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欧洲史》是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的代表作。它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整体史印象。它将传统叙述方式与特写结合，容纳了经常被严肃历史学家忽略的各种奇特事物和思想，成为近年来深具价值和说服力的欧洲通史作品。始于文艺复兴，止于“一战”。文 艺复兴粉碎了中世纪文明的精神力量，启动了欧洲向现代蜕变的过程。宗教改革之后，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协调并未出现，政治上进入“绝对主义时代”。但绝对主义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令人沮丧的失败。作为绝对主义君主的代表，法王路易十四创立的“旧制度”以革命而告终，这场革命使得整整一代人陷入混乱、战争和令人不安的革新运动之中。随着革命的平息，现代化开始发挥作用，欧洲进入高歌猛进的19世纪，蒸汽机车、煤气厂和发电机广泛普及。到了20世纪，身处迅速变化的世界，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渴望回归虔诚与修行，基督教文化有复苏之势，传教士与工程师一道踏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作者介绍
诺曼·戴维斯（NormanDavies）
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中东欧史专家。著有《欧洲史》《消失的王国》《上帝的游乐场：波兰史》《另一片天空下》等17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波兰文、德文、法 文等十几种文字。因其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戴维斯获得了英国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波兰国家勋章、白鹰勋章。
早年的成长岁月塑造了戴维斯终生的欧洲视野。1958年，19岁的戴维斯和几个毕业生从故乡兰开夏郡启程，开车穿行欧陆，到达伊斯兰布尔。青年时期的戴维斯求学生涯遍及英、法、意、波等欧洲国家。与多数学者不同，在开启学术事业之前，戴维斯做了四年的中小学教师，这段经历为他简单而清晰的叙述风格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等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系统出版关于中东欧和欧洲历史的著作，并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广受欢迎。从学术岗位退休后，戴维斯继续旅行、写作、演讲，不断获得世界各地的荣誉。
部分摘录：
现在有一种贬低所谓“理性时代”的幼稚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觉得有一点似乎很不寻常，即欧洲众多的大思想家竟忽略了人类其他所有能力，而单单对人类的一种能力——理性——给予如此的重视。有人会得出结论说，如此之幼稚必遭挫折，而理性时代最终所遭遇的挫折是以恐怖的革命年代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在此前和此后的时期中，理性的优点都未受到如此的重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在目睹父王的鬼魂时，告诉他心存怀疑的同伴：“霍拉旭，天地之间事物之多，是你的哲学做梦也想不到的。”而到了19世纪，理性主义又成为明日黄花：
启蒙……2. 肤浅虚妄的重智主义，对权威和传统的无理蔑视等；尤用于指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的精神和目的。（1865年）1
另一方面，在评价宗教改革以后的时期时，必须记住欧洲长久以来一直在与什么抗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承诺的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协调一致没有取胜，世界依然充斥着宗教教条、魔法和迷信。在宗教战争之后，人们可以看到，“甜蜜理性之光”的照耀乃是一种自然而必要的解药。事实上，偏执教条根深蒂固，就连启蒙运动的洪流也只是冲刷了它的表面。
政治史研究者们把这一时期称作“绝对主义时代”，这一标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它很容易使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当时欧洲大多数统治者享有绝对权力，或至少追求绝对权力。不，事实并非如此。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人既不是清一色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清一色的绝对主义者。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法国大革命之间的一个半世纪中，欧洲版图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时期，每场战争都以一定数量的领土交易结束。尤其是《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还引起了一场纷争，而第一次对波兰—立陶宛的瓜分（1773年）则标志着一场浩劫的开始。大不列颠岛的统一（1707年）预示着一个新的重要国家的出现。但地图上的主要国家基本保持不变。法国向莱茵河地区扩张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普鲁士不得不安于相对不高的收益；奥斯曼的最后一次大冲刺受到遏制并被逆转；俄国成为唯一一个急剧扩张的国家。欧洲的老弱病残没有几个真正消亡的：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瑞典、波兰—立陶宛都虚弱不堪，但都存留了下来。
各种政治体系林立繁复，大多数教科书都难以详述。在这个“绝对主义时代”，绝对主义国家实际上只占少数。一端是完全分权、立宪、共和的瑞士联邦，另一端是极端专制独裁的俄国、奥斯曼帝国和教皇国，居中的国家则类型繁多。欧洲共和制的代表是威尼斯、波兰—立陶宛和联省共和国（荷兰）；君主立宪制在各时期的代表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瑞典；绝对君主制以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为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既有选举产生的，也有世袭的，介于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之间。普鲁士的宪政结构则根据一种独裁传统来运作，介于立宪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欧洲成百上千的小国——小皮特曾恼火地称之为“一群蚊蚋”——类型就更多了：有微型城邦共和国，如拉古萨（位于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热那亚和日内瓦；有微型公国，如库尔兰；有教皇国，如阿维尼翁；还有奇特的混合型国，如安道尔。
此外，许多欧洲国家仍是聚合型的。统治者在领土的各个组成部分上用不同的制度统治。普鲁士国王在柏林有一套举止规范，他们在那里是帝国的臣民；在柯尼斯堡又有另一套规范，他们在那里完全独立；在诸如明登、纳沙泰尔等属地，又有别的规范。哈布斯堡王室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只享有虚位，在布拉格和维也纳却是专制君主，在1713年之后的布鲁塞尔则是立宪君主。不列颠国王在本土是立宪君主，在殖民地则是独裁君主。
政体在不同时期也有重大的变化。譬如英国，在克伦威尔时期是共和体制，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又变为君主制，在1688—1689年的“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又回到备受推崇的中间道路上。17世纪晚期，瑞典和丹麦的君主制都迅速转向绝对君主制。18世纪，瑞典的“礼帽派”和“便帽派”针锋相对。在扬·索别斯基（1674—1696年在位）的统治之下，波兰—立陶宛仍根据贵族民主制的规则来统治。1717年之后，它只能作为俄国的保护国而存在。在俄国，沙皇是理所当然的专制独裁统治者，他在波兰却扮作“金色自由”的支持者。外表和简单的归类往往具有欺骗性。
对于绝对主义，我们尤其要全面考虑。它在程度上轻于沙皇和苏丹的独裁——后者在贯彻个人意志时没有任何制度阻碍，但又甚于权威主义精神——某些君主就凭这种精神效仿普鲁士，去压制本来可以合作的机构制度。显然，绝对主义起源于封建时代后期（当时处境艰难的君主们不得不与外省和贵族根深蒂固的特权做斗争），还起源于天主教世界（当时罗马教会不受直接的政治控制）。但它不一定适合新教和东正教世界。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和葡萄牙在不同阶段无疑属于专制主义国家范畴。由于种种原因，英国、普鲁士、波兰—立陶宛和俄国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应该强调的是，绝对主义更多的是指一种政府理想，而不是实际的政治现实状况。它涉及一系列为了纠正中世纪晚期残留下来的过分分权的体制而形成的政治理念和设想。它通常只是代表某些君主的“个人权力”，而不是其他一些君主的“有限权力”——这些君主的权威受到议会、自治省、城市自治宪章、享有豁免权的贵族和教士的制约。很难给绝对主义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对它的肯定往往出自廷臣们的赞颂，而不是哲学家们的详尽论证。绝对主义有许多诸如波舒哀或布瓦洛之类的赞颂者，却只有一个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来论证它。也许像托斯卡纳这样的小国比大国更能体现绝对主义精神。在任何地方，绝对主义都未获得彻底的胜利：从未产生过一个完全绝对主义的国家。但在16—17世纪，它的确成为推动改革的一种激进力量。18世纪，当它的影响变得更为广泛之时，它却为追求民主、自由和公意的新潮流所取代。“开明专制”时代也是英美立宪主义时代。
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对“绝对主义”的大呼小叫往往是一种误解。当英国乡绅抱怨斯图亚特王朝的绝对主义时，真正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不是国王和议会之间实际上的权力均衡，而是担心国王会强制推行法国或西班牙的做法。当波兰贵族尖锐批评他们的萨克森国王的“绝对主义”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反对改革，因为实际上萨克森国王在波兰—立陶宛比其他有限君主制国家的君主所受的限制更多。
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可作为主要的参照物。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法国显然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激起无数人的仰慕。但这位最伟大的绝对君主抱憾而死，因为他终于相信这个理想无法实现。
因而，绝对主义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路易十四创立的“旧制度”以灾难性的革命而告终。这场革命在把法国变为共和主义使徒时，也把法国的至尊霸权带向了终点。绝对主义最为顽强的反对者们将享有这一最后的胜利。英国的立宪主义不仅鼓舞了19世纪的主要强国，同时也影响了反叛英国的殖民地（指美国）的宪法，从而影响到了20世纪的世界超级大国。
1650年后，欧洲的殖民地和海外属地继续扩大，有些地方已经具备了独立的能力。西班牙和葡萄牙全力开发现有的属地。在北美洲，西班牙人深入大陆腹地，从新西班牙（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在南美洲，他们借助耶稣会有组织的殖民活动，致力于开发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波哥大）、秘鲁、巴拉圭和拉普拉塔（科尔多瓦）。他们企图让自己的商船垄断贸易，直到1713年的贩奴合同（西班牙根据《乌得勒支和约》与英国签订的最后一个合同）迫使他们允许外国商人参与。荷兰人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想要夺取巴西海岸，但最终葡萄牙人还是挺了过来。1662年签订和约之后，葡萄牙人从圣保罗南下到达普拉特河流域（1680年），并向西进入富含金矿的米纳斯吉拉斯（1693年）和马托格罗索。除了东印度群岛之外，荷兰还保有了圭亚那和库拉索岛的殖民地。俄国人1648年发现了后来被称作白令海峡的地方，1679年占领了堪察加半岛，1689年与中国在黑龙江签订了边界条约。一个世纪之后，继丹麦人维图斯·白令（1681—1741年）的探险活动之后，俄国人在科迪亚克岛上建立了要塞（1783年），并宣称拥有阿拉斯加（1791年）。他们从那里派遣小分队到达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罗斯堡（1812年）。
但大多数殖民地事业是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发起的。法国1664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东海岸的本地治里和加里加尔建立了商站，并在马达加斯加岛和留尼汪岛上设有驿站。1682年，法国人在密西西比河上建立了殖民地，为了彰显路易十四的声威，将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首府为新奥尔良（1718年）。由于特拉华（1682年）、贵格派的宾夕法尼亚（1683年）和佐治亚（1733年）等殖民地的建立，英国巩固了它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但也受到了来自法国的强大竞争压力。商业利益与海上发现是紧密联系的。继法国海军上将布干维尔1766—1768年的环球航行之后，皇家海军船长詹姆斯·库克于1768—1780年进行了三次远航探险。在这种情况下，法英之间的殖民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英国靠强大的海军力量来解决这些冲突。大不列颠1713年获得了纽芬兰，1757年夺取了法属印度，1759—1760年又得到了法属加拿大，从而巩固了它头号殖民强国的地位。
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些最先从事殖民活动的海上国家。德意志诸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诸国都没有参与进来。因而在这一点上，它们落后于波兰采邑库尔兰和丹麦。库尔兰公爵1645年购买了多巴哥，还在冈比亚短期保有一个商站；丹麦的西印度公司得到了圣托马斯、圣约翰斯（1671年）和圣克罗伊（1733年）。
欧洲与遥远大陆和不同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欧洲长期以来保持孤立状态，对于欧洲以外的文明知之甚少，因而像“黄金国”之类荒诞不经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现在关于印度、中国或美洲边疆的详细记述源源不断地出现，开始引发人们更加严肃的思考。在波斯暴富的J. B. 塔韦尼耶（1605—1689年）创作的《六次航海记》（1676年）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此后，海盗威廉·丹皮尔（1652—1715年）的《新环球航行》（1697年）、德意志外科医生恩格尔贝特·肯普弗（1651—1716年）的《日本史》（1727年）和后来第一个访问麦加的瑞士人J. L. 布尔克哈特（1784—1817年）所作的《阿拉伯游记》与此一脉相承。世界上第一部通俗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出自英国讽刺小说家丹尼尔·笛福之手，故事是以一个被丹皮尔放逐到瓦尔帕莱索附近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上的苏格兰水手的真实经历为蓝本的。这些著作常常为欧洲读者了解世界宗教、民间传说和世界文化提供了一种比较视角，也为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他们用以质疑欧洲或基督教中心论的最有效的工具。它们给欧洲人当头棒喝，使他们认识到暹罗人也许更快乐，婆罗门更聪慧，易洛魁人不像他们自己那样残忍嗜杀。有趣的是，耶稣会那些擅长撰写民族志游记的作家的作品却成为轰炸他们自己思想世界的最为有效的弹药。这里有人会提到修士J. F. 拉菲托（1670—1740年）所描述的加拿大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或者是耶稣会士T. 克鲁欣斯基（1675—1756年）出版于1733年的《波斯回忆录》，该书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殖民地因素也明显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以欧陆为主战场的战争，同时都有海上或殖民地战场。大陆强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和日益壮大的普鲁士、俄国——不得不重视富庶的海上强国，尤其是英国和荷兰，它们虽没有多少军队，却能通过充当外交联盟的出资者、军需供给者和牵线人而发挥关键作用。
均势理论日益主宰外交事务——这个理论把欧洲任一部分发生的变化都视作对整体的潜在威胁。这是一个表明“欧洲体系”正在形成的可靠标志。殖民地是这个方程等式的一部分。英国对这个体系有着特别的兴趣。它本能地反对任何一个欧陆强国占有优势，并巧妙地以最小代价来维持势力均衡。这种国际关系已完全没有此前时代的道德和宗教热忱，它们已沦为一种礼仪形式。这种均势状态，在小型职业军队参加的程式化的战役中受到了考验；双方高级军官属于同一个国际军人兄弟会；战争结果以精确计算的领土割让来衡量。领土被视作赌场的筹码，统治者依战争的运气而得到或失去这些筹码，根本不考虑居民的利益。如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一样，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中，所有的重大国际会议——乌得勒支（1713年）、维也纳（1738年）、亚琛（1748年）和巴黎会议（1763年）——都是本着同样令人愉悦的犬儒主义精神举行的。
经济生活也同样受到了殖民地的很大影响。欧洲被日益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些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利的国家和另外一些无力这样做的国家。英国获利最丰。尤其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它控制了大西洋的蔗糖、烟草和奴隶贸易。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布里斯托尔因此变得富有。英国战时封锁敌国港口的政策不断引来与他国的纠纷，不仅是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其他中立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它们擅长走私、抢劫和偷越封锁线。同一时期的英国也效仿荷兰，发展了各种永久性的公共信贷机构——英格兰银行（1694年）、伦敦交易所和国债制度。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