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生活在科技世界，当我们为科技的便利和不便夸奖或者抱怨的时候，当我们谈论智能手机、电视和电脑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们由猿人进化到智人，学会使用工具，利用工具开拓视野，改造生活，认识世界。然而，技术仅仅意味着一种工具吗？不，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它是我们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映射，是我们存在于世间的注脚，并且烛照了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这本书不是列举某些具体科技的作用，而是试图通过鲜明的案例研究，来展示技术之于人类的意义，或者说其对我们身体和认知的影响。本书融合了认知科学、认知考古学、美学、技术哲学、生物学等学科，多角度分析科技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塑造和影响，试图理清科技与人类关系的发展历程、重大脉络，漂亮地回答了“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建的”。科学技术并不是近出现的，不是全球化世界专有的，技术从开始就与我们人类密切相关。我们观照科学技术的缘起、现状和未来，就是观照人类进化的历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作者介绍
[意]弗朗切斯科·帕里西认知科学博士，墨西拿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有认知的生成和体现理论、媒体理论、摄影哲学。采用基于跨学科方法的认知主义视角，研究技术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曾获2009年科迪斯科认知研究奖。已出版多部相关著作，并著有多篇有关科学认知的文章。
部分摘录：
一无所长但非一无所知的动物/
1959年7月17日，人类获得了一个永远改变古人类学的发现：玛利亚·里奇和路易斯·里奇夫妇[5]（Mary Leakey & Louis Leakey）挖掘出了一具古人类标本，从而引发了关于人类起源的广泛辩论。由安德烈·勒罗伊-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定义的鲍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6]成了人类在寻找第一个“亚当”的永恒辩论中的主题，因为在这具标本附近还发现了工具。与人类最古老的表现形式—双足步行一起，制造工具被认为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技能和重要元素。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牙齿根本谈不上锋利；双足行走使得我们不能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跑得飞快，游泳也是不尽如人意；虽然我们的视力还不错，但如果一只鹰或者一只猫有人类这样的视力，那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肌肉力量貌似不赖，但和黑猩猩相比就太可笑了；最后，嗅觉对于我们的作用更像是享受生活乐趣，而不是为了生存。简而言之，我们本身一无所长，除非我们讨论另一个层面的特长，即不涉及身体而着眼于在人体外部产生的能力—技术。我们表现出来的解剖学特长的稀缺，实际上是由技术能力抵消掉了。技术能力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边缘现象，而应该是我们人类物种进化的关键。这是古人类学家安德烈·勒罗伊-古汉提出的众多论点之一。在进入本章的中心话题之前，一些关键过程值得重点介绍。
在《进化与技术》（Evoluzione e tecniche）这本书中，这位法国学者奠定了一些理论基础，并在二十年后的著作《手势与语言》（Gesto e la parola）中完善了这些理论。在由两卷组成的第一部作品中，作者提出了技术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强烈的并行性，其中引用了强大的决定论（determinismo），通过趋势和事实（tedenza e fatto）的概念将这两个维度联系起来：“趋势和事实（一个是抽象的，另一个是具体的）是进化决定论同一现象的两个面。由于进化在同一方向上标记着人本身，以及人大脑和手的产物，因此总体结果转化为身体进化曲线和技术曲线之间的平行关系，这是正常的。”随后，是对不同形式的技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从简单作用于物质的技术，再到对自然原理的不同控制技术。
在第二卷中，这位人类学家试图在人类群体的定义模型内，通过讨论发明和借用，而对以上技术的起源过程和传播过程进行解释。正是在这里，技术趋势的概念又回来了，且伴随着内部环境（ambiente interno）和外部环境（ambiente esterno）的概念：“趋势穿过浸入到每个人类群体心智传统中的内部环境；在这里它获得了特殊的属性，然后与外部环境相遇，后者为这些获得的属性提供了无规律渗透的可能性，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接触点上，构成人类普遍物质财富总体的物体‘渗透膜’最终形成。”
令人好奇的是，勒罗伊-古汉将内部环境定义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体、个体、有机体。在结束这次侦查，到达法国学者著作的最终论点之前，我们还将回到环境一词的深度上。在同样分为两卷的《手势与语言》中，其总论点—在相关科学界有广泛影响—即人类智能进化的解释不能从大脑开始，而应该从双脚开始：通过建立严格的身体结构优先级，人类的进化始于双足行走姿势的出现。这本书描述了这一伟大变化催生的解剖学影响，并提出将大脑视为身体的“租客”这一观点，即大脑这个实体享用着骨骼结构让与它的空间。大脑遵循，而不是决定。
作者将一种从猴属（pitecomorfi）中分离出来的生物（即人类）分为三个类别：古人类（arcantropi）、旧人类（paleantropi）和新人类（neantropi），并对这三者进行了严格的解剖学比较研究。他发现，颅骨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在智人（新人类的唯一例子，智人中的一支克罗马侬人留下了最古老的化石遗迹）中导致了几乎彻底的大脑进化。也就是说，从纯解剖学角度来看，这种进化已经到达一个实际上无法逾越的结构极限。在“皮层扇”打开之后，大脑克服了空间屏障，从而获得了当前的容量和组织结构：这是新人类独有的经历，使得前额叶皮层—高级认知功能的中心—得以发展。换句话说，在解剖学上讲，从鲍氏傍人开始的进化之旅以我们智人物种的出现为终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再进化了。正是勒罗伊-古汉本人对这一观点背后蕴藏的含义提出了质疑：“人类的轨迹是否有可能延长？考虑到这些基本特性（垂直姿势、手、工具、语言），人类这个装置也许早在一百万年前就已经到达了进化的顶点。”当然，细微的改变还可能发生，比如通过对牙齿装置的改变，但“需要认识到，要想按照生理和心理的概念保持人的本色，我们便不能预先假设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人类的生物学和进化常数之一是大脑能力和技术生产之间的一致：“在极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在南方古猿和古人类中，技术似乎一直追随着生物进化的节奏”，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物理结构（和大脑结构）与技术产物之间的一致性在新人类身上停滞的时候，这条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然而，不能说智人在这期间没有进化，因为虽然我们在解剖学上已经止步了几万年，但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态状况。
那接着发生了什么？勒罗伊-古汉认为，“似乎正是‘前额叶事件’，打断了原先使人类成为受物种行为正常规律制约的动物学生命这一生物进化的曲线。在智人中，技术不再与细胞的进展联系在一起，而似乎完全外部化，并在某种意义上独立生活”。这种外化带来了根本性的后果：它不仅脱离了原始结构，即有机体的进化，甚至还将有机体解放出来，以获得不同种类的性能。就像两足行走解放了双手一样，技术释放了手势以外的潜能，开创了以间接方式使用手而衍生的“操作性相互联系”：“间接动力的手相当于一次新的‘解放’，因为原动手势在一个使其延长和改变，由手制造的机器中得到了解放。”
让我们再往回追溯二十多年，1940年，德国哲学家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解读。他首先指出：与勒罗伊-古汉的观点一致，人类社会从未出现过真正生活在自然状况下的社会，因为最早的媒介化形式要追溯到智人以前，而智人在自己称之为“新石器革命”（rivoluzione neolitica）的过程中，通过工具在环境领域实现了惊人的飞跃。盖伦也从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出发，即我们是缺乏任何感官运动特长的动物，因此我们唯一的生存机会就在于“豁免”（esonero）概念中。这个概念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人类在一定范围内免责于其环境，如果人类可以与环境保持距离，那么人类能在由语言和具有可塑性但并非极度专业化的运动技能所赋予他的想象和表象世界里自由行走，从而脱离感知和情境的直接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说，这种生态自由是生态缺陷的积极对立面，因此这些条件将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人必须用工具和自身行动为自己寻求豁免（Entlastungen），也就是说，将其生存的不足条件转化为有利于生存的可能性。”
因此，盖伦肯定地指出，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工具来寻求豁免；在这种情况下，工具更应被理解为认知装置，而不是物理装置和辅助物。但同样地，很快也就弄清楚了豁免是如何成为进入技术创造过程的关键，即作为自然进程的媒介化的可能性条件：“人类所有的高级功能，不仅包括在所有智力和道德生活领域的，也包括在运动和操作磨炼领域的，之所以获得发展，都是由于建立了稳定和基本的习惯，豁免并释放了原本用于发起、尝试、控制的能量，以使其获得更高种类的性能。”
通过语言实施的内部重构，我们将自己从环境中提升出来—关于这一点，盖伦正是在专门讨论运动技能和认知之间关系的章节中谈到了反馈—为技术世界打开了大门。盖伦在1957年发表的作品是在之前作品《人》（Uomo）中所提到的理论背景下成形的，因此肯定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这又是一次极具戏剧冲突、由技术发展所决定的大事件。该作品第一章以一个标题为“有机物及其替代物”（L’organico e la sua sostituzione）的小节作为开头，盖伦在最初的几页中就描述了一个我们将逐渐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描述了智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且这种关系存在于技术在其创造的有机体中的系统融合中。他提出了三种能够用工具替代身体和认知的有机功能的方法：它们能够替代（sostituire）、增强（potenziare）或促进（agevolare）个体的美学功能。增强功能又分为强化（intensificazione）和融合（integrazione），我们可以用武器为例来阐明这些概念：石头和棍子是强化媒介（量的增加），投掷武器和最现代的火器则是融合媒介（质的增加）。
这位哲学家继续强调技术进步的不可阻挡性，认为这是人类对环境实行豁免态度的必然结果。根据盖伦的说法，实际上人类在试图给所有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事件—从气候的恶劣变化，到畸形婴儿的出生—赋予一种秩序和意义时，一直尝试通过各种计策来“稳定世界的节奏”。因此，巫术和集体仪式可能是同样的控制冲动的非理性解决方式，这种冲动也制约着技术进步。在使得巫术和技术之间相互关系合法化的过程中，盖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假体关系的例子。人在宇宙秩序和规律性中，发现了一种个人和虚构的秩序的保证，用盖伦的话来说，人在自然中理解，然后又与自然分离。然而，这个结合的过程是豁免的，即它倾向于调节环境以满足规律性的需求，因此最初与环境的共存只是其走向控制环境的一个阶段。所以，为了行使更大的控制权，能够增加人类调控范围的工具变得必不可少，人类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少，如此“实际控制的较小范围与想象中被控制的较大范围完全一致”。
总之，智人显然是一个具有独特生物学环境特征的物种：构成它的表型是没有任何专长的专家们，是一种在其本身能力外化过程中获得进化成功和生存的生物。这就好像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身体没有将皮肤视为限制，而是穿过皮肤延伸到外部世界，并且它不局限于居住在世界上，它还想要世界组成性地参与到其感觉运动过程的实现中去。借用两个隐喻概括当前状况的定义，当代个体可以自定义为一个媒介人（mediantropo），且属技术智人物种（Homo technologicus）。那么，让我们开始探索这种令人好奇的进化异常所蕴含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