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文化是传承的，只有传承才可能使数千年文化积淀而形成传统。天文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对中华文明诸核心内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中国天文考古学系列》充分利用考古发现、历史文献资料，在全面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完整、庞大的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作者冯时学识渊博，论证内容涉及考古学、天文学、数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诸多领域。这一成果填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空白，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在我院获优秀成果奖。该套装包括：《中国天文考古学》《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古文字学概论》《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作者介绍
冯时，1958年10月生于北京市。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考古学报》副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和天文考古学，旁涉商周考古学、商周史、先秦思想史、科技史及历史文献学。出版学术著作九部，发表论文百五十余篇，主编《金文文献集成》。
部分摘录：
天文考古学的研究范围
天文考古学可按其研究年代划分为史前天文考古学和历史天文考古学两大分支。史前天文考古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天文学的起源问题，这意味着天文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上限完全取决于考古学所能提供的相关资料的时代，从目前的证据看，这个时间至少推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应该没有问题。当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上限时间还有可能更为提前。而天文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一般认为应与考古学同步，在我国则大约止于明末。
史前天文考古学与历史天文考古学虽然都以古代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历史天文考古学则必须参诸出土或传世的铭刻文献资料。由于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考古遗迹和遗物是探讨此前人类活动惟一可以凭借的依据，因此，天文考古学更多地关注史前期。当然，这并非等于我们可以忽略历史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尽管在早期历史时期文字已经产生，但由于原始史料的缺乏，考古发掘所得的有关天文学内容的文字资料及非文字资料也同样特别为天文考古学所关注，这实际决定了史前天文考古学乃至历史天文考古学的早期阶段（一般认为可定在三代），其研究价值是此后的天文考古学研究所无法比拟的。简而言之，历史年代越古老，古代留弃的文字资料便越稀少，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也就越显重要。事实上，即使我们认为晚期历史天文考古学研究只是将考古资料作为文献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的话，这一研究也不是无足轻重。诚然，唐宋以后的天文考古学研究虽然距实现这一学科的最终目的相对疏远了一些，但在解决天文学与历史学的某些具体问题方面，其作用仍不可替代。
三、天文考古学的理论内核
天文考古学由于是考古学与天文学相互结合的产物，因此它的研究必须同时兼顾考古学与天文学两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自然成为天文考古学的理论内涵。一方面，考古学的理论无疑应是天文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因为天文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必须首先借助考古学的地层学与标型学以及考古学得以利用的其他有益手段才能建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天文学理论则是天文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指导。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东西方天文学理论的不同决定了东西方天文考古学的本质区别。在天文学的宏观理解方面，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官营性质以及它与占星术的密切关系是其区别于西方天文学的根本特点。在观测体系方面，西方天文学使用黄道坐标，并主要观测黄道星座和恒星的偕日出与偕日没；中国人则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拱极星，因而独立地发展起一套完整的赤道坐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二十八宿体系，并且普遍采用冲日法观测恒星，这种方法不仅克服了偕日法所经常遇到的因地平线附近云雾遮蔽天体而造成的麻烦，同时也促进了纪时系统和子午线概念的完善。在历制方面，中国的传统历法为阴阳合历，不同于西方的纯阳历，因此历法的编算涉及到日、月、五星运动、交食、节气等一系列天文研究，从而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发展。在宇宙学说方面，中国人认为天体在一层球壳上运动，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多层水晶球模型——天体在不同层球上运动——的体系不同。这些主要特点又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天文学其他一些方面的差异，例如西方天文学以360度划分周天，而中国天文学则建立了以四分岁实 度划分周天的标准；欧洲在16世纪以前一直沿用古希腊托勒密的48星座1022颗星，而中国天文学则把可见星空划为三垣二十八宿，共分283星官1464颗星。因此，由于中国天文学体系鲜明的自身特点，中国天文考古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中国天文学的基本理论。
四、天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天文考古学研究是以解决天文学问题而最终达到解决历史问题的目的，因此，利用考古资料的天文学研究始终是这一学科研究的最基本的内容，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兼跨考古学与天文学两个领域的研究能力。换句话说，研究者不仅要有系统的考古学知识，而且要有系统的天文学知识；不仅具备良好的史学素养，同时要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不仅谙熟科学史，也要谙熟科学史的社会背景及经济背景。这些方面对于胜任天文考古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天文考古学研究必须是以利用考古资料为前提，这意味着天文考古学同考古学一样重视古代遗迹和遗物的年代、文化属性及文化特征等因素，而不能脱离这些人文及历史的因素进行纯天文学的考证，这显然是由天文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然而，天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又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说来，假如考古学能够提供与天文学明显相关的古代遗存，如四象或星辰遗迹等，这当然十分理想，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研究者却不得不通过古代遗留的某些并不为人注意的现象去寻找线索。譬如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些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古代遗迹的方向、遗迹之间彼此的位置关系、遗物与遗迹的相对位置等涉及方向和方位的问题；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圆形或方形遗迹。此外，由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特点，古代遗存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布数原则也应引起足够的注意，如12以及它的倍数，朔策或岁实数字等。这些线索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最终揭示古代相关遗迹或遗物的天文学内涵。
古代人类礼天活动所留弃的遗存是多方面的，因此，天文考古学所关注的考古资料也不应有所局限。一般而言，天文考古学所利用的考古资料大致包括两类，一类为古代人类有意识地创造或加工的遗留物，另一类则是古人加工利用过的自然物。前一类资料为研究的主流，古代的都市、城堡、坟墓、居址等的建筑形状、建筑方位以及布局可以间接反映古代的天文学水平；而某些特殊的祭祀遗迹甚至直接与天文有关；或许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圆形器，陶质、玉质和青铜礼器上的雕绘图像以及这些礼器本身就是古人的礼天遗作；当然这还包括某些不符合常规解释的特殊器物。后一类资料虽然很少，但却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意义。譬如，我们可以通过古人对于陨铁的利用研究当时人们对陨星的观测 [3] ，因为陨铁只可能来自于陨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天文考古学研究在重视实物资料的同时并不排斥文字资料，事实上，根据中国天文学文献丰富的特点，中国天文考古学研究应该是一种结合考古学、天文学、文献学而终使彼此相互阐发的综合性研究。由于天文考古学研究是以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为基础，因此，对于考古资料的利用必须是在对古代遗迹和遗物的充分的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五、天文考古学的目的
由于天文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天文考古学不能等同于利用考古资料的天文学研究。准确地说，它不能以解决古代天文学问题作为这一学科研究的终结，而必须通过对于古代人类的各种天文观测活动探讨和解决历史问题，并进而从一个新的天文学角度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使得天文考古学研究必须要以人文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古代的天文学问题，而不能脱离开社会的因素，仅将天文学简单地纳入纯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天文考古学实际并不仅仅关心天文学本身，尽管这是这一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更注意钩沉古代天文学背后的社会背景、社会心理及思想意识，注意探赜古代天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注意研究天文与人文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要通过对古代天文学研究这样一条独特的途径，进而揭示古代社会的科技史、思想史以至社会史。显然，天文考古学不仅对于古代乃至现代天文学研究具有意义，对于考古学研究也同样具有意义。
天文考古学把古代天文学视为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古代人类农业生产对于时间的需要及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对于星占的需要，天文学实际已成为人类最早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因此，天文学的发祥与古代文明的诞生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使得天文考古学研究其实并不仅是为解决古代天文学方面的某些具体问题，而更重要的则在于探究古代文明起源与天文学起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这是天文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已确定了的这一学科的最终目的。
六、中国天文考古学的任务及主要课题
中国天文考古学的任务随着史前天文考古学与历史天文考古学的划分而各有侧重。对历史天文考古学而言，它在探讨古代科技史方面的意义似更显重要，晚期历史天文考古学则尤其如此。但是对于史前天文考古学而言，任务则相对艰巨得多，这意味着我们将要努力寻找中国天文学一切方面的渊源流变，这包括早期的宇宙观，二十八宿及四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拱极星作为看不到的赤道星座中天的指示星，原始的天官体系，早期的天极与极星，原始历法的内涵，星图的绘制及其所使用的坐标系统，日月交食的研究，天文仪器的逐步发展，重要天象的完整观测记录，以及促使天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思想基础，这些研究到目前为止都还相当薄弱。当然，所有各方面的研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起源时间。事实上，这直接涉及了中国早期天文学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的理论探索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相信这不会只是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课题，考古学家当然更感兴趣。
第二节 天文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
天文考古学兴起于20世纪初对英国著名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Stonehenge）的研究（图1-1）。尽管早在二百多年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巨石阵的主轴线指向夏至时的日出方向，而另一些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时的日落方向 [4] ，但是直至洛克耶（Joseph Norman Lockyer，1836～1920）提出史前巨石阵在公元前2000年时已被用于观测太阳的结论以后，对它的研究才逐渐深入。洛克耶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现代最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的创刊人。他后来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对遗留于英国各地的环状立石建筑的研究，并且指出，如果从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中心望去，有一块石头（今编93号）正指向5月6日和8月8日日落的位置，而另一块石头（91号）则指向2月5日和11月8日日出的位置。由此他进而推论，在建筑巨石阵的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已经形成了一年分为八个节气的历法。
洛克耶的天文考古学研究事实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0年初，他在对希腊和埃及古代遗迹的实地考察中获得了一些惊人的发现。洛克耶认为，古代希腊的遗迹，尤其是那些古代建筑物的构造与天文学有着密切关系。他在把这一观点于《自然》杂志发表之前，做了以“关于史前天文学之问题”为主题的讲演。那时，洛克耶实际已萌生了建立天文考古学的想法，但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对于将古代遗迹或遗物同天文学加以联系做过认真的考虑，洛克耶的想法可以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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