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共上下两册）详细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在晚清五十年间（1861—1911）创建、发展及衰落的曲折历史，对海军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海军战略等领域，都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清晰展示了近代海军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联系。
作为我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本书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立见解，又有对鲜为人知的幕后问题的阐幽发明；既有统摄全局的广阔视野，又有考证细节的精确功夫；既有对近代海军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又有对诸如舰船性能等问题的静态专题分析；既是一部近代海军发展史，又是一幅晚清政治生态图。这部以史立论的著作，对奋战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一线的三军官兵和对海军史、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都是不容错过的。
在本次增订中，作者特地对清末龙旗做了研究，补入有代表性的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英国海事博物馆珍藏的两面龙旗实物照片，以及北洋海军“靖远”舰官兵合影这样的珍贵旧照，全书插图400余幅。另外，增加“收复东沙，巡阅西沙 ”一节，充实了对广东海军的历史研究，也以此向当年为保卫国家南海权益的先辈和当下奋战在南海一线的军队致敬。
作者介绍
姜鸣，1957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曾经担任大学教师、机关干部、企业高管、股权基金负责人和高校领导。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1、2002、2014、2021）、（《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4）、《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2017）、《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2006）、《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2015）、《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2020）等。
部分摘录：
船坚炮利的时代 公元1793年，时为大清朝乾隆五十八年。这年秋天，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来中国谈判两国贸易的马嘎尔尼使团，在北京圆明园向中国皇帝弘历送交了一批礼物。其中引起皇帝兴趣的，是一艘载有110门火炮的“君主”号军舰模型。“君主”号是当时英国最大的战列舰，舰上的各种细微部分在模型中表现无遗。皇帝兴致勃勃地向使团人员询问了军舰上的许多细节，以及英国造船事业方面的问题。他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些礼品：地球仪、天体仪、铜炮、榴弹炮、枪支和英国式马车。
马嘎尔尼使团不久失败而归。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须与外夷贸易互通有无，英国则是个相距遥远无关紧要的岛国。这批象征“坚船利炮”的礼物渐渐被人淡忘，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后，被英国人重新找到。
在乾隆皇帝亲眼见到“君主”号模型后的12年，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从而最终确立了英国长达百余年的海上霸权。此时，英国海军主力，正是类似“君主”号的三层甲板大型帆舰。
又过了29年。1834年9月30日，乾隆帝的孙子道光帝旻宁在圆明园批阅奏章时，从两广总督卢坤的折子中得悉，原先执有对华贸易垄断权和管理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解散。英国新派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乘坐兵船于7月25日来到广州商馆，次日遣人向总督递送了一封要求通商的信函。按照数百年来的传统做法，外国人的要求和意见，一律采取“禀帖”形式，由行商代转，而不能采用平行公文，因为此节关系天朝体制的尊严。总督通过商人向其晓谕，希望初入中华的“化外愚蠢”能悔悟恭顺。谁知律劳卑置之不理，又调来一艘军舰，一起泊在虎门口外的九洲沙沥洋面。广州的当权者——总督、将军、粤海关监督和都统紧张起来了，决定封舱，停止中英贸易，既作惩罚，也促其改变态度。卢坤向皇帝报告说：该夷人所恃者，唯有船坚炮利。内洋水浅，礁石林立，夷人施放炮火，亦不能得力。我方只要调兵遣将，水陆分投布置，夷人便会折服。道光帝对于遥远的南方所发生的事件并未特别注意，他用朱笔批了八个字：“所办尚妥，所见亦是。”[1]
谁知未过几天又接急报，英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灭古”号在律劳卑的命令下强行驶入虎门，直逼黄埔，轰击炮台，而清朝水师竟不能阻挡。虽然后来采用木排封锁航道以使律劳卑退回澳门，但广东水师的腐败无能却暴露无遗。消息传来，朝廷震怒，将疏于职守的广东水师中军参将高宜勇革职，押在海口，枷号一月，以示惩戒。[2]
其实败象早已显露。两年前，东印度公司为了突破清政府仅限广州一地通商的规定，派遣林赛和郭士立乘坐“罗尔·阿美士德”号帆船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直至朝鲜、琉球，进行侦察和测量航道时，就发现中国水师不堪一击。他们观察到广东海防重镇南澳的78艘类似福建商船的战船，要比广州的战船差得多；而在南澳镇总兵指挥下的5000余人军队，似乎只存在于花名册里。他们认为，“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3]1835年，他们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表示，侵略中国只要1艘主力舰、2艘大巡洋舰、6艘三等军舰、34艘武装轮船，加上600人的舰载陆上部队就足够了。这支舰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4]
林赛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清朝水师的窳败落后却是毋庸置疑的。从成立时起，清朝水师就是一个编制无统一规定，也无全国统一指挥机构，分别隶属于各地区将军、总督、巡抚指挥的辅助兵种，职责是防守海口、缉私捕盗，装备是旧式木帆船和旧式火炮。战船最大的全长30余米，载炮30门；小的长度不足20米，载炮不足4门。在外海水师中，广东水师舰只最多，实力最强，福建、浙江次之，越往北力量越弱。[5]由于200年没有遇到海上入侵，坐享太平盛世，额设战船，视为无用，风吹日炙，敝坏居多。或舵折桅倾，或篷烂缆断，即使修理，不过涂饰颜色，以彩画为工，内中早已损坏，难供驾驶。推其原因，首先应当归于清朝的海禁政策。康熙帝为了切断沿海人民对郑成功抗清势力的支持，于1685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以上违反制式船只者，无论官兵民人，俱发边治罪。此后，在1760～1835年间，清廷先后颁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防范夷人规程》，限制与外商交往，严重阻碍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又于1797年明谕各地，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仿民船改小。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使得旧式师船的发展被完全窒息了。
其次，是由于战船归文官修理，竣工接收时，武弁索取陋规有增无减。所领修船之费，不足供其所索，修理战船就不得不草率从事。此外，修船力量不足，难以适应水师定期维修保养的要求，甚至有的军官离任数年，战船仍未修竣，建造新型战船就更没人过问了。
水师官兵的素质更成问题。水师本有查禁鸦片走私之责，可是广东水师总兵窦正彪本人便有20年吸毒史。家丁员弁，相率效尤，官署中大小人等，无不吸毒。副将韩肇庆，专以护鸦片渔利。[6]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视察部队时发现弓箭手、鸟枪手在射击时一枪不中、五箭全空或仅中一鹄的，竟占大多数。这样的军队怎能作战呢？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虽力行整饬，加意战备，但由于同英国海军实力悬殊，双方没有进行主力决战。除了穿鼻洋海战出动了10余艘师船外，其余多是海岸炮台的防御战斗。英国远征军以40余艘舰船（其中一半是运输船）两次北犯，从广州到渤海湾横行无阻。尤其在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受到贬斥和打击后，清朝水师海上防御的弱点更是一览无遗了。英军占领了香港、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宝山、上海、镇江，直逼江宁城（今南京）下，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
鸦片战争中英国蒸汽动力军舰“复仇女神”攻击中国水师战船。
林则徐在广州时，已经意识到水师装备的落后，一方面，他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剑桥”（又译“甘米力治”）号战舰，并仿造西洋式样，建造了一批火炮；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7]把制胜的希望寄托在陆战上。这种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以致有人建议干脆改水师为陆师，专防陆地。
林则徐对海军的认识不久便有变化。当他被贬离开广州前，提出了“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8]的主张。在流戍西北途中，他更明确提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之所能往者，我亦能往”的设想，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9]到了《南京条约》签订前夕，连道光帝也看到了战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水师巨舰与英军接战，造成“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的被动局面。他命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如果赶造不及，可先行设法购买，并奖励捐资建造者。战争结束后，湖南邵阳人魏源出版了他受林则徐委托编写的《海国图志》，第一次明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
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新式的坚船利炮和残暴的毒品贸易冲击古老的中国，以图叩开紧闭的大门，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但在当时，连最先进的中国人也只认为英国是数万里之外的蛮夷小国，凭借着奇巧利器，以图挟制天朝大国，因此必须学其长技，以利器制夷。而在更多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处置不当引起的偶然事件，所以当海上威胁暂时消除后，人们又沉湎昏睡，水师的整顿和装备更新也随之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