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征服，1016—1130: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Ⅰ》
本书记述了中世纪时期发生在意大利的另一场“诺曼征服”。11世纪，居住在法国的诺曼人因缘际会，来到南意大利，他们本来是雇佣兵，却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南意大利复杂的政局中不断壮大，最终统一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在12世纪建立了西西里王国。本书以罗贝尔•吉斯卡尔和罗杰两兄弟为中心，讲述了西西里王国建立之前诺曼人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了教宗、德意志、拜占庭、伦巴第人和阿拉伯人等政治势力与诺曼人的互动，为读者勾勒了一幅宏大而不失详细的历史画卷。
《王国，1130—1194: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Ⅱ》
西西里王国建立之后一度是地中海区域的强国，深刻影响了意大利的政局，甚至派兵去海外征战。王国内则在宽容的氛围下一片繁荣。但是诺曼人的王朝前后仅延续了约60年，最后在悲惨的境况中宣告灭亡。本书讲述了诺曼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生动地描述了它与德意志、教宗国、拜占庭、十字军等势力的互动过程，展现了一个繁荣的中世纪王国如何在内忧外患之中逐渐走向灭亡。作者以通俗风趣而略显怜惜的笔调写作，能让读者既感受到诺曼王朝的辉煌成就，又体会到衰落过程中的辛酸和无奈。
《诺曼征服：黑斯廷斯战役与英格兰诺曼王朝的崛起》
诺曼征服可能是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和文化事件之一。随着诺曼人进驻英格兰，英格兰这一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度便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无论是语言、建筑、军事还是法律，英格兰境内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诺曼人是如何改变这一切的？这一改变又为什么如此之彻底？马克•莫里斯以极其细致的笔触梳理了诺曼征服前后的历史事件，勾勒出了一幅有关诺曼征服的全新图景。在比较了各种证据之后，他运用生动而流畅的语言告诉读者，英格兰是如何融入欧洲文化传统之中，而这一点又是怎样影响到了英格兰的历史进程的。
作者介绍
《征服，1016—1130: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Ⅰ》
【著者】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英国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联合主席。诺威奇一生著述颇丰，包括《四君主》、《地中海史》、《教皇史》、《威尼斯史》等。
【译者】
李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拜占庭文献学、法律、钱币、印章、外交等领域。
《王国，1130—1194: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Ⅱ》
【著者】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译者】
李强。
《诺曼征服：黑斯廷斯战役与英格兰诺曼王朝的崛起》
【作者】
马克•莫里斯（Marc Morris），英国历史学者与作家。莫里斯毕业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与牛津大学，曾在牛津以及伦敦的多所大学教授历史。他曾于2003年主持广受好评的电视节目《城堡》，并写作相关书籍。另有著作《爱德华一世：伟大而令人战栗的国王和他锻造的不列颠》（2008）和《约翰王：背叛、暴政与〈大宪章〉之路》（2015）等。
【译者】
韩晓秋，同济大学翻译学在读博士，齐齐哈尔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翻译学和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另有译著《浮世恒河》。
部分摘录：
在过去的一千年间，许多人做过尝试，试图讲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的故事。但是，没有哪一个人的讲述能够像这个同时期的版本一样，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我们所说的当然就是巴约挂毯（Bayeux Tapestry）。在所有的中世纪历史资料中，它也许是最著名的，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或者说，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当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它就已经被介绍给我们了。成年后，我们随处可见它的影子：书里、书签上、明信片上、日历上、垫子上、茶巾上、钥匙圈上、鼠标垫和杯子上。它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作品，并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在英国历史上，除去巴约挂毯之外，再没有哪一份历史资料的商业化程度如此之高。也再没有哪一份历史资料会像它一样，有如此之高的曝光率，并且如此为世人所钟爱。1
巴约挂毯是一幅长条横幅图（或者说连环画）。它只有50厘米宽，但长度却接近70米。它描绘了导致1066年诺曼人入侵英格兰的重大事件。确切地说，它根本不是一件挂毯，因为挂毯一般都是编织而成的。从工艺上来讲，它是一幅刺绣，因为它的图案是绣在一块亚麻布上的。作为一幅完成于诺曼征服后不久的作品，自15世纪后期以来（甚至更长时间），它一直被保存在巴约（Bayeux）这一诺曼城市里。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在那里看到它。
看，诺曼人（Normans）！他们在那！他们无畏地投入战斗、在敌人的房屋里劫掠、建造城堡、焚烧城堡、宴饮、战斗、争论、杀戮和征服。他们披挂着锁子甲，手执风筝形盾牌。他们也挥舞着剑或者长矛（后者更为常见）。他们头戴独特的尖顶头盔，上有固定的扁平护鼻。画面上到处都是战马。这些马的总数超过了200匹。它们被人驱赶着小跑、飞奔和冲锋。我们也可以看到，画面中有41艘船。我们看见它们被建造出来，看见人们登上它们，也看见有人驾驶着它们横渡英吉利海峡。这个人是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duke of Normandy），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他的面庞刮得很匀净，也剪了一个典型的诺曼骑士式发型，即把脑后的头发剪得很短。那个人则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即巴约的奥多（Odo of Bayeux）。此人声名远扬。尽管是一位主教，他也飞骑加入酣战。
画面上还有他们的对手——英格兰人。他们同样骁勇尚武，但是装扮又明显不同。他们留着夸张的长发以及比头发更长的胡须。尽管他们也一样骑着马，但他们并没有骑着它们杀入战场。在战场上，他们站在地上，挥舞着骇人的长柄斧。挂毯上还有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的形象。不久之后，他将被称为哈罗德国王。他骑着战马，腕上停着鹰隼，还有猎犬伴行。除此之外，挂毯还描绘了他加冕登基以及在黑斯廷斯（Hastings）指挥英格兰军队的场景。而且，正如人们都记得的那样，场景中还包括他眼睛中箭、不治身亡的情形。
看罢挂毯蕴含着的精彩宏阔的盛景，你会在瞬间理解，它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不仅是一份有关1066年诺曼征服的记载，而且是一扇通往11世纪的窗口。没有其他史料能如此迅速地带领人们回到那段逝去的时间里，也没有其他史料能够如此生动地描摹当时人们的生活。战斗的场景享有盛名，而这一盛名是它所应得的。从挂毯所描绘的战斗场景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关于当时的兵器、盔甲和军事战术的知识。但是，在挂毯的其他地方，我们会发现另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与11世纪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关。这些细节包括船只、造船术、平民的服饰、建筑和农业。正是因为巴约挂毯，我们才有幸目睹最早的罗马式教堂和土木城堡。在挂毯边缘上的一个场景中，它非常偶然地展示了一匹马拉着犁的场景。这在欧洲艺术史上属于首次。2
虽然我们完全不知道有关挂毯创作的精确信息，但确定无疑的是，在它所描述的事件过去后不久（这一时间间隔大约有10年），这一作品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它的创作地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挂毯的很多场景以及主题都是以现存的坎特伯雷手稿里的插图为基础的）。尽管多年以来，人们提出了各种令人半信半疑的假说，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挂毯的资助人正是前文所提及的奥多主教。在巴约挂毯上，奥多的形象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强调，而这种强调可能与现实不符。可以看到，奥多被描绘为入侵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当然，奥多的资助可以解释这幅挂毯藏于巴约的事实，因为巴约就是奥多的主教城。他的资助同样与这一作品在坎特伯雷创作的事实相符，因为就在诺曼征服之后，他立刻就被任命为肯特伯爵（earl of Kent）。3
依常规而言，巴约挂毯不应留存至今。我们知道，即便是在11世纪，如此精美的壁挂也非常罕见。然而，对于那些出得起钱的上层名流来说，这种壁挂仍然是足够流行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当时的文献中有所记述。然而，除去巴约挂毯以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完整存留下来的壁挂。时至今日，类似的挂毯都已经变成了令人目不忍睹的残片。在它面世近1000年以后，挂毯仍能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本来就令人震惊了。在得知了挂毯后来的经历之后，它的留存更是令人惊讶。挂毯首次出现在书面记载中是1476年。此时距离其创作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世纪。当时，它的名字出现在巴约大教堂珍藏室的一份清单里。从这份清单中可以了解到，神职人员习惯在每年7月的第1个星期把它挂在教堂的中殿晾晒（每年的通风晾晒势必对它的保存起到了作用）。历经400年，它躲过了战争、火灾和洪水等重大危险以及更常见的啮齿动物、昆虫和潮湿的威胁。与挂毯在近代的经历相比，它在中世纪的经历根本算不得奇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教堂珍藏室遭到了洗劫。此时，挂毯差点就被割成几块覆盖在军用马车上。它被拿破仑（Napoleon）装上马车运往巴黎展览，最终又被送回了巴约。19世纪初期，它被随意地存放在市政厅的一个巨大的转轴上。这样一来，好奇的游客就可以把它展开来观赏了（偶尔还会切下其中的一块带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经历则更加险象环生：先是被纳粹分子带到巴黎，并侥幸逃脱了被送往柏林的命运。不知是用了什么方式，它躲过了烈焰和炮火，得以重见天日。仅凭挂毯在中世纪之后的经历本身就能写一本书。幸运的是，这本书已经写完了。4
尽管就它自身而言，挂毯是异常精美的，但作为历史资料而言，它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尽管其保存现状令人印象深刻，但不幸的是，它并不完整。它所叙述的事件都发生在哈罗德国王去世之前。其次，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挂毯中的某些场景不是源自制作者的观察，而是照搬了早先手稿中的插图。如果我们要强调真实性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再次，尽管它似乎是为一位诺曼的庇护人所做，但奇怪的是（也许是故意为之），它对事件的描绘并不明确；虽然大部分场景都有图片说明，但在多数的时候，它或者有意表达得似是而非，或者表述得模棱两可。挂毯叙述的起始时间就是一个例子。大多数史学家认为挂毯上的故事开始于1064年，但他们无法确定这一说法。最后，挂毯的叙述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很明显，它的叙述在某些地方并不准确。一些事件被略去，另一些则被故意地扭曲了。例如，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显示，哈罗德曾在巴约城向威廉宣誓效忠，也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显示，奥多英勇地扭转了黑斯廷斯一役的战局。我们有必要再强调一遍，这幅挂毯终究不过是一幅刺绣罢了。5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因为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找出挂毯扭曲历史的地方。这些资料中既包括文献资料，例如编年史、证书和信件，又包括非文献形式的材料，例如画作和建筑等。研究中世纪早期（即中世纪前500年）历史的学者会告诉你们，将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足以构成一个极为丰富的文献汇编。至少与11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资料相比，或者和更早几个世纪的英格兰资料相比，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在当时，只用一个书架，这些学者就能放完所有的原始材料，甚至还有用来放装饰品的地方。而对于那些尝试从事中世纪中晚期研究（或者说，只是研究诺曼征服）的学者来说，令人痛苦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与诺曼征服有关的资料似乎十分匮乏。
举个例子，与他们13世纪的继承者们相比，关于11世纪的英格兰国王，我们找不到多少相关的研究材料。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并越发地感到绝望。我的前一本书是关于爱德华一世（Edward I）的。他统治了英格兰35年（1272至1307年）。通过阅读大量当时的政府文件（数以千计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羊皮纸卷），我们几乎可以弄清，在他统治的期间，爱德华每天都在哪里。20世纪70年代，有人整理和出版了他的行程记录。这些记录足足有三大卷。相比较而言，征服者威廉（他在1066至1087年统治着英格兰）的行程记录就没有那么多了。如果要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一一排列他的行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行程甚至还填不满3张纸。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威廉到底身处何地；而在某些特定的时段，我们甚至不能确认，他到底是在英格兰还是在诺曼底。这是因为，除去《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这是在这段历史中，另一份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文件）①外，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的官方档案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一些官方文件，是因为它们被其他机构保存或复制了。这些机构主要是一些修道院。它们从国王处收到证书，并以此作为凭证，证明它们拥有对土地的权利和其他特权。自然，900多年后，这类文献的幸存概率并不高。即便这种文献在某地保留了下来，我们往往也只能看到这份证书签发的年份。有的时候，它们连年份也没有标注。其结果是，尽管征服者威廉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书里的一个重要角色，我们几乎对他的行程一无所知。6
幸运的是，即使行政文件已经散佚，还有各种编年史可供查阅。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僧侣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勤勉，我们才能阅读到时人的记载。如果不是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时间、日期、逸事和观点的话，这段历史也就不会这样有血有肉，而只会是一具干枯的骨架。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英格兰史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记载了很多诺曼征服前后所发生的大事件。没有它，我们将不会像现在一样，对诺曼征服理解得如此深入。与此同时，对于某些事件，这部编年史可能会讳莫若深，令人泄气。例如，我们可以照录该书1084年条目下的全文：“今年4月19日，彻特西修道院院长伍尔夫沃德（Wulfwold, abbot of Chertsey）逝世了。”在很多年份（甚至是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份）的条目下，我们看不到任何记载。7
困扰这一时期的文献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作者的偏见。写作这些文献的人都是教士。因此，他们很容易把事件的演变解释为神的意志。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其中的一些记载有着极强的感情倾向。诺曼征服的故事充满着戏剧性的命运逆转，而且常常会包含一些卑鄙的恶行。在一些情况下，这场戏当中的关键角色就开始依托一些文献来塑造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文献都是用于宣传的材料，一些最重要的史料（包括巴约挂毯）就属于这一范畴。因此，对待这些文献，我们必须极其谨慎。
因为史料的这些缺点，我们常常很难甚至无法确切道出事情的真相。无疑，如果你想要写叙述史的话，这样的状况会让你举步维艰。出于这一原因，许多有关诺曼征服的书专注于讨论史料本身。它们从不同角度去检验史料，并且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对这些史料做出不同的解读。在这些书当中，有些是真正的佳作，另一些则只是把分析和观点胡乱地拼在了一起。在后者所选取的观点中，有些是当代人的观点，有些则是后人的评述，有些是借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有些则是作者的一己之见。这种混乱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感到困惑和疲惫，不知道要相信谁，也不知道哪些内容值得信。还有一个方法是直接把故事讲完，不去提故事背后的那些辩论和争议。这就是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的做法。他在19世纪晚期撰写过一部关于诺曼征服的鸿篇巨著。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解释说，严肃的学术讨论只会出现在他的著作的附录当中：“我必须改变我的文字，让女孩子和助理牧师都能读懂。”8
我不希望阻拦门外汉，也不想冒犯女性读者以及低阶神职人员。我试图避免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的道路，并创造一种合理的叙述史。我并不会在全书的最后分别讨论所有的史料，而是会随着故事的推进来介绍每条史料。我希望这不会过于影响故事的流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