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部很难定义的书。
从娱乐角度来讲，可看作一本言情小说，每对男女的爱情故事，精彩且揪心，结局意外且无奈；
从历史角度来讲，堪称一部女人的抗争史，这个家族的三代女人，与历史抗争，与现实抗争，有时输，有时赢，沧桑厚重的历史，反倒成了女人的陪衬；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这是一个迁徙的故事，所有种族的移民原因，无非是为了寻找机会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人类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
从文化角度来讲，这是一部寻找之书，寻找家园，寻找归属，寻找慰藉。
书似乎有点难懂，但道理简洁明了，一言以蔽之：我们苦苦求索，无非是为了安顿皮囊和灵魂。
作者介绍
张翎，作家，浙江温州人，现居多伦多。著有《劳燕》《余震》《金山》《雁过藻溪》等。小说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红楼梦奖（又名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专家推荐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由《余震》改编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获得亚太电影展和百花奖最佳影片。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发表。
部分摘录：
多伦多，上海，藻溪：隔洋的约会 ——一个加拿大老板的故事
星期五这天正好是十三号，一年里这样组合的日子屈指可数。对林颉明来说这天果真是个倒霉的日子。
首先是国税局的事。
也不知得罪了哪路人马，居然有人暗地里给国税局打电话，说他偷税漏税。国税局倒是很有礼貌地、温温文文地提前来电话预约了时间，让准备查账。
林颉明的咖啡馆才开张一年多，账目也没来得及复杂起来，不过是薄薄的一本。然而林颉明早就听说了国税局的厉害，不敢掉以轻心，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把账本和花销的账单都一一地捋了一遭。将那些模糊的款项，努力地回忆了一遍，加了注解。又排练了一肚子撇清辩白的话，准备第二天讲给人家听。
谁知一早上国税局的人来了，“哈罗”了一声，就一头钻进了办公室。脱下风衣，打开手提电脑，便埋头看起账本来了。林颉明准备下的一肚子对白，竟没能派上一句用场。在那人身后呆站了一会儿，见人也没搭理他的意思，就尴尴尬尬地退了出去。
走到前厅，看见喝早茶的人已经散尽了，吃中午饭的时辰又还没有到，店堂里冷冷清清的，只剩了几个女招待在打扫一地的碎杯盘。早上来了一群高中生，各样饮料小吃要了一桌子。没说几句话就吵了起来，没吵几句话就扭在了一起。等到警察赶来，早有人鼻青脸肿了。杯子盘子砸碎了好些个，椅子也摔坏了三张。损失最大的还是柜台，半边给压塌了。那柜台是镂花玻璃镶绿云纹木框的，是早先请专人来设计的。如今要修理这半边，颜色花纹都相配的，谈何容易。若让保险公司来修，明年的保险费就得涨到天上去了。若自己找人来修，就不知是个什么价钱。店里这副模样，也不好营业。耽搁一天，雇下的女招待照样要付工钱。林颉明想着这一大摊子的烦恼事儿，脑子轰地大了好几倍，就没好气地冲着那群女招待嚷了起来：
“说过多少回了，不要穿凉鞋上班。要是扎了脚，我哪赔得起你的工伤事故？”
大家见老板脸色灰拓拓的，也不敢回嘴，都低了头干活。只有一个叫塔米的，翻了林颉明一眼，说：“扎了鞋子，你就赔得起了？我的鞋子也不便宜。”话虽是轻轻说的，众人却都听见了，忍了忍，没忍住，都哧哧地笑了起来。
林颉明就绷不下脸了，挥挥手，说：“都回去吧，明天再来。这会儿才九点半，都算你们半天的工资。”众人原先都准备来上一天班的，听了这话，无奈，只好散了。
这时就进来一个装修公司的人——是林颉明请来估价的。拿了皮尺色板，便来丈量柜台的尺寸。量好了，拿出计算器来来回回算了几遍，才说了一个数。林颉明一听就跳了起来：“你这是什么天价呀—— 装一整个柜台也不过比这多个零头！”那人就笑：“今年是今年的行情嘛。你这绿色的云纹木，全加拿大也只有阿尔伯塔省有。这一两千公里的运费，你自己算一算看。你这镂花玻璃是加厚的，又比寻常的玻璃贵好几倍。谁叫你当初尽挑稀罕的物件来用呢？”林颉明越发气得跳脚，说：“罢，罢，我不修那劳什子了，重新装一个还不成？”那人收了皮尺，就往外走：“也好，你先请人来把这半边柜台推倒了搬走，也就五六百块钱的事。”
正巧女招待塔米在厕所里换了衣服出来，听见这话，就拦住那人问：“你的估价里头多少是材料，多少是人工？”那人见塔米一个女流之辈的，也没放在心上，随口就说了个数目：“人工值几个钱？还不都是材料贵。”谁知塔米盯住不放：“那好，你就管人工，材料我来找。”那人便呵呵地笑：“你来找？好啊，你是背呢，还是扛呢，反正也不远，就在阿尔伯塔。”
塔米也不恼，等那人笑过了，才说：“都不用，找辆卡车就行。哪到得了阿尔伯塔呢？城北有一家叫‘梦之屋’的，是日本人开的装修材料店，小是小点，倒还有些稀罕物件。那绿云木台面，找割剩下来的零头，碰巧了一两百块钱就够。那镂花玻璃嘛，得到新开的那家‘建筑箱’，老的那几家货都不全。在十号走廊右手侧，价格倒没你说的那么贵。”
那人听了，就愣在那里，脸色很有些尴尬起来。又不能改口，只好打着哈哈给自己圆场：“行，行，你找来材料，我们豁出老本给你干就是了。那点工钱，还不够车马费的。”
待众人都散了，林颉明也不说话，却死死地盯着塔米看，终于看得塔米笑了起来：“杰米你这种眼光应该用在卧室里，而不是在公众场所。”林颉明的咖啡馆里雇的都是洋人，谁也不会说他的中文名字，众人干脆就照着谐音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叫杰米。“别忘了我在‘家居库’干过五年售货员，要不是跟那只母老虎吵翻了，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你到底看没看过我的履历表？”
塔米是咖啡馆里最新的雇员，才来了一个星期。
那天塔米来找工作，门也不敲就直接进了林颉明的办公室。林颉明收了她的履历表随手往抽屉里一放，说了句有空缺再给你打电话，就想打发她走。
塔米是个混血儿，母亲是牙买加人，父亲是爱尔兰人。小时候长得粉雕玉琢的，完全像白人。长大了肤色就渐渐深了起来，露出些黑人的本色来—— 却依旧比一般的黑人白净。极高极瘦的个子，穿一套短背心短裤衩，胳膊大腿上的肌肉紧绷绷地闪着亮。露出一截肚皮，肚脐眼上穿了两个银环。一头卷发盘得高耸入云，那身架和打扮就让人很有些提心吊胆的。
林颉明从前也雇过几个黑人女招待，懒散如水，调拨不动。还受不得委屈，为一点小事总爱跟顾客顶嘴。所以见了塔米这副模样，就不敢要。谁知这个塔米竟赖着不走，说：“我问过你店里的人，说刚走了一个怀孕的，正好有空缺。”
林颉明从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一半是生气一半是好奇，就问：“你能说说我为什么非得雇你不可的原因？”那个叫塔米的年轻女人就蔫了下去，脸上的锐气顿时不见了，低声下气地说：“因为我下个月的房租还在你的账号里。”
林颉明听了，心里动了一动，突然想起很久以前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日子，便叹了一口气：“起薪六块八毛五一小时。你最新，班次由不得你挑。”女人明知这是最低工资，却讨不得价，只好答应了。
林颉明雇了塔米在店里，多少是可怜她的意思，没想到这几天看下来，发现女人还有几分机灵，竟比那几个老的都强，就随口问道：“店里东西坏了，你能修吗？”
塔米蹬了凉鞋，晃着两条腿坐到咖啡桌上，一边拿出小钢锉修指甲，一边回答：“那得看情况。六块八毛五一小时的工钱，也就会换个灯泡。八块钱一小时嘛，应该可以换保险丝。到了十五块钱一小时，说不定就能修洗碗机了。”
林颉明看着女人伶牙俐齿的样子，暗想是不是该提拔她先管点小事，慢慢培养起来，哪天自己休假去了，也好有个知道底里的人来照管店里的事。谁知塔米早看穿了林颉明的心思，肩膀一斜，就把胳膊搭在了他身上。
“杰米你赶紧给我加工资吧，我的那点好处，你一会儿就全发现了。我都打听过了，丽莎的起薪是七块五，安迪是七块两毛五，连那个胖猪罗瑟琳，你都给了七块钱。你就是把我当猪，也得给我涨点，是不是？”
塔米的半个身子坠在林颉明肩上，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衣服上的香水味丝丝缕缕地钻进林颉明的鼻孔里。林颉明忍住了喷嚏，暗想这世界上还真有那么一些潦倒至死却还要体面的人。就闪了闪身子，指指办公室，说：“你去给那个查账的送杯咖啡吧，早上进去到现在还没出来过。”塔米就眯了眼笑：“刺探军情，这事我内行，007的电影我每部都看过。”
果真就去煮了大大一杯卡布奇诺咖啡，颠颠地端进了办公室。一小会儿就出来了，两个指头夹了一枚两元的硬币，叮当一声扔进了收款机。
“杰米你铁定有麻烦了，人家咖啡都不喝你的。”
两人正瞎侃着，林颉明兜里的手机就鬼似的尖叫了起来。林颉明的手机是一个月前刚刚配的，号码只有那么几个人知道。看了看手表，一算时差正是中国那边上床睡觉的时间了。接起来“哈罗”了一声，果真就听见了一个温温软软，略略藏了些倦意的声音。赶紧说了句：“我给你打回去。”就夹着手机要进办公室。走到门口，才想起里边有国税局的人。只好拐弯抹角地跑到厕所，关起门来，坐到马桶上，方定下心来细声细气地煲起了电话粥。
最初为林颉明牵起这条线的，是他已故妻子余小凡的母亲方雪花。
方雪花是浙江衢县[1]人，却嫁到了上海。在那个户口几乎与生命等价的年代里，这样的婚事本身就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久久地刺激着市井的神经。当然，方雪花后来的生活中还发生了许多的奇事—— 那将会在另一个章节里得到充分的阐述。
方雪花嫁的那个男人叫余志茂，在上海一家阀门厂做供销员。他们在上海的日子大致上还算和美，只是她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在如花似玉的岁数上经历丧夫之痛。
在女儿余小凡八岁的一年，余志茂替厂里出差到江西。坐长途汽车经过盘山公路，下雨路滑，整辆车子翻下了悬崖，竟连尸骨都没有找到。最后葬在棺里的是余志茂的一件衬衫、一双皮鞋和一副崭新的塑料薄膜面扑克牌。
当年丈夫死时，方雪花至少还有女儿这个念想，逼着她挣扎着站起来辛辛苦苦做人。女儿余小凡还算懂事，一路上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给她惹太多的事。女儿大学毕了业，又跟上了出国留学的潮流，又嫁得一个稳妥的男人。她原以为做母亲的，到了这一刻，终于可以躺下来微微歇息一阵了，谁想到女儿竟在多伦多出了那样的事。
幼年丧父，青春丧偶，老来丧女—— 且都死于车祸。人生的所有劫难，她似乎一样也逃不脱。她闭着眼睛都猜得到，周围的人会怎样议论她的身世她的命。她住在杨树浦区的工人新村，邻里都是余志茂厂里的工人。没有多少文化，却又看不起她的乡镇人背景。
女儿死后的第二年，她老家的寡母也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至亲，她便再也没有过日子的念想了。正好又碰上阀门厂效益不好，余志茂的抚恤金在几经物价暴涨之后，成了几张作用不大的纸片。仅仅两三年的工夫，她就从里到外地潦倒了起来。平日又好强孤傲惯了的，不愿求人，也不愿见人，有时就好几天也不出门，赖在床上泡几包方便面充饥了事。
正在那个时候，她收到了一张从加拿大寄来的支票。
她把那张支票兑现了，拿出一部分钱贴进去，跟人换了一处虹口区的单居。虽然比原来的住处小了许多，却是新楼，又离公园近。剩下的钱，她存了银行，按月拿利息。新邻里也没有一个是认得她的，没有人知道她家里的那点伤心旧事。大上海有的是像她那样的孤寡老人，在公寓楼里一住，就如一粒沙尘散在了沙滩上，谁也不会多看一眼。遇到天晴她就散步走到公园里跟人学打太极拳，遇到刮风下雨她就蜷在沙发上看电视连续剧。想做了就做点好饭食，不想做了就到楼下小饭馆买点现成的吃。日子依旧是清寡的，但毕竟是衣食无忧的清寡，她再也不用人前人后地撑硬，只痛痛快快地做回了她自己。
于是她就很感激林颉明——他是完全可以一人独吞了小凡的保险金的。她在上海和在衢县老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亲戚朋友的，甚至还有一两个曾经走得很近。然而当她孤独一人地陷在那个上无攀缘之枝下无踏脚之石的烂泥淖里时，递给她竹竿的竟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她一直固执地把林颉明认作外人，因为她仅仅见过他几面。关于他的许多信息，她都是从女儿余小凡那里辗转得知的。当余小凡去世，联系他和她的那个中间链节已经失却之后，她情愿他只是作为外人存在。外人不会进入她的生活，至少不会迫使她联想起那个无比沉重的丢失了的链节。
林颉明是个明白人。在尝试给她写过两封信又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复信之后，他就不再与她联系。
冬去春来，日子周而复始无边无沿地朝前铺展开去，她居然无病无灾健健康康地活了下去。十年里她很少上别人家做客，也很少有人登她家的门。她渐渐习惯了这样孤独的日子，有时偶尔想起从前艳如桃花炽若烈焰的青春岁月，竟恍然如隔世。
直到有一天，一个姓江的年轻女人敲响了她的门。
“我是江信初的女儿。温州的那个江书记，我妈说你一定记得的。我到上海来找工作。我妈说你能帮我。”
也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她下楼去小菜市场买菜，在黄瓜摊前她意外地碰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余小凡的同学。
“你知道吗？林颉明到现在还是单身呢。”那人告诉她。
刹那间，她心里动了一动。久远的记忆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她扯出一条手绢塞在嘴里，抖抖索索地哭了起来。在暮春灿烂的夕阳里，在满街拥挤的人流中。
那天回家，她坐下来，第一次给林颉明写了一封信。她觉得十年的沉寂在同一天里被两个人打破绝非偶然。
她在信里谈到了一个叫江涓涓的单身女子。
林颉明把她的电话号码随手抄在一张纸头上，就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直到有一天他洗衣服时从口袋里掏出这张纸条来，才重新把她想了起来。
江涓涓。二十八岁。温州市人。中专毕业生。学服装设计。在上海外企打工。
这是他从方雪花的信里得知的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信息。他数了一下字数，关于她的描述正好是二十八个字，和她的年岁一样多。二十八岁的生命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然而无论怎样简单也无法塞进那个二十八个字构筑成的狭小空间里。如果把二十八岁的生命比作一汪湖水的话，这二十八个字就是一阵还来不及擦破表层的轻风。想到自己只能借助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轻风，去莽莽撞撞地探测这汪也许很深、也许很浅的湖水，他就有些惊惶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