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通过鲁迅与亲人的生活、鲁迅的重要行迹、生命中的波折以及为人旨趣与审美倾向等十多个熟悉又陌生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有理有据又饶有风趣的解读，呈现出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
本书作者可以说是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个异数，其行文不拘学术套路而能直抵内核，能于细节中见思想，于众多研究之上出新意，且颇具抱负，旨在探究“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
作者介绍
黃坚，江西萍乡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社科院思想研究室主任黄宣民之侄，大学期间因此直接受教于李泽厚、何兆武、李学勤等名师大家。曾在南方从事媒体工作，定居南昌后，以研究和写作为志业。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等。
部分摘录：
桃花树下的鲁迅
1936年4月，一直在病中的鲁迅，收到一封署名颜黎民的来信，虽然是一封让人猜疑的陌生来信——来信人是以儿童口吻写的信，这着实让鲁迅和许广平猜测了一番，但鲁迅还是及时地回了信，而且前后回复了两封。在第二封回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1936年4月15夜《致颜黎民》）
从这段话看，一定是来信人在信中提到了桃花，这才会引起鲁迅的回应。这位叫颜黎民的来信者，为何会在信中说到桃花，原信早已不存，缘由也就无从推断，但想必跟时节有关。颜黎民给鲁迅写信，是阳历三月底，也就是阴历的三月上旬，正是桃花绽放、盛开的时节。也许颜黎民在信里，只是一句随手无心的应景之语，却触动了鲁迅某根情感的心弦。
颜黎明给鲁迅写信时，人在北京。北京对鲁迅来说，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充满感情的，尤其是跟上海对比时，鲁迅情感的天平，明显倾向北京。鲁迅回信颜黎民时，北京早已改名北平，但在这封信中，鲁迅还是按老习惯，写成了北京，而在给颜黎民的第一封信中，写的却是北平，并且动情地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
我猜想，鲁迅在北京时，就留意过桃花，因为北京也是桃花的盛产地。“我在上海也看见了”，其中的“也”字，似乎也隐隐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当然也许只是针对颜黎民说到北京桃花而说的。
鲁迅对上海，虽然有极尽失望、愤恨之语，但说到桃花，情绪却是愉快的。“连泥土都不容易看见”的上海，种的是一株桃花（树）；不管这株门外的桃树，是不是鲁迅家自己种的，“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几个连接转折词语之间，淡淡的语气，流露的却是难以掩饰的欣悦之情。“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似乎在表明，如果不是有屠场在，龙华的桃花，也会有兴趣去看看的。
鲁迅说的“门外的桃花”，萧红在她那篇《回忆鲁迅先生》里也写到了，但却把品种弄错了，说成了柳桃：
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柳桃又名夹竹桃，只要是南方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两种不同的植物搞错。鲁迅家门前的肯定是桃树，不会是夹竹桃，否则鲁迅的植物学知识（这是鲁迅的强项，可以称专家）就太糟糕了，不但错认了自家门前树，还把它跟龙华的桃花混为一谈了。
说到上海的桃花，鲁迅好像真的留意过，在给颜黎民写信的头两年，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两次提到过上海的桃花。
上海一带今年特别冷，因此什么都迟了。但桃花已开。 （1934年4月25日《致山本初枝》）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是给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又说到了上海的桃花：
上海变成讨厌的地方了，去年不曾下雪，今年迄未转暖。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倘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再热衷于赏樱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罢。（1935年4月9日《致山本初枝》）
把上海的桃花，跟东京上野的樱花相提并论，无形间，似乎拔高了桃花在上海的地位。
鲁迅给颜黎民的信里，有些兴致盎然地说到桃花，而且笔墨细致委婉，起因当然是由颜黎民的来信引发，却不好说只是应景之笔——如果只是纯粹的应景，那就没什么必要回应，何况是细致周详的回应。综观这封信，可以看出，只有说到桃花这一部分，不属于谆谆教诲的内容。那是什么原因，让鲁迅愿意在桃花上面稍费笔墨？联系到之前给山本初枝的信件，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在相同的时节月份里，跟人通信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桃花，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我想，这跟鲁迅的生命状态有关。
鲁迅给颜黎民回信时，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六个月，濒临病危只有两个月。这封书信的语气、笔调，读起来有一种柔缓，以至于近乎沉滞的感觉，跟鲁迅平生所作绝大多数文字、书信相比，都显得面目迥异。除了流露出鲁迅一贯的爱幼之情，即“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同时也不难让人感受到一种传统格言所说的“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温婉苍凉。这时候，桃花这一意象的突然沁入，会给即将病入膏肓的鲁迅带来一种什么的触动？是否唤醒了鲁迅生命中某种曾经有过业已遥远的明丽讯息？
1918年对鲁迅来说，是个重要年份。这一年，37岁的鲁迅发表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就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期《新青年》上，还刊有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写的三首新诗，其中一首的标题，就叫《桃花》，全诗如下：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狂人日记》直到今天，都是鲁迅研究和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我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专门单独研究过这首新诗《桃花》。迄今为止，我看到有关这首新诗印象最深的评语，来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
唐（指唐俟）则能像扒拉茶泡饭一样，爽利地处理诗味淡泊、不够诗境的情况，往坏了说是平庸。（转见于丸山升著《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 日本的鲁迅研究》，译者王俊文）
丸山升在这段话后补充解释说：
这是对鲁迅用唐俟笔名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等白话诗的批评。
青木正儿是日本上世纪一位汉学家，跟鲁迅有过一次通信，但未曾谋面，是最早将鲁迅引入日本的学者。早在1920年，青木正儿就对鲁迅作出了“是一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的评价，但青木正儿不知道，鲁迅和写新诗的唐俟是同一人，并对唐俟的新诗，给出了“平庸”的评语。
因为写作《桃花》等新诗，鲁迅得到了一个“平庸”的评语，这在鲁迅身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丸山升说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啊，想想看，除了这一次，鲁迅还有什么机会，能“荣膺”这样一种评价？对于生前身后，身上堆满了诸如伟大、深刻和非凡杰出的鲁迅来说，“平庸”的评语，简直有种“拨乱反正”的性质。在此我敢放下一句话，只知道鲁迅伟大、深刻，非凡杰出，而不知其平庸者，不足与语鲁迅。
鲁迅对于自己写新诗，后来有过谦虚而诚恳的解释：
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
“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具体来说，这首《桃花》诗作得怎么样呢？
就诗本身看，平易、简单，顺口，几乎没什么诗意和诗味，但口语感极好（许广平称之为“语体白话诗”），在我看来，比鲁迅大部分散杂文的口语感，还要更好，也不乏情致趣味性，只是离诗比较远，有点“桃花体”的味道，被人遗忘，也属当然。但如果不从诗歌本身，而从另一个角度，即诗歌作者的角度——这角度的前提当然因为诗作者是鲁迅——来审视一下这首诗，也许能看出些别的价值和意义。这首《桃花》诗跟《狂人日记》发表于同一期《新青年》上，其写作时间，想必也比较接近，但两者的差异，让人难以相信，它们是出于同一时间同一作者之手，难怪青木正儿会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判。你看《狂人日记》，是何等的阴暗、沉重、尖利，通篇充满了一种窒息感；再看这首新诗《桃花》，又是何等的自然、轻松、明快、亮丽，充满阳光明媚，还加上些打趣、逗乐，两种“黑白分明”的风格内容，是怎样在同一时间集于一人之身的？不过，如果细细品察，还是能看出两者之间，那种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桃花》一诗，正像是作者刚刚从一个地方走出来，又像是刚刚结束一件什么事，全诗的第一句，“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其中的“过了”“又”“走到”等字眼，传递出的，不正是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愉悦感？由此我判断，刊登于同一期《新青年》上的《桃花》和《狂人日记》，在写作时间上，应该是《狂人日记》在先，《桃花》在后。
1918年，鲁迅已年近四十，按一般说法，要归于中年，可我们看新诗《桃花》，分明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说它出自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之手，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因此，假如说《狂人日记》要更接近反映鲁迅此时的实际年龄，那么新诗《桃花》所反映的，就是鲁迅此时的某种心理年龄。从这个角度说，鲁迅此时的作品，刊登在《新青年》上，是名副其实的。
历来鲁迅的研究爱好者，注目埋首于《狂人日记》，意图奋力探赜索隐者，不知凡几，可曾有人注意过这首同时诞生的新诗《桃花》？当人们极力想在《狂人日记》里探寻出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搜寻出更多鲁迅的影迹，殊不知，有个鲁迅的身影，从一株桃花树底下，悄悄溜走了。
1926年对鲁迅来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这年八月，鲁迅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做出了自己人生旅程一次关键而重大的选择。鲁迅的人生，在这一年“断为两截”（海子诗句）。在厦门度过了最初的两个月后，鲁迅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动向（计划内的，但被提前付诸行动了）。1926年11月7日，在给李小峰的一封信里，鲁迅的笔触，再次伸展到了桃花上。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厦门通信》（二））
天堂跟桃花是什么关系？出自什么典故？《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天宫和天堂是一个意思吗？我想鲁迅这里说的天堂桃花，更有可能来自《幽明录》中《刘阮天台遇仙》的故事。鲁迅在《古小说钩沉》里，辑录过早已散佚的《幽明录》逸文，——但山中仙界，能说就是天堂吗？
鲁迅给李小峰的这封信，也是一封“断为两截”的信。前半截具体清楚明白，是正常的书信内容，从“接到漱园兄的信”起，内容就“漫天飞雪”起来。说的全是些天气和花草，而且一说就没个停。我怀疑李小峰收读这封信，读到后面会不会有坠入“五里云雾”之感？但是了解鲁迅此时境况的人知道，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对鲁迅来说，又是一个人生转折点，而且还是个“沉甸甸”的转折点。因此，这种看似漫天漫地、漫不经心的“哈哈哈”的文字，所折射出的，正是鲁迅在一个非常时间里的情绪指数与内在表情。由同一天以及之前之后写给许广平的书信可知，此时的鲁迅，已经打定离开厦门、前往广州的主意，因此，这封信里看似不着边际的四时春秋、花花草草之语——桃花正是其中之一——就多了一份惹人遐想的弦外之音。天堂和桃花，其所指究竟是眼前（厦门）实景，还是远方未来的人与事？
让我们还是回到信里，看看鲁迅对桃花说了些什么。
“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假如不是“四时皆春”，也不是“一年到头请你看”呢？还会感到乏味吗？“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又是假设，又是否定，鲁迅为何这里说桃花，说的全都是些不存在的事？整个就是“空对空”！（热情洋溢的否定的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很显然，这些对于桃花离奇、夸张的空洞设想，只是为了传递出写信人内心某种兴奋得难以抑制的快意而已！这是一种幸福萌动的快意，也是一种像是难以平衡的快意。俗话说，有点晕乎乎的感觉。
可是桃花，无辜的桃花，却被莫名其妙说成有“车轮般大”，让曾经写过《桃花》的非诗人之诗人，也不愿每天都写一首“桃之夭夭”了。
“桃之夭夭”一词，出自《诗经·周南》，这是一首广为人知的贺婚诗。家庭在鲁迅的心灵，曾经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偏偏在家庭一事上，鲁迅两次“遇劫”，一次是自己的婚姻，然后是兄弟失和。现在鲁迅又站在了一个家庭问题的节点上，这是一个足以让人为之晕眩与颤栗的节点。地狱，天堂，桃花，如此人生转折，跌宕起伏的选择，欣喜与疑虑之间（《刘阮天台遇仙》中所谓“欣怖交并”），徙倚徘徊的内心情绪，就这样透过“车轮般桃花”的夸张奇喻，折射、透露出来了。
就在给李小峰写出这封“桃花信”前不久，鲁迅完成了《故事新编》中“最不油滑”的作品《铸剑》。
《铸剑》写眉间尺母亲给他讲述他“父亲的仇”，说到他父亲二十年前为王铸剑的过程，其中有段描写：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里，也有一段叙述著名剑匠干将铸剑的故事，其中有一句，“候天伺地，阴阳同光”。《铸剑》中这段“骇人”的剑气与桃花的相互交融与辉映，何者为阴？何者为阳？自然是寒光凛烈的剑气为阴，三月盛开的桃花为阳。剑与桃花，说来并非是在鲁迅的笔下才偶然相逢，它们之间的渊源其来久矣。《考工记》里就有“桃氏为剑”的说法，这可能是桃与剑的最初相遇。道教中道士所用桃木剑，在以往岁月里几乎童孺皆知，至今仍是普通的旅游纪念品。《红楼梦》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尤三姐挥剑自尽，曹雪芹给了句“揉碎桃花红满地”，不仅是桃花与剑的相逢，也是鲜血与桃花的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