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观察者》的主题，即那种先天的不幸与痛苦，生育的责任，都是我从来不敢触及的……这篇如此短的小说花费了我十年时间，比我以往的任何作品所用的时间都长。
1953年的选举中，奥尔梅亚被任命为都灵一家投票站的监票员。对手党派为了拉选票，引导成群的残障人士参加投票：在吠叫、大笑声中，在各种可怕的畸形人中，他们收集着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的选票。奥尔梅亚旁观着，反思着，他想要力挽狂澜……
作者介绍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
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15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
部分摘录：
要将一个房间（通常是学校的教室、法院的审判厅、健身房的食堂大厅或者市政府的任何一间办公室）变成选举区，只需要几样陈设：刨木板做的无漆屏风用作投票的格子间，粗糙的木箱当作票箱，选举材料（登记表、选票袋、铅笔、圆珠笔、火漆棒、细绳、胶带）以及几张特殊摆放的桌子。选举材料在设立选区时已由主席保管，而桌子已经摆放到位。总之，没有丝毫装点，石灰墙壁，毫无特色可言；而所有陈设更为简陋寒酸；桌子旁的这些公民，主席、秘书、监票员以及可能列席的名单上的代表，也都面无表情，丝毫显示不出他们的职务。
当选民开始入场，一切都瞬间焕发出活力：与之同时涌入的是千姿百态的生命力。这些家伙各具特色，其手势要么极其笨拙要么极其迅疾，声音要么震耳欲聋要么细如蚊蝇。但有那么片刻，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原本各自在静默地数铅笔，都猛地心头紧缩。
尤其是阿梅里戈所在之处：这一选举区的房间——科托伦戈内部设置的众多房间之一，因为每个选举区都聚集了约五百名选民，而整个科托伦戈的选民有成千上万人——平时是会客室，用来招待前来探望患者的家属，周围摆放着一些木制长条板凳（见到此情此景，一些简单的画面涌现在阿梅里戈的脑海：来自农村的父母翘首以待，装有水果的篮子，悲伤的对话），高高的窗户面向一个形状并不规则的院子，院子两边有亭子和拱廊，有点像军营，也有点像医院（几个五大三粗的女人推着推车和垃圾桶，她们穿着很久以前农妇穿的那种黑色裙子，围着黑色的羊毛披肩，戴着黑色的宽边帽子，系着蓝色的围裙。她们在细雨中疾步如飞。阿梅里戈仅仅瞥了一眼窗户，就将视线移开了）。
他不想让自己被环境的惨淡裹挟，于是他专注于选举工具的惨淡：那些文具，那些标语牌，选举规定的官方手册。对手册中的所有疑问，他早就请教过主席。他在选举开始之前就已经无比紧张，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富有的惨淡，其中充满了符号和意义，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可能针锋相对。
民主披着如此寒酸、暗淡、毫无装饰的外衣展现在市民面前。阿梅里戈突然觉得，这是崇高的，因为在意大利，人们一贯屈从于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最后，在他看来，这是诚实与简朴的道德训诫，以及对法西斯主义者、那些自以为是者无声的永久报复。那些自以为是者认为，可以因其惨淡的外表和简陋的统计方式而鄙视民主，现在他们带着他们所有的流苏和蝴蝶结跌入尘埃，而民主，仅以几张折叠得像电报一样的纸片和握在长满老茧或颤抖的手里的几支铅笔作为朴实无华的仪式，继续前行。
在这里，他的周围还有其他选举委员会成员，（似乎）大多数人都是按照罗马天主教行动会的建议而招募的，但（除了阿梅里戈之外）还有几位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不过他还没有分辨出是哪几位），他们共同投身于公共服务，投身于理性的世俗服务中。在这里，他们正在努力解决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如何将部分在其他选区注册的选民记录进来，如何根据最后一刻才收到的“死亡选民”名单重新计算已注册的选民数量。在这里，他们现在正在用火柴熔化火漆棒来密封投票箱，然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裁掉过长的细绳，于是他们决定用火柴烧掉多余部分……
通过这些活动以及对他们各自临时职务的认同，阿梅里戈开始重新认识民主的真正意义，并意识到它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神圣秩序的信徒们相信权威并非来自这片土地，而他的战友们都非常清楚资产阶级对这间陋室实施的欺骗。
其中有两位女性监票员。一位身穿橙色毛衣，红彤彤的脸上长满雀斑，约莫三十岁，似乎是工人或职员。另一位大约五十岁，身穿白色上衣，胸前别着一枚肖像纪念章，可能是一名寡妇，具有小学教师的气质。阿梅里戈现在决定以最美好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他暗想：谁承想仅仅几年时间，妇女就享有公民权利了？似乎一代又一代的母女，除了准备选举，从未做过任何其他事情。此外，她们更擅长处理琐事，能够弥补男性在这方面的不足。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阿梅里戈开始感到满足（撇开选举的黯淡前景，撇开在福利院设立投票站，在福利院他们都无法举行集会，无法张贴海报，也无法出售报纸），似乎现在一切都很美好，似乎在国家和教会的古老斗争中，这已经成为胜利，成为一个具有公民责任的世俗宗教对抗……
对抗什么的胜利？阿梅里戈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对立力量、对立面的有形存在，但他再也找不到立足点，再也无法从此处环境中找到相对立的事物。在他到达此处的一刻钟内，无论对省政府、警察局还是对伟大的慈善事业来说，此处事物和场所已经变得同质化，成为一处独有的、平淡无奇的行政灰色地带。犹如有人跳入冰冷的水中，他会努力说服自己跳水的乐趣就在于冰冷的感受，然后游动起来，在自己体内找到温暖，同时又感受着水的敌对与刺骨的冰冷。所以，阿梅里戈经过一系列心理活动将选举站的惨淡转化为宝贵的价值之后，又回到原点，第一印象——环境的陌生感与冷若冰霜——才是正确的。
那些年里，阿梅里戈这一代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特定方式生活在1940年之后那段时间里的他这一代人）发掘了一种至今尚且陌生的对策：怀旧。因此，他开始回忆，将眼前的景象与意大利解放后的氛围进行对比。回首那几年，他觉得最鲜活的记忆就是全民参与政治，参与当时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是他们现在的想法。那时，他曾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在自然的氛围中，有过喜悦，也因某些不顺而有过愤怒，却从未想到它可能被理想化）。他回想当时人们的面貌，他们似乎一样贫穷，全都投身于全民事业，摈弃私人事务。他回想各党派的临时办公场所，那里充满了烟雾、油印声、人们的吵闹声，他们穿着大衣，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志愿活动（这是千真万确的，只是到现在，若干年之后，他才开始回望这些，把它们生成图像，变成神话）。他想，只有新生的民主才有资格称为民主。那正是他刚刚在惨淡中寻找却没有找到的价值。因为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官僚制国家的阴影逐渐卷土重来，跟法西斯统治期间和之后那段时期如出一辙，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出现分裂。
现在开始的投票活动将会（唉，阿梅里戈对此十分肯定）继续加大阴影覆盖面，加速分裂，与记忆中的画面渐行渐远。于是那些原本既浓厚又苦涩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纯美，越来越理想化。因此，科托伦戈的会客室是当下的理想场所，造成这种环境的进程不是正与民主所遭遇的进程类似吗？最初，（在贫穷无望的时代）这里也肯定充满了畏天悯人的温暖（阿梅里戈不想否认，也许现在，在与世隔绝的个体和环境中温暖依旧存在），救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应该塑造出了另外一种社会的形象，他们重视的是生命，而不是利益。（阿梅里戈，与历史主义学派的诸多信徒一样，他近乎执拗地认为，他能够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和欣赏宗教生活的各个时刻及各种形式。）但是现在，这一巨大医疗救助机构的设备肯定已经过时，无论它是否能很好地履行职能和提供服务，它都以生产选票的方式变成了生产单位，这是在创立之初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因此，难道万事万物最值得珍视的只有它开始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所有的能量蓄势待发，在那一刻不论其他，只为未来？难道所有机构进行正常管理，例行常规工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或者……或者重要的不是机构老化，而是人类意志和需求不断变化，不断给所用工具带来新情况？在这里，人类的意志和需求集中在选举区（根据规定，现在只差将三张海报在视线可及之处贴好：一张是法律条款，另两张是候选人名单），这些陌生的，甚至是来自对方阵营的男男女女一起工作着，还有一名修女，也许是修道院院长在一旁协助（他们问她是否有锤子和钉子），几个穿着格子罩衣的女患者好奇地探头探脑。“我去拿！”一个大头女孩说道，她笑着从女伴身边跑开了，回来时手里拿着锤子和钉子，然后搬来一条长凳。
刚刚她冲到院子里，在雨中手舞足蹈，似乎这是一场竞赛。看那兴奋的劲头，似乎把选举看作一场不同寻常的聚会。否则这是什么呢？仔细贴好白床单（海报以白纸为底，即使上面写满黑字，也没有人看）一样的海报，聚集起一群市民，这些人肯定都“参与了生产活动”，还有几个修女，几个只见识过葬礼景象的女孩。这是什么呢？现在，阿梅里戈在这步调一致的忙碌中感受到了一种假象：从选举委员会这些人来看，这是一项任务，就像在服兵役期间，你要克服遇到的重重苦难，而你对它的目的则茫无所知；从那几个修女和女患者来看，她们似乎在挖战壕，用来对付敌人，对付来犯者。而混乱的选举活动恰恰是战壕，是防御工事，但总之，也是敌人。
于是，当选举委员会成员在空荡荡的大厅就座之后，外面第一小队已经集结完毕，全是想要赶紧投票的人。警卫放第一批人进来，他们都十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但同时也感到十分荒谬。这第一批选民是些老年男性——患者，福利院的工匠或者是正在住院的福利院工匠，几名修女，一名牧师，几位老年妇女（阿梅里戈已经开始觉得这里与其他选举站没有太大区别）。似乎各种暗流涌动都选择以最令人安心的方式展现出来（对其他人来说，令人安心，因为他们期待通过选举确立旧时旧事，对阿梅里戈来说，则是压抑的常态），但是没有人（其他人也没有）感到安心，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从那些看不见的幽暗处冒出一个希望，抑或是一个挑战。
选民的队伍中断了，然后有脚步声传来，听起来似乎步履蹒跚，又似乎在打拍子，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齐齐看向门口。一个极矮极矮的女人坐在凳子上，出现在门口。或者说，不能称之为坐，因为她没有把双脚放在地上或悬在半空，也没有盘着腿。她没有腿。凳子很矮，很小，呈四方形，遮掩在裙子下。在女人的腰部和髋部以下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笔直的凳子腿露在外面，犹如两条鸟腿。“请进！”主席喊了一声，那个小女人开始往前移动，或者说，她向前扭动了一下一边的肩膀和髋部，凳子便斜着向这边移动了一下，随后她又扭动了一下另一边的肩膀和髋部，凳子便像圆规一样向前画了四分之一圆。于是她就像焊接在凳子上一样，踉踉跄跄地穿过长长的大厅，来到桌前，掏出了选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