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网络普及以后，我们的生活和商业方式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如果只徒然地追求这些变化的话，是看不到科技发展的本质的。为了思考今后的社会将如何变化，回顾信息技术相关的历史并检视现在是十分重要的。
工业革命之后，1794年在法国诞生了一种被称为“悬臂通信机”的技术。之后，知名作家、发明家、数据科学家雷·库兹韦尔预言，2045年之前，计算机的能力将会超越人类。本书即着眼于这250年间通信技术的发展，回顾过去，检视现在，展望未来。
作者介绍
【日】中野明
1962年出生，日本同志社大学理工学院兼职讲师，以信息通信、经济管理、历史民俗三大领域为主题写作，著作有《1小时读懂阿德勒》《用“设计思维”从无到有》《哈兰德·桑德斯的教诲》《虚幻的五大美术馆与明治时期的实业家们》《战后日本的首相》《裸露从何时起变成了羞耻之事》等。
部分摘录：
梅棹忠夫的信息论 IT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缩写，即“信息技术”或者“信息通信技术”。这个词最早引起世人的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
在日本总务省（原邮政事业厅）每年出版的《信息通信白皮书》（旧版标题为《通信白皮书》）中，平成十二年版（2000年6月出版）对IT进行了专题介绍，这一版的副标题为《迎来IT的21世纪》。2000年11月，《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即《IT基本法》）颁布。当时的总理大臣还一本正经地将IT读成“易特”。
IT的本质其实是信息，而信息的历史则要比IT早得多。“信息”这个词在日本最早出现于1876年，是原日本陆军军官酒井忠恕在翻译法国军事书籍时创造的，比如“敌军阵地的信息”和“侦查获得的信息”等，意思和现在基本相同。顺带一提，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信息”一词是森鸥外在1887年前后翻译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创造的，但后来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们发现信息对于社会和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信息相关理论，则是由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初任馆长、民族学者梅棹忠夫率先提出的。
梅棹在杂志《朝日放送》（1961年10月号）上刊登的论文《放送人，伟大的业余选手》（后更改为《放送人的诞生与成长》）中，第一次使用了自己创造的“信息产业”这个词。所谓信息产业，指的是像播放事业那样与信息相关的产业。据梅棹本人介绍，这是日本第一次在出版物上出现“信息产业”这个词。
后来，梅棹又在《朝日放送》（1963年1月号）上发表论文《信息产业论》，他不但将现代定义为“信息产业的时代”，还以人类胚胎的发育过程为例对社会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说明。人类的胚胎分为：发育成内脏的内胚层、发育成肌肉的中胚层和发育成神经系统与大脑的外胚层。梅棹将人类胚胎的各个胚层与社会产业一一对应：内胚层相当于农业，中胚层相当于工业，外胚层则相当于信息产业。梅棹认为，现代信息产业的发展是“下一次外胚层产业时代的开始”。他曾预测“信息社会”最早将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来。
与梅棹忠夫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67年在杂志《国家事务》上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笔记（I）（II）》，文章指出商品生产已经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贸易、金融、保险、不动产等服务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顺带一提，贝尔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个概念，和梅棹提出信息产业的时间基本相同，都是在1962年前后。后来，贝尔又在1973年出版了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强调了高级的信息服务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得出了震惊世人的结论：媒介即信息；而阿尔文·托夫勒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信息社会到来的时间是1980年。由此可见，即便在世界范围内，梅棹也是最早指出信息重要性的人物之一。
用“变迁”来把握文明的发展 梅棹不仅率先指出了信息的重要性，还提出应该用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把握信息。梅棹将这种理论称为“信息生态学”和“文明的信息史观”，尝试从生态学和文明学的角度解读信息。关于这一点，需要作一些说明。
梅棹的名字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因为1957年他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文明的生态史观绪论》及续篇《从东南亚之旅开始》，还有以这两篇论文为中心观点的著作《文明的生态史观》（1967年出版）。
梅棹所说的文明，指的是由巨大的工业力量、庞大的交通信息网、完善的行政组织与教育制度等人类创造出来的设备群及制度群所组成的系统。用生态学领域的“变迁”概念来解读文明的发展，就是所谓的“文明的生态史观”。
所谓变迁，指的是在特定土地上生长的植物群体经过时间推移而发生的不可逆的改变。如荒地上长出苔藓，然后逐渐演化成草、灌木、阳生植物（红松、白桦等）、阴生植物（橡树、山毛榉等），这种植物群的变化就是最典型的变迁。植物群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经过不断地积累，使现状发生永久的改变。
因此，变迁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生态变化的历史。对变迁的研究就相当于对生态的历史进行研究，这就是梅棹提出的“生态史观”的基本概念。
梅棹认为，生态史观的概念同样也可以应用在人类文明上。如前所述，人类与其创造出来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推动文明的发展。《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从这样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解读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在理解了上述概念之后，想必大家对梅棹提出的另外两个概念——“信息生态学”和“文明的信息史观”也更容易理解了。简单地说，从生态学的角度解读信息，就是信息生态学；而从信息给人类文明带来根本性变革的角度来解读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文明的信息史观。
遗憾的是，梅棹并没有直接以“信息生态学”或者“文明的信息史观”为题发表论文或著作。他更关心围绕信息构建的文明论以及使用信息的具体方法，前者详见《梅棹忠夫著作集（第14卷）·信息与文明》，后者可见其名著《知性生产技术》。此外，他还专门修建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用来整理和传递信息。
那么，梅棹如果对现代瞬息万变的信息技术产生兴趣并专门著书立说，会写出怎样的一本书呢？正出于这个好奇心，成为我创作本书的契机。
本人才疏学浅，对效仿梅棹忠夫讲解信息文明论这件事实在是非常惶恐，想必更免不了招致其他研究者和梅棹忠夫的学生们对我不自量力的批评。
即便如此，我仍然希望追随梅棹忠夫的脚步，回顾信息技术的过去，验证信息技术的现在，并展望信息技术的将来。
“如果梅棹在世的话，他会怎么想呢？”
纵览信息技术250年的发展进程 各国学者已经出版过许多关于信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著作，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此外，水越伸的《媒介的产生》、吉见俊哉的《“声”的资本主义》，则是站在技术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使媒介产生的立场上介绍了收音机和电话成为重要媒介的过程。森谷正规在其所著的《文明的技术史观》中，以文明论的视角解读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发展，并且考察了亚洲的工业发展。从《文明的技术史观》这一书名上不难看出，他应该也受到了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的启发。
上面提到的著作都是20世纪出版的，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相继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作品，比如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凯文·凯利的《科技想要什么》和《必然》、雷·库兹韦尔的《灵魂机器的时代》和《奇点临近》。这些著作都是站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对今后科技发展的方向进行了论述。
本书将在参考以上著作以及其他与信息技术史相关权威内容的基础上，对信息技术的历史进行论述。同时，本书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本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上。“信息技术即IT”指的是与发送信息、流通信息、接收信息等活动相关的技术，而本书介绍的重点则是其中关于信息流通的技术。
也有人喜欢将信息技术称为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日本总务省似乎就很喜欢这种说法，但本书将信息通信技术也看作信息技术的一部分，因此不会特意使用这种说法。
其次，本书涵盖的时代起点，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法国出现视觉通信的时代开始。这一信息技术正式得到官方的承认是在1794年，而本书的目的是解读信息技术250年的发展历程，也就是说最后的终点在2044年。
看到这个时间点，可能有的读者已经想到了。在库兹韦尔的著作《奇点临近》中，提到科技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将会给未来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他将这个未来称为“奇点”（也被称为“技术奇点”）。
库兹韦尔预言，当奇点来临时，人类的大脑可以被扫描并上传到计算机之中，而且随着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的发展，人类将实现永生。他将奇点来临的时间设定在2045年，而本书设定的时间终点2044年与奇点来临的时间基本相同。
再次，本书并不是对未来的预言，只是对信息技术发展的解读。假如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类似于原理和模型的东西，或许能够为我们思考现在或者未来提供一些宝贵的启示。我也是带着这样的期待，才将本书的终点设定在21世纪中叶这个不远的将来。因此本书不会涉及奇点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了解。
最后，因为我思考的原点是“如果梅棹在世的话，他会怎么想”，所以本书会尽可能地站在生态史观的立场上来解读信息技术的变迁。
之前，曾有人试图用物种的进化类比说明信息技术和科技的进步，但这么做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生物总是保持着一致性。在一致性的作用下，生物的进化就是相同集体进化的过程。而电报或电视等信息技术，在进化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这种一致性，各自都具有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