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一部生存启示录，为失业白领、为焦虑的在职白领而写。企业当然不能为员工提供一个完全稳定和成长的环境，但随时待命、放弃休假、开夜车、全力以赴、身心负荷达到极限的不安定感，已有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并未为白领做好准备。通过七个月“失业白领”的失败求职经历，调查记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实地探查美国白领阶层向下流动的真实情况。通过选择职业教练一对一指导、线上线下海投简历、密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作者不仅批判九型人格、MBTI性格测验的荒谬，职业训练、社交活动对既有不当体制、机制的维护，更呼吁白领阶层应该在态度上改变、在心理上转换——持续完善简历，建立和维系稳定的人脉网络，有勇气与中、下阶层团结合作。
作者介绍
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知名调查记者、作家，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长期关注劳动力市场、医疗、贫穷、女性处境等议题，文章散见于《时代周刊》《进步》《哈泼》《国家》《新共和》等知名媒体。已出版二十余部作品，代表作有《我在底层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我的失序人生》等。
部分摘录：
踏进关系网络的世界 Stepping Out into the World of Networking
所有从求职网站搜集到的建议，都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刚开始，我天真地想象这是惯常的社交活动，可能还有机会喝点白葡萄酒。可是，乔安妮和金伯莉要我牢记，关于人脉，需要下苦功、守纪律，并且发挥百折不挠的精神。当我跟金伯莉说，我想要开始拓展人脉时，她打断我的话，要求听听我的“电梯演讲”（elevator speech）。这是一段30到40秒的自我宣传，以我的情形来说，金伯莉建议应该这么开始：“嗨，我是芭芭拉·亚历山大，我是一位公关高手！”在一次电话咨询时，乔安妮跟我分享她的电梯演说（原来她自己也在找工作），而当我大胆地告诉她这段话听来有点生硬时，她坦承自己尚未完全背好讲稿。
经过数小时的搜索，我找到了一场在“40+俱乐部”（Forty-Plus Club）举办的联谊活动，地点位于车程只要两个半小时的华盛顿。这个俱乐部的创立是为了帮助经济不景气期间的中年管理阶层求职者，首届顾问团由企业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很引人注目，包括IBM创始人汤姆·沃森（Tom Watson）、彭尼百货（JC Penney）创始人詹姆斯·彭尼（James Penney）、影视名人阿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以及《人生光明面》（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的作者诺曼·皮尔（Norman Peale）——我认为他根本就是金伯莉的心智祖父。不论创立的起源为何，全美各地19家“40+俱乐部”是你能找到的最接近失业白领的基层组织。俱乐部完全由义工经营，顺理成章地聚集了失业的中年白领人士。
活动从1月份某天阴雨绵绵的早晨9点半开始，地点在杜邦环岛附近一处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实际上是一间昏暗的、充满战斗气息的、没装修的地下室套房。帕梅拉（Pamela）在走廊上迎接我，她大约50岁，穿着一件长而贴身的裙子，制造出一种明显的人鱼效果。她引导我走向一张桌子，泰德（Ted）正在那里发放名牌，他看起来也有50岁，穿着发皱的西装与领带，深邃的黑眼圈散发某种独特的魅力。他指示我，我不能拿红色的名牌，因为我是个“新人”，按规定要拿蓝色的。他瞄了一下旁边，或许是要转移别人对他黑眼圈的注意。他透露联谊只进行到10点，到时我们就可以听到一场“求职者新年新希望”的主题发言。
时间实在很短，所以我立刻付诸行动，走到我的求职同伴前，自我介绍，并询问他们找的是什么样的工作。目前为止大约有15个人进来了，他们分坐在讲台周围安排成半圆形的座位上。我在座位尚未坐满、不至于妨碍我周旋于人群时，成功地和其中几位扯上关系：金融界的迈克（Mike）和公关界的吉姆（Jim）。我惊讶地发现，吉姆找工作已经7个月了。我的下一个对象是一位自称是媒体经理的男士，他述说自己的痛苦不满，因为他为时代华纳（Time Warner）工作了11年，却因企业不明就里的重组而被解雇，家里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要养。所以这些人就是我的同类（大多是男性，也有一些女性），他们像我一样回到家，在书桌前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孤独地在网上搜索。
我原先担心我还没准备好的电梯演说，但和我谈话的人中，没人做电梯演说，更别提要听我的电梯演说了。金伯莉和乔安妮到底在想些什么？到场的多数求职者都是一脸被动和淡漠的表情；至于服装，大多数人都穿着休闲裤。光从表面来看，如果能从这群人中找出另一个ENTJ型的人，我会很惊讶。事实上，这地方满满地坐着大约30个人，全都是已过黄金巅峰的人，但我注意到，我是里面唯一有系统行动的求职者。那个比较晚到的迈克尔（Michael），对我的微笑示意没什么反应，一头埋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里。我把注意力转向弗兰克（Frank），他是个60岁左右、不修边幅的人，自称是财务方面的顾问。
“你知道总统的问题是什么吗？”他对我说，“他从来不需要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人用银盘子放好递给他。”
我点头同意，说我也是个“顾问”（我学到用来替代“自由工作者”的一个字眼），他做出评论：“那就是他们要我们做的——顾问。”这样他们需要时就可以利用我们，不需要时就可以把我们甩掉，不会牵扯到利益或其他纠葛。
10点，会议由梅尔（Merle）开场。她解释道，“40+俱乐部”的核心是一个为期3周的“新手训练营”，目标是把像我一样的新手训练成一台出色、精练的求职机器。我发现自己盲目地关注起梅尔来了：首先，她很美丽，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或稍微年轻一点，而且沉着稳重。我把她当作我的女性管理人模范——和颜悦色，但又专注于当前事务。她说她找工作已经找了9个月——她看起来明明有担任领导者角色的资格，这个信息实在令人不安。倘若这样一位具备管理能力的模范生都可以失业将近一年，那像我这种情况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
梅尔介绍特邀发言人乔·洛克伦（Joe Loughran）出场，他以前任职于“华尔街伙伴”（Wall Street Associate），拥有哈佛大学MBA学位，现在自己做职业教练。他在“40+俱乐部”网站上的简历自称是失业者“过渡时期的促进剂”。他高大、温和，穿着卡其裤与红色毛衣。他用有点自贬的语调开场，主题是他以放弃巧克力作为新年新希望——他说要他“这么做很困难”。接着他想停止巧克力的话题，却似乎有点欲罢不能，提到新希望如何能产生多米诺效应时，已陷入一团混乱：你不买一套新西装，是因为你要等到戒掉巧克力、减了几公斤才买，然后，因为你没有新西装，你就去不成重要的面谈。这番话的教训大概是：别费心去管什么新希望。发言结束。
但当他问我们找工作面临什么问题时，话题又接上了。有6个人举手，提出例如恐惧、惰性、尴尬、拖延、财务、“非线性职业路线”，还有不可思议的“熬夜”等问题。我看到泰德靠墙站着，听到每一个问题都用力点头，表示他对它们都太了解了。乔很努力地继续在活动白板上写字。我也插话说，我对一大堆要做的事感到不知所措，缺乏轻重缓急的次序。这被记录为“日程安排”。
到了这个阶段，我预期乔会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但从未离开过前排位置的梅尔却上前问大家：“你们有人可以分享解决问题的方法吗？”我心想乔的工作看来不过是记点笔记，以及穿着一身大红毛衣仿佛刹车警示灯。但解决我“日程安排”问题的办法随即一拥而入，快得让我来不及写下来。一名女士提供她的方法：“我每天都安排日程表，包括网络搜索和运动，这迫使我对自己负责。即使我是房间里唯一的人，只需要管理我自己。”有人补充：“我把闹钟设定成跟过去上班时一样的时间。起床、刮胡子、换衣服，好像要去上班一样。”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征召配偶担任“督察”，提醒你：“说过今天要做这个、那个。”
这项建议很让人意外：找工作并不是没工作；它本身就是一种工作，而且必须做得像一份工作，连工作上比较让人不愉快的环节，像遵守制度，都得坚决执行——在这里是失业者自订的制度。这幕情节带有一点点恋尸癖的味道。我想到佛罗里达南端的基韦斯特（Key West）传说中的一位居民，在爱侣过世后，他竟把尸体完好地保存，在她死后还继续维持了好几年的肉体亲密关系。同样地，我们不接受没有工作的事实，拼命抓着一些工作的微弱幻影。
管理自己必须像真的有上司在旁监督一般，每个人都同意这点，虽然这立刻显现出一些概念问题：假如“推销自己”像是将自我客体化，“管理自己”则更进一步，到了精神分裂的领域。我想象芭芭拉分裂成劳动者芭芭拉（坐在电脑前找工作的那个）、产品芭芭拉（要被推销的那个），现在还有管理者芭芭拉（其职责是监督另外两个芭芭拉）——三者都在争夺统治权。我想到我的第一个教练莫顿说的神秘“核心能力”之一，还真的是“管理自己”。
但我开始了解到，这里的主题是“痛苦管理”与“结构性悲伤”。假如你已被伟大的企业机器所唾弃，只能冥想苦思你被人视为无能的处境时，想用一些琐碎小事来填补日子，最好还要有别人来监督，这也不无道理。将找工作想象为一份“工作”，必然满足加尔文教徒（Calvinist）想做任何性质类似工作的事的渴望，而美国人可能特别容易有加尔文教徒般的焦虑。我们常常用“至少这让我有事情忙”来肯定某项活动——仿佛忙碌是一种理想状态，不论你是如何达成的。后来，我从哈维·麦凯（Harvey Mackay）的商业畅销书《我们被炒鱿鱼了！》（We Got Fired!）中学到，找工作比实际工作更耗时：“假如你有一份工作，那么你就可能拥有朝九晚五的奢侈；假如你是要找工作，那就预计每天做12到16个小时吧！”[1]
制造忙碌的另外一种下场就是精疲力竭的沮丧。一位白发的高大男士以显然毫无前提的推论，证实了这一点。他举手后提出警告：“假如你以正确的心态反省，反省可以非常有力量。否则它会让你的心情很低落。”你不禁想知道，在他求职的过程中，到底忍受过什么样的心灵黑夜？但对梅尔和乔来说，他的意见只有“继续保持清醒”的作用，相当于维持志在必胜的态度，即使面对绝望亦然。这时，自我管理的严酷加尔文主义突然让位给微弱的享乐主义：我们应当去健身房，在那里和其他同好社交、和朋友吃午饭、列出自己喜欢的事。坐在我旁边、有点异国情调的黑发女士，找一份通信方面的工作已经6个月，她靠过来顽皮地低声说：“我在服用抗忧郁药物。你觉得我该不该大声讲出来？”我们两个都咯咯地笑，虽然这并没有真的那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