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间杭州：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书写的是杭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或者说，更像作者吴晓波对这座城市的私人记忆。
从5000年前良渚文明的诞生，到“肮脏、繁乱又生生不息”的运河带来财富，从“天真正直”的白居易力排众议、兴建白堤，到“自诩为前世杭州人”的苏东坡为杭州和西湖写下450多首诗词，从胡雪岩的败局之夜，到90年代以宗庆后、冯根生为代表的善贾者的复活。在书写的过程中，作者一直试图捕捉杭州的“城市性格”，它最底层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层叠历练下形成为今日的面貌。
跟随作者的讲述，我们发现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出过深刻的哲学家、苦难的诗人甚至悲剧性的小说家，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用“浮诞”来形容它。它不够废墟化，没有悲壮的屠城史。“偏安”是它的宿命，也戏剧性地构成为城市的个性。这是一座没有拒绝型人格的城市，它被美景包围，并一直沦陷于此。对于这座城市，以及曾经或正在生活于此的人们，如果有唯一一个哲学意义上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好好地活着？
书中收录了220多张作者亲自甄选的历代照片与画作，是吴晓波所有作品中用图最多的一部，它们构成了文字之外的另一条叙述线。
这部作品也是吴晓波迄今为止最个人化、投入最多私人情感的作品。每一个历史片段的呈现，对每一个出场人物的描写，处处透露着作者的观点、态度、喜好与情感。用吴晓波自己的话来说：“我在这里居住了四十年，它塑造了我，也给予了我一次叙述的机会……写这一本书，如同我当年开那家书店，仍是一件可爱而不会有什么着落的事情。我把它当成一个念想，你把它当成一个人对城市的私人记忆就好了。
作者介绍
吴晓波
财经作家，“890新商学”“蓝狮子出版”创始人，常居杭州。
创作出版的《大败局》（I和II）、《激荡三十年》、《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腾讯传》等作品均跻身畅销书行列。作品两度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图书。
部分摘录：
一座只与“活着”有关的城市 2010年前后，我曾在西湖边开过一家书店，两年后倒闭了。
书店的位置很好，是湖边新开张的一个商场，它在南山路与将军路的交叉口上，是当年杭州将军府的旧址。商场总经理把三楼一个南面向湖的商铺给了我，外带一块500平方米的大露台。他还很慷慨地免除了书店三年的租金。
这几乎便是我的理想：在寸土寸金的湖畔，为读书人留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户。书店起名蓝狮子时尚书屋，我买了一套意大利的商用咖啡机，还把书店的书架设计成可移动式的，便于举办读书沙龙。
当我成了一名书店老板后，才意外地发现，原来理想与生存之间真的很难私密无缝。有一次，店里进来一位美女，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好像是伍尔夫的小说集，选中靠窗的位子坐下，要了一杯清水，然后，专注地读了起来。阳光扑朔迷离地打在她乌黑的头发和光滑的肌肤上，宛如一幅马蒂斯的画。
我看着她，心里一直在嘀咕的是：“她什么时候买书，买多少本书，她会点一杯清咖还是卡布奇诺？”这样的念头折磨着我，让我无法欣赏，心里只有数字的焦虑和郁郁不欢。
因为经营不善，还没熬到第三年，书店就支撑不下去了。记得最后关门的那个傍晚，我亲自去拉了电闸。站在空荡荡的书店里，静冷的月光越过湖面透进落地大窗，洒在书架、吧台、那个姑娘坐过的木椅子和我的身上。那一刻，我的心里竟并没有那么的伤感，只好像做了一件有点荒谬的事情，它很可爱，又无法着落，像小时候吹出的一个肥皂泡，五彩斑斓而注定破灭。
也许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实在太深了，我经常把荒谬看成是世界和人生的底层逻辑。
你知道杭州人有多喜欢和感谢苏东坡吧？然而，在他去世后的三年，发生元祐党禁案，朝廷下令抹去他所有存世的题字，杭州人乖乖地找到每一块摩崖石刻，凿去他的名字，认真得居然一块都没有遗漏。
你知道杭州人有多没心没肺吗？赵士麟为他们排解了营债事件，大家先是为他建了一个赵公祠，然而，拜着拜着一恍惚，赵士麟成了赵公明，拜清官成了拜财神。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从武林门出发，沿着解放路到西湖边，然后右转骑向断桥和孤山。我看见儒生张煌言和倭寇汪直在相距不远的地方被砍头，马可·波罗、张岱和秋瑾站在同一个角度各怀心事地眺望西湖，几位中学生从建兰中学的校门嬉笑着走出来，在他们的身后，有一位将军带着十几位亲人举火自焚，那条被叫作白堤的长堤其实与白居易没有关系，在香格里拉饭店的门前，有一位大和尚在一棵松树上打坐了40年。
如果恰巧下起一场小雨，正在湖中心被淋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开始吟诗，大塔儿巷里一位少年写下哀怨的《雨巷》，住在马塍花市边的李清照面无表情，拒绝写下一个字。
我说江南的每一个孩子都养过蚕，这句话也许不适合所有的“90后”。他们觉得西湖醋鱼很难吃，清明团子的含糖量太高了，杭州曾经有一座满城，那么真的有格格和贝勒在那里谈过恋爱吗？白娘子和祝英台怎么都找了一个懦弱且智商不在线的男朋友？
桑塔格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她说：“怀旧本身成了怀旧的对象，对某种难以重新找回的感觉的回忆，成了感觉的对象。”我突然想到，我写作这本书的心情，也许真的跟张岱写《西湖梦寻》时的差不太多，我们都在记录自己愿意记录的杭州和西湖，它充满了幻觉，其实与事实本身相去甚远。
所以，写这一本书，如同我当年开那家书店，仍是一件可爱而不会有什么着落的事情。我把它当成一个念想，你把它当成一个人对城市的私人记忆就好了。
我曾经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一座伟大的博物馆？浙江或杭州博物馆里的藏品完全没法与西安、南京、洛阳及太原等古城相比。
我想了很久，后来明白过来了。杭州把整座城市放大成了一个博物馆。你没有办法把飞来峰或林和靖笔下的梅花搬进博物馆，也没有必要为吟咏西湖的上万首诗词建一个博物馆，断桥其实是一个抽象化的情感寄托，龙井的茶叶还在你的陶瓷杯子里冒烟，绸伞打在一位姑娘儿的头顶。杭州没有被博物馆化的原因是，它的文化更多地被呈现为风景、文字、传说和商品，它们都还活着，今天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凡当过国都的城市，都有浓烈的“大帝情结”，那些强悍的统治者不但在生前是唯一的权力核心，在千百年之后，仍然以地面的宫殿遗址、地下的陵墓以及史书中的生动记载，成为城市景致的地标和历史的叙事中心，对皇权的低眉尊重是这些城市与生俱来的传统。
而杭州是一个奇怪的例外。在这座城市当过皇帝的人，都不那么的“大帝”，甚至有种种的人格缺陷。南宋的第一位皇帝愚蠢地杀死了我们的岳飞，而最后一位成年皇帝则是一个低能儿。 [84] 他们从来没有在精神上统御过杭州。相比皇帝，杭州人显然更以美丽的风景、庙宇的香火和诗人们的文字为骄傲。
在这个意义上，杭州不是一座属于权力的城市，它一直被平民所统治。
“如何好好地活着？”——这是杭州的城市哲学，它缺乏宏大性，琐碎、具体而世俗，甚至在某些年代，呈现为被动的“偏安”。它对岁月和权力的反抗是温和的，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刻，仍然是李清照和张岱式的。这注定了杭州不是一座神圣或悲壮的城市，它平凡、略带忧郁而不颓废。在杭州的湖畔和群山之中，埋着很多激烈而动荡的灵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出生于杭州，而最终选择在此安息，或许这里符合他们对人间的最后想象。
这可能也是那么多人——包括那些强势的帝王和领袖们——喜欢杭州的原因，这里的风景和市井生活带有很大的疗愈性。顺从与从容，足以让剑拔弩张的岁月顿时婉转起来。它也许不是真实的全部，不过，却是存在和可以感知到的。
阅读一座城市的历史，会让人获得另一种时间感，你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回忆过往或眺望未来。它似断似续，既复杂又单纯，既不可逆又充满了想象力，它让一个个脆弱的肉体突然发出光来，从而超越了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