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宗教简史》：目前所见的宗教史，多为某一宗教的专史。系统全面地介绍宗教历史的著作，还不多见。《宗教简史》以宗教意识的发展为线索，按照宗教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将已知宗教大体分为原始宗教、国家宗教、世界宗教和新兴宗教四类，勾勒出其主要特征和兴衰演变，揭示了宗教变迁与当时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李申专著的《宗教简史》视野开阔，论述精当，深入浅出。既适含一般读者阅读，也可供专业研究人士参考。
《儒教简史》：在当代学界“儒学是宗教”由任继愈先生首倡，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作者承任先生衣钵，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儒教简史》分九部分，以时间为序，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儒教的发展及其特点，重点讨论儒教的改革和演变，资料翔实，论述精当，从中可见儒教发展、变迁的基本面貌，对管窥中国宗教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道教简史》：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广泛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本书分十四章，以时间为序，介绍了道教出现的基础和背景，探讨了从汉至清道教的发展变化及各时期的特点，简明扼要地勾勒了中国道教的发展历史，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其中，作者对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起源等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资料详尽，有理有据，极具说服力。
作者介绍
李申，1946年生，河南孟津县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宗教论》（三卷本）《隋唐三教哲学》《简明儒学史》《道教本论》《气范畴通论》《敦煌坛经合校》《易图考》等。
部分摘录：
孔子以前的宗教传统
一 绝地天通
任继愈先生把秦汉以前称为“前儒教时期”。这个时期的宗教，我们称之为“传统宗教”。传统宗教不是一个宗教的名称，而只是说明这个作为儒教前身的宗教，乃是历代相传下来的宗教。如果不顾及一些小的曲折，也可以同意何光沪的看法，称它为儒教。
传统宗教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有文字记载、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宗教改革的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绝地天通”。据《尚书·吕刑》载：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
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这里说的是在蚩尤作乱的年代，苗民丧失了道德，以致采用了残酷的刑罚，使许多无辜百姓蒙冤。上帝哀怜民众，于是命令重、黎绝地天通。天神不再下降，下界的君主们也就努力搞好政治，百姓们也都改邪归正，安居乐业。
其中“皇帝哀矝……”，有的版本作“君帝……”。而据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则两处“皇帝”在《今文尚书》中都作“帝”，指天帝、上帝。孔颖达《尚书正义》用古文本，并据伪孔传，认为“君帝”或“皇帝”是指帝尧。从下文“乃命三后”恤民的情况看，皇帝应当指尧，或者说可能指尧。但若连上文“上帝监民”，则命绝地天通的应当是上帝。
其中的“重、黎”，伪孔传据《尧典》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以及《国语·楚语》观射父解“绝地天通”有“尧复育重黎之后”语，认“重黎”就是“羲和”，而“皇帝”或者“君帝”就是帝尧。郑玄据《国语》，认为皇帝就是颛顼(1)。
重黎是不是羲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这里的帝是上帝、帝尧，还是颛顼？诸家说法的混乱，则表明上古人帝和天帝难分的情况。那最高的君主，生为人帝，死为天帝或上帝，当是比较普遍的情形。所以尧可以命羲和，颛顼可以命重黎绝地天通。至于“绝地天通”的意义，在《国语》中有一段比较明确的解释：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谓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依《国语》所说，则绝地天通在颛顼时代，尧，不过是“复育重黎之后”。也就是说，这场宗教改革发生在更为遥远的古代。而它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当时破坏了古代“民神不杂”的格局，成“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时代。所谓“绝地天通”，就是恢复“民神异业”、“无相侵渎”的格局。后来《史记·历书》采纳《国语》的说法，认为是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其后“尧复遂重黎之后……立羲和之官”，以“明历正度”。把司天司地演化为制定历法的行为。
所谓“民神杂糅”，就是“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韦昭解道：
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为之。
那么，绝地天通，就是不再允许人人都可以和神灵交通。人不得随便祭神，神也就不再轻易下降。于是天地交通断绝，民神不相侵扰。
联系到后世儒教的天子祭天，诸侯祭境内山川的祭祀制度，可知这绝地天通当是儒教祭祀制度的发端。依照这种宗教制度，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祭祀自己该祭的神。不该自己祭祀的神却硬要去祭，就是渎神，就是淫祀。
在古代社会，祭祀权利也是一种世俗权利，而且是一种最高的世俗权利。把祭祀权利收归部分社会成员所有，其他成员不得享有，乃是社会发生阶级分化的反映(2)，也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和国家产生的前兆。
《山海经》关于重黎有这样的记载：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山海经·大荒西经》）
郭璞注，认为这说的就是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事件：
古者人神杂扰无别，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实上天，黎实下地。
按照郭璞的意见，所谓绝地天通，要解决的，主要也是古代“人神杂扰”的问题。
二 以德配天
绝地天通以后，传统宗教还经过了哪些变革，现在还只能说是不得而知。学界认为，商周之际是社会思想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
以德配天的思想见于《尚书·多士》，周公告诫商朝的“顽民们”说：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
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所谓“以德配天”，就是说，只有德行，才是获得天命的首要条件。不重视德行，就得不到上帝的保佑。
把德行视为取悦神祇的最重要的条件，可说是原始宗教向高级的人为宗教过渡的重要标志。在原始宗教中，神也是拜物重利的。神未必聪明，所以常常和人发生冲突；神也未必正直，所以常有邪恶行为。神与人的关系，也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人的祭品丰富而洁净，是讨好神祇的基本方式。神也是根据祭品的状况，来决定是降福还是降祸。
而在高级的人为宗教中，神重视的是人的德行，而不是祭品的丰盛。人的德行好，神才会享用你的祭品，并且降福于你；德行不好，即使祭品丰盛，也得不到神的保佑，神甚至根本不会接受此人的祭品。
但是，是否重视对神的祭祀，也是德行的重要方面。所以就在《多士》篇中，紧接着“明德”之后，就是“恤祀”。恤祀，在儒教中，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德行。儒教一方面反对不修德行，仅仅依靠频繁祭祀和祭品丰盛讨好神祇，一面也反对不事祭祀，并且把是否按规定祭祀作为德行的一个重要方面。祭祀次数的多少、祭品的数量，都用礼仪制度规定下来。
因此，“以德配天”既是中国思想史上重大的思想变革，也是在传统宗教内部的变革。其实际内容，就是把德行，而不仅仅是把祭品的丰盛作为讨好神祇的条件。
《尚书》中《召诰》、《无逸》等篇，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召诰》篇中，老臣召公反复叮咛年幼的周成王说：皇天上帝，改了他的长子大殷国君的命，您现在接受了这个天命，一定要谨慎小心，要高度重视德行的修养，假如您不修养德行，就会丢掉天命。您一定要非常注意德行修养，祈求上帝永远保持对您的任命。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无逸》篇中，周公反复叮咛成王，一定不要贪图享乐。一定要知道耕种的艰难，要关心百姓的疾苦。殷朝的先王，是非常勤奋的，但是后来的殷王，就贪图享乐，不知耕种的艰难，不关心百姓的疾苦，所以他们都非常短寿。他告诫成王可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喝酒享乐：
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初其他文献中，也都充满了类似的告诫。因此，说周人重视以德行求得上帝的佑护，是正确的。
学界一般认为，商代是个宗教气氛浓重的时代，那时的人们特别重视祭祀。几乎是无日不祭，无事不祭。并且祭祀规模宏大，祭品的数量众多。至于德行，则未见他们有何表现。所以，重视德行，是周人鉴于商代的失败而提出的新思想。商周之际，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然而，这个结论可能是片面的。
“商代宗教气氛浓重”的结论，得自甲骨文。而甲骨文乃是祭祀活动的记录，而不是记录商代一般社会生活的文字。从记录祭祀的文字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是商代的宗教生活。把商代的宗教生活当做他们社会生活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自然会得出当时宗教气氛浓重的结论。
据《尚书·多士》，商代也是“有册有典”的。也就是说，商代除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用于记事的材料记载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内容。《多士》篇的记载，很难说是后人的向壁虚造。据研究书写材料的学者的判断，“简牍可能在商代就已有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时已经盛行”(3)。但是这些简牍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商代祭祀以外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或者只能通过祭祀的文字去寻觅当时其他社会生活内容的只鳞片爪。这是直接导致我们的片面性的因素。
商代是否“有册有典”，是否有“简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商代的社会生活还有祭祀之外的内容，当不会有错。而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即使在最原始的民族中，他们的生活，也不都是宗教或巫术。在知识和力量都能达到的领域，他们过的也是一种理性的或者说是世俗的生活(4)。商代自然也是如此。要估计商代宗教活动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我们至少对他们的世俗生活有一定的了解才行。
反之，对于周代，由于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我们又过分夸大了当时理性的一面。我们常常根据某些思想家的理论著作，把其中的宗教内容仅仅看做过去的残余，并且推而广之，认为当时人们的看法都是如此。于是在商、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然而实际上，这种反差往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据《尚书》记载，重视德行，在古代已经有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当尧要让出帝位的时候，诸侯们说：“否德忝帝位。”即他们认为自己的德行不足以居于帝位。当尧要把帝位让给舜的时候，“舜让有德”，也是认为自己德行不够。在《皋陶谟》中，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并且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也认为上帝是喜欢有德者，而惩罚有罪者。因此，要取得上帝的信任，只有依靠德行。《甘誓》中，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不论“五行”是什么，这里都是一个德行问题。《盘庚》篇中，盘庚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要求臣子们“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这些文献，很难说都是后儒的伪造。
因此，我们可以说，绝地天通之后，中国古代宗教曾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就教义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讨好神祇的方式上，由重视物质祭品转变到重视个人的德行。
这个转变何时开始？它经过了怎样复杂的过程？今天我们都已无从知晓。但这个转变到周朝初年就已经大体完成，则有文献可查。因此，《尚书》中周初的那些文献，当是这个转变过程的终点，而不是这个转变过程的始点。而在这个转变中，商朝灭亡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是促成这个转变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促进周初的思想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更加自觉地把天人关系，也就是一般宗教中神与人的关系，奠定在德行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把以德配天的思想发展成熟。
在以德配天思想成熟的同时，传统宗教礼仪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依孔子所说，三代都有自己的礼仪制度，但周代礼仪更臻于完善：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一般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周公制定的：《礼记·明堂位》载：
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周公制礼的内容，从《汉书·郊祀志》的论述可见一斑：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
《汉书》在《郊祀志》外，单设有《礼乐志》。然而《汉书》没在《礼乐志》中谈周公制礼作乐事，而在《郊祀志》中谈制礼作乐，这就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就是祭礼。《礼记·祭统》道：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礼，是治理国家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体制化表现，也是对现实等级尊卑关系的整饬和规定。这些规定，最鲜明也最集中地表现在祭祀的过程之中。在祭祀过程中，现实的等级尊卑关系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可以看见，甚至可以摸着，从而使人无比鲜明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养成遵守社会秩序的习惯。这是古人把礼作为最重要的治国工具的原因，也是祭礼得到特别重视的原因。
这样，所谓制礼，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定祭礼。而周公制礼，就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传统宗教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据孔子所说，周公制礼不是一种宗教上的革新，而是对以往的改进和完善。因此，这次制礼和“以德配天”思想的强调，不是传统宗教改革的开始，而是传统宗教长期发展过程的完善和成熟。而成熟了的传统宗教，为以后的儒教准备了可行的蓝本，它的基本原则，成为儒教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可以把它称为儒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