
不过，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大家都有一点共识，即将人类视为被动的对象、外部影响的接受者、外部力量作用的目标，顺从于外部行动的工具。但其实人类并非如此，我们的举动也不会如此盲目。
事实上，冲突才是历史的永恒旋律，其中包括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前瞻者与后顾者之间的碰撞，提倡“革旧鼎新”之人和提倡“发扬传统”之人之间的摩擦，以及“追求不断进步”者和“不愿没事找事”者之间的抵触。没有冲突，就没有文化的巨变。
这种情况至少已经发生过一次。
新石器革命让我们祖先的聚居方式从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小型血缘族群，向开展自给农业的固定集体村落转变，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技能、文化和语言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经上万年积淀下来的知识和苦心建立的传统，就这样被抛之身后。近期，有关人类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所有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族群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已有的知识，在进入定居农耕社会之前，他们必然要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
狩猎和采集是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乍看之下，新的生存方式似乎要比人类先前长久以来一直适应良好的模式更加艰苦和低效。
对于《创世记》的作者而言，新石器革命意味着人类的堕落：“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科普作家科林·塔奇（Colin Tudge）近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新石器时期的农耕作业显然十分艰苦。第一批从事农耕的民族不如之前的狩猎和采集的民族那般强健，同时还承受着营养不良、创伤和传染性疾病的痛苦，这些是他们的先辈所不曾经历的。”从这一角度看，农耕业成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这种重大改变，应该是受到了一种强大且传播广泛的新型意识形态的推动。在那个时候，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必然是一种全新的宗教，正如著名史前史学家雅克·考文（Jacques Cauvin）在其著作《诸神的诞生与农业的起源》（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中所说，这种新宗教宣扬的是一种“救世主式的自信”。
在这之后的价值观和理想上的巨大转变，便是最终导致农耕村落走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变了。虽然城市革命造成的破坏不像从狩猎和采集过渡到农耕社会时那般严重，但是选择这条路的人还是得做出巨大牺牲，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自治、自由和自力更生的独立身份。在这份牺牲背后，一定有某种强有力的信仰，来说服人们追随这样一个既不可预见又遥不可及的梦想，它要让男男女女们相信，为了此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城市有可能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也必能为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总而言之，这是一次意识形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