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进化成了优秀的投掷者、咀嚼者和长跑者，而现在的我们热衷玩《我的世界》之类的游戏。作者认为，只有文化进化的集体加速才能解释这种发展。今天，我们正在追随社交媒体机器人，就像我们过去从祖先那里学习一样。我们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的发展方式。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本特利和奥布莱恩描述了在互联网时代，文化的传播是如何巨量且瞬时地发生传播的。作者指出，长期发展的文化知识正在被在线算法大幅打折，这些算法优先考虑流行度和近因度，而如果孩子们从《我的世界》中学到的东西比从传统中学到的更多，这将是文化演变的一个深刻转变。
本特利和奥布莱恩研究了今天在网络科学、预测市场和数字信息爆炸中所看到的广而浅的文化进化模式。作者认为，在未来，人工智能可以用来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
作者介绍
亚历克斯·本特利，是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迈克尔·奥布莱恩是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教务长。本特利和奥布莱恩曾与马克·厄尔斯(Mark Earls)合著《窃言盗行：模仿的科学与艺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部分摘录：
传统思想 米德尔顿电影院的看门人叫萨姆，他30多岁，开着一辆火鸟牌汽车，无论天气如何，他的车窗都是开着的。因此，他那头黑色的长发总是像羽毛似的。萨姆会在下午酒吧开门之前来上班，他穿着白色裤子、丝绸衬衫，还戴着太阳镜，他走进电影院，没一会儿又不动声色地出现。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寻找观众遗失的钱包和零钱，一边把爆米花桶扔出来。当萨姆做完这一切时，他会在工作时间记录单上给自己填上大约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是因为萨姆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同事（也就是亚历克斯和经理）聊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他非常感兴趣的“都灵裹尸布”。虽然学不到什么知识，但能获得很多乐趣。
不管是通过讲故事、唱歌，还是发短信的形式，人们总是喜欢在工作中互相聊天。传统上，人类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物种，因为我们脑容量大，双足行走，且高度社会化。人类不仅是一个原本就可以展现出社会性的智能物种，还是一个在进化中变得社会化的物种。神经科学正在努力证实大脑基本的社会功能：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图显示，社会排斥、丧亲之痛和遭受不公平待遇能够刺激大脑中的疼痛网络；相反，拥有良好的声誉、被公平对待、与人合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哪怕是幸灾乐祸（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得快乐），都能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网络。
脑容量巨大的人脑经过进化展现了社会性，但这是为什么呢？脑容量增大所要付出的进化代价是相当大的。例如，根据20世纪一种被称为分娩困境的理论，巨大的颅骨会使母亲分娩的风险增大，这也是每年几十万妇女死于妊娠或分娩相关病症的部分原因。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高风险必然可以换来一些相对较大的好处。可以说，最能平衡这些代价的好处就是社会合作了，因为群体通过内部合作能使个体生存得更好。在缺少这种合作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条件不足及（或）贫穷，孕产妇的死亡率会更高。在史前时期，人类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分娩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助产术的出现。像大出血这种造成许多孕产妇死亡的因素正是通过“民间”医学化解的。从阿兹特克帝国到古埃及王国，临盆的女神们都被描绘得身强力壮，在其他女性的帮助下进行竖式分娩。
150万年前，在我们的祖先中最早出现的合作形式很可能就与狩猎和分享肉类有关。莱斯利·艾洛和彼得·惠勒认为，饮食中肉类的增加对于人脑的进化至关重要。因为这样人类可以更容易获得热量，从而进化出更大的脑容量和更小的内脏。而理查德·兰厄姆注意到，人类的早期祖先一学会控制火，就能够烹饪食物了，这为内脏变小提供了机会，因为煮熟的淀粉更容易被消化。
社会化还意味着要与人竞争，这就需要用到脑力了。根据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说法，灵长目动物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相互梳毛上，因为密切的交流有助于它们获得有关潜在伴侣的“八卦”，从而帮助它们把这些社会化的基因传给下一代。群体越大，这个过程对于认知能力的要求就越高，而且邓巴认为人类的语言取代了梳毛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艾洛和邓巴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们将灵长目动物平均的群体规模与大脑尺寸（严格地说就是大脑新皮层的面积）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明显相关。尽管这种相关性在猴子和类人猿中的表现略有不同，但在这两种动物中，都是大脑新皮层的面积越大，典型的社会群体规模就越大。在那个时候，艾洛和邓巴的目的是推断出这条曲线，利用从古人类化石中测量到的大脑体积，对人类祖先（比如能人和直立人）典型的群体规模进行估算。
现代人的脑容量脑大约为1400立方厘米，邓巴就是根据这个数字得出一个人将拥有的实际（指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数量通常不会超过150这一结论的。事实证明，邓巴的数字是极具预见性的，2015年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显示，一个典型的脸书用户大约有145位好友，一个典型的照片墙用户约有150位粉丝。我们不妨花点儿时间好好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说互联网的时候，一位人类学家将不同类人猿的大脑尺寸与在野外观察到的这些物种的典型的群体规模进行了比较，然后又推断出这种关联与人类大脑的大小也有一定的关系。而在25年后，这个推断竟然预测出了美国青少年中照片墙粉丝的典型数量。这真是太神奇了。
社会学习已经成为来自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行为科学家的研究重点。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曾写道：我们这个物种的成功有赖于正确的社会技能和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技能，即知道该模仿谁、模仿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模仿。尽管早期对于从众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人身上，不过最近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从众现象也发生在儿童甚至婴儿当中，他们会模仿那些正在被其他人观看和学习的成年人。而其他类型的学习则多偏向自然范畴，比如对植物的反应。虽然婴儿几乎会把所有的塑料玩具都放进嘴里，但在拿到植物的时候，他们会犹豫，会先通过观察，从成年人那里获取有关这种植物是否可以食用或者是否有毒的线索，然后再采取相应的行动。
人类多种文化中都有抚养后代的义务，这个事实使人类学家莎拉·赫尔迪相信，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人类，是因为分享与合作，而不是竞争。几年前，亚历克斯和他的家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一家家庭式的墨西哥卷饼店，点餐之后，柜台后面的女人问道：“我们能抱抱你们的孩子吗？”亚历克斯和他的妻子没有太多犹豫，把孩子递了过去，那个女人抱了几分钟，这时又有其他几位工作人员走过来，之后她把孩子和卷饼一起给了亚历克斯夫妇。
这个简单的场景是不可能在任何其他灵长目动物身上重现的，因为其他所有灵长目动物的母亲都会拼死阻止你把它们的幼崽带走。赫尔迪曾写道：野生猿类的母亲不会让别人抱它的孩子，而且除了人类以外，只有狨猴和柽柳猴会与其他个体共同承担护理幼崽的任务。不过，在猕猴、松鼠猴、狐獴和灌丛鸦的群体中还可以看到以其他方式协助抚养幼崽的行为，这大大提高了幼崽的存活率及以后的繁殖率。赫尔迪和其他科学家指出，在所有会对人类抚育后代的行为带来影响的社会结构（如家庭结构、财产继承和宗教信仰等等）出现之前，人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对食物的分享、女性绝经后较长的寿命（这样外祖母可以帮助自己的女儿抚养孩子），以及婴儿可以对多个看护者产生情感依赖的事实上。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社会化的大脑，以及情感、同情心和心理理论。用赫尔迪的话说，人类已经进化成了有合作精神的繁育者，这就意味着家庭女性与外界隔绝并不是一种有益的状态。
分享食物（比如从地里挖出的块茎或者打猎带回来的肉）的行为很可能与我们人类甚至人属一样古老。“companion”（同伴）这个词出自拉丁语，意思是“和别人一起吃饭的人”。例如，为了巩固家人之间的关系，津巴布韦的班图人会相互交换食物，形成所谓的“一起喝粥的同族关系”。在世界各地的家宴上，生气的小孩儿经常会被别人搭话，还会得到更多食物，尤其是甜点。
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在自己的电子设备上与他人进行分享也就不足为奇了。21世纪初，走在前沿的人类学家希瑟·霍斯特和丹尼尔·米勒就对牙买加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行了记录。他们采用了监听、观察和采访的研究形式，还收集了调查对象的手机上联系人的信息。当时的手机主要还是用来给朋友和家人打电话或发短信的。霍斯特和米勒发现，对于生活相对安逸的女性来说，家人和亲戚是最重要的，而且手机里保存的电话号码通常不会超过30个。霍斯特和米勒还发现，家用电话非常有助于维持长期、深厚而且持久的关系，但不太适合在一段时间内与熟人保持联系，比如，一位女士有一段时间没有给男朋友打电话了，她说：“他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有钱之后就变了，还问现在他是不是不配做我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