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系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的代表作。本书集录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建树，认为人的行为万变不离其宗，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归源为效用最大化。
《投资者与市场——组合选择、资产价格与投资建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夏普的作品。在本书中，在顶级金融理论与投资实践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帮助投资专业人士作出更好、更明智的投资组合选择。
《偏好的经济分析》是贝克尔直面偏好与价值观的问题：它们如何形成及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
在《企业、市场与法律》中，科斯阐发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更为广泛、不同寻常的影响。以科斯为先驱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汇集了科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在多个年代与多种场合的演讲稿、随笔和对多位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杰出代表人物的传记性评论，凝聚了科斯这位伟大经济学家对古典以来主流经济学的演化、性质、方法、边界和政府管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总体看法。
《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是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哈特的代表作，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提出了“不完全合同”理论。
《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主要讨论了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需求和供给，包括政府和国际金融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企业的收入可分为保证性收入和非保证性收入，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导致企业有时缺乏足够的资金继续有利可图的项目。
《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研究了集团性逐利行为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减、不完全竞争和国际经济》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供了一个完整的新的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贸易模式，特别是工业国家的贸易模式，并使贸易和跨国公司的作用结合了起来。
作者介绍
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1930—2014），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威廉·夏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奠基者。由于其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获得1990年第十三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 （Bengt Holmström）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科研主任，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学术所长，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阅读更少
部分摘录：
生产的制度结构(1) 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我结识过不少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从未指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或与他们比肩同行。在经济学的高深理论方面，我不曾有所创新，仅有的贡献只是促使将经济体系（economic system）的特征纳入我们的经济学分析。经济体系的这些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致就像G.K.Chesterton(2)的《布朗神父探案集》中《隐身人》中的邮递员那样，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然而，我相信，一旦它们被纳入分析，就会引起经济学理论——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指出生产的制度结构对于经济体系运行的重要性。在这个演讲中，我将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说明：为什么经济体系的那些特征会被主流经济学忽略？为什么承认它们的存在会转变我们分析经济体系运行和思考经济政策的方式？事实上，这些转变已经开始发生。另外，我要谈到，要使这些方法上的转变提高我们对经济体系运行的理解，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work）。
当我谈及这种转变时，并不表明这是我独自工作的结果。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张五常（Steven Cheung）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都为这种转变作出了突出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我怀疑自己作品的重要性是否能得到承认。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就是使人们关注某些特定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性，从而鼓励对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但在突出少数学者或者像我这样某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很容易淡化其他才华卓著学者贡献的重要性，而他们的研究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我要谈谈经济学中被称为产业组织的那部分内容。为了了解它的现状，我有必要先概述一下经济学的总体发展。在我看来，自《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发表之后的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似乎就是弥补亚当·斯密体系（Adam Smith’s system）之不足、修正其错误以及使其分析更为精确。《国富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政府管制或中央计划并不是经济体系有序运行之必需。经济体可以通过价格体系（或“看不见的手”）实现协调，并进而带来福利增进的结果。自《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正如德姆塞茨所说，[1]是将亚当·斯密的这一命题正式化：在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既定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价格体系的支配下作出个人选择。
经济学家揭示了实现亚当·斯密结果（Adam Smith’s results）的必要条件，但在真实世界中，似乎找不到这样的条件。于是，经济学家就提出和设计了一些变化，以使这些条件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我们在教科书中所看到的。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已经正确指出的：这种理论所分析的是一个极端分散的体系。它曾经是一项伟大的知识成就，阐明了经济体系的很多方面，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大获全胜。对价格决定的关注缩小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使他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其他方面。有时，经济学家也似乎确实认为他们的研究仅与定价系统有关，除此之外的课题都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因此，我的老师——出类拔萃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中谈到，生产理论在探讨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与工业形式时，其一贯采取的方法中有一个“明显疏漏”，他是这样说的：“这意味着在经济学家看来，‘组织’是工业（或农业）的内部安排——假如还没有内部到企业，至少应该内部到‘该’产业。同时，这一探讨又完全忽略了整个生产组织的决定因素——价格与成本的关系。”[2]
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家并不关心组织的内部安排，而只关心市场中所发生的生产要素的购买问题，以及使用这些要素所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问题，而在生产要素购买和产品销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则被大大忽略。我不知道今天的经济学家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罗宾斯的看法，但不可否认，微观经济学主要就是对价格和产出的决定的研究，事实上，经济学的这一部分经常被称为价格理论。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无需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知识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这使经济体系的其他方面更易忽略。在最近出版的《产业组织手册》（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中，本特·霍姆斯特龙（Bengt Holmstrom）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在《企业理论》这篇63页的论文结尾处这样总结道：“目前在这个领域，事实／理论的比率非常之低。”[3]萨姆·皮尔兹曼（Sam Peltzman）对该手册写了一篇尖锐评论，指出其中有多少论述是没有任何经验基础的理论。[4]
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企业曾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黑箱”（black box），现在仍然如此。但是，现代经济体系中大多数资源的使用都是发生在企业内部，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直接取决于行政决策而非市场运行，从而，经济体系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尤其是现代公司）如何经营其业务。如果考虑到上述事实，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就显得格外反常。如果考虑到经济学家的兴趣是定价系统，而他们竟在研究中忽略市场——或更专业地讲，是忽略了决定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这就更让人奇怪。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什么，所以，我们现有的不包含这些制度安排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就是很不完善的理论。
当然，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我很高兴自己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最近发生的东欧事件(3)更说明了把这类制度因素（institutional factors）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的价值。这些东欧国家被建议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们的领导人也希望如此。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安排，任何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经济运行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本可以更好地给予它们建议。
在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嘉奖的两篇论文中，我所作的努力就是试图填补这些空白，或更准确地说，是指出如要最终填补这些空白，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让我从《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开始吧。1929年，我作为一名学生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商学士学位，专业为工业组织。这个专业是为有志于成为工厂经理的人们而设计的，而工厂经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不适合的职业选择。然而，1931年，我撞了大运！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在1930年被任命为商学教授。他是名优秀的教师。1931年在离期末考试大约五个月前，我开始参加他的研讨会（seminar），研讨会对我来讲具有启发意义。普兰特引用了阿瑟·索尔特（Arthur Salter）爵士的话：“正常的经济体系自行运转。”他解释了由价格所协调的竞争性经济体系是如何导致消费者评价最高的产品和服务被生产出来的。在受到普兰特的启迪之前，我关于经济体是如何运行的观念极为混乱，在参加了普兰特的研讨会之后，我对经济体系的看法变得清晰起来。普兰特引导我认识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由于我在高中时就已经修完大学一年级的功课，所以，我设法用两年时间修完学士学位所要求的所有课程。然而，大学规定学生必须有三年住校时间才能授予学位，这样，我就有一年空闲时间。这时候，我又交了一个好运！我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卡塞尔旅行奖学金（Cassel Travelling Scholarship），在对学校规定的解释多少有些宽松的情况下，这可以被视为在伦敦经济学院住校一年，因此，我决定去美国待一年。
我决定在美国研究产业的纵向和横向一体化问题。普兰特曾在他的讲座中描述过不同产业的不同组织方式，但我们那时似乎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解释这些区别。我打算去发现这个理论。当时，在我脑海中，还有另一个似乎与我的主要研究计划相关联的疑惑需要解决。把定价系统看作一种协调机制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它也有让我困扰的地方。普兰特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但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期间，通过某些形式的计划来协调工业生产的做法非常流行。在普兰特看来，竞争通过价格体系发挥作用，它可以完成所有必需的协调功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就是协调。如果定价系统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协调功能，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管理呢？
当时，同样的问题还以另外的形式呈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在14年前，俄国革命(4)爆发了，而我们对计划（planning）的实际运行知之甚少。列宁（Lenin）说过，俄国的经济体系可以像一个大工厂那样运行。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西方也存在工厂，而且其中一些工厂的规模极大。经济学家所表达的有关定价系统的作用以及中央经济计划不可能成功的观点，该怎样与我们自己经济体系内的管理以及明显的计划团体的实际存在——也就是企业的存在相吻合呢？[5]
1932年夏天，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意识到使用定价机制（pricing mechanism）是要花费成本的。我们必须发现价格是什么。谈判要进行、契约要签订、监督要开展、解决纠纷的安排要设立等等，这些费用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交易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对于替代市场的其他协调方法来说，尽管它们的运行也有成本且有很多不完善，但仍可能优越于对定价机制的依赖，尽管定价机制是经济学家唯一正式分析过的协调方法。正是为了避免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费用，才可以解释企业的存在——在企业内部，要素配置是行政决策的结果（我认为这的确解释了企业的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