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一句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其表在政”的部分，包括近代的制度、人物与史事，它们是世运盛衰的直接表征。书中收录的20篇文字，内容跨度百余年，从嘉道年间到1919年底，阐释晚清君主的早朝、召见活动时君臣的互动、中枢机构的运作、皇帝如何批示文书、官场的机密通信，尝试从制度的视角，重新解释影响历史走向的诸多政治事件，包括辛酉政变、皇族内阁、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权继承，也勾勒了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驻美公使陈兰彬、驻英公使汪大燮、风云人物康有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揭示这些人所熟悉的史事、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线索，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作者介绍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专研晚清史、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部分摘录：
面对天颜咫尺间 ——晚清君主的召见
召见是皇帝重要的行政事项，一般放在清晨奏摺处理完毕之后进行。前篇讲到过两种常规的召见：一种是军机大臣见面，辅助皇帝处理奏摺；另一种则是负责轮值的部院和八旗大臣，在递摺的同时，递上写有自己衔名的膳牌，等待皇帝召见。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其他官员的召见：有的是群体见面，例如吏部、兵部带领引见授官的中下级官员，军机处、总理衙门、吏部引见新考取的军机章京、总理衙门章京、监察御史。这种见面的规模比较大，要排列次序。由于是集体入见，官员通常只能报个履历，也无法与皇帝做深入交谈。因而，这类召见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实质性的考察——它宣示了皇帝的人事大权。另一类召见，则是本文要讲的，由皇帝单独召见大臣，称为“独对”，现场一般没有第三人，对大臣来说格外难得。如果皇帝多问上两句，大臣更是将此视为难得的荣宠，一丝不苟、一字不漏地录入日记之中，时时加以揣摩玩味。
我们经常说，清代的君主高度集权，一切政令均出自圣裁。人事权力无疑是最为核心的权力，而召见则是人事权的最后一步。不论是特旨拔擢、高官保举，还是经吏部选任，官员们获得禄位，那都是属于“皇恩浩荡”。出将入相，是为“了却君王天下事”；为官一方，则是代天子“牧民”。召见的首要意义，便是完成这个授权的宣示。
除了象征性的意义，皇帝还可借召见对授职官员进行考察，观察他们的面相，检测其知识储备和行政能力。而被召见的大臣大多具有某方面的专长或者行政经验，因此，召见也是皇帝学习知识、扩充储备的机会。在考察和学习的同时，皇帝还能多渠道地了解行政一线与民生实情，避免因信息渠道单一而造成误判。
不同的皇帝，统治术各异，能力也存在高低之别。在召见大臣时，他们有的话多、有的话少，各有自己的兴趣点和侧重点。不过，所有的皇帝都有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例如，各地的降雨量、粮食收成、米价涨跌、自然灾害；有用兵之时，他们就抓住一切机会，询问军事情况，问被召见者家乡是否“被贼滋扰”，家人是否平安等等。
因被召见人的身份差异，皇帝询问他们的问题也不一样。一般而言，皇帝会找翰林出身的官员了解学问，包括诗词文章、本朝掌故、机构运转等；找部院堂官谈论一手政务，例如吏治、钱法、外交。如果召见来京请训的督、抚、藩、臬或其他官员，皇帝会问当地的民情、吏治、刑狱，问来京时沿途景况；如果召见升迁或者外放的京官，皇帝会问他们的出身、中进士的时间、之前的任职履历，甚至具体到籍贯、家人和家乡情况，以体现君主的眷顾。
留存至今的晚清日记，就有很多召见场景的记载描述，为我们描绘出清朝皇帝的不同性格与施政特点。
道光帝是一位朴素、勤政、举重若轻的君王，还在当皇子时就独当一面，拿鸟枪回击冲进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众。在位三十年，他早已积累了丰厚的统治经验和御下之术。道光帝在召见大臣时候，较少顾忌，有话直说，一点都不拐弯抹角。一次，他召见一位京卿，开口就问：“年岁？”对方回答：“实年五十二岁。”皇帝略感惊讶，赶紧说：“朕以为汝有六十岁了，原只五十二岁。”〔1〕
道光帝还喜欢在召见时，借机发表自己的政见，作为秘笈传授，也能不失时机地敲打或震慑对方。他曾经亲自拔擢翰林院编修张集馨，钦定张担任山西朔平知府。皇帝认为州县官“流品甚杂”，也不信任督抚考评，他看重张的翰林出身，希望张保持操守，替他暗中考察州县官员。他对张说：“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紧接着又问张是否知晓前任多尔济善的荒唐行为。张还在惶恐之中，道光帝自言自语：几天之后你看邸报就知道啦！弄得张很是愕然。随后，他向张传授“用人经”：“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2〕道光帝通过比较，说明了对出身不同的两类官员的看法——科举士人有“礼义廉耻之心”，而捐纳者反之。这既是告诫，也是交心，让对方感受到君王的信任和肩负的重担。
十一年之后，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接到了入京陛见的谕令。这一次，道光帝除了交代川省之事，也讲述了他对为政的看法。他与张集馨谈到，四川刑名案件居全国前列，叮嘱张不要为了积德而轻易纵容凶犯；又谈到四川按察使的重要使命——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使往来西藏的文报畅通无阻。接着，顺势又谈到驿站运转的关键——马匹。皇帝说，马匹数量是很难查的。不等张发表看法，他继续说：“我说句文话你听，州县一闻验马，早已挹彼注兹；我再说句俗话你听，早已东挪西掩。汝即委员抽空往查，委员回省也是欺饰。”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当四川按察使，自然要重视驿站、清查马匹，可别费那个劲了，我知道得很清楚：就算你亲自下去检查，下面的人一定东挪西凑欺哄你。
地方情形如此令人绝望，又该如何应对？皇帝亲授机宜：“汝竟不必查点，遇有文报迟延者，参奏一二员，自然知所儆惧。”马匹不足，驿站文报肯定会延误，到时候抓住责任人参奏，让他们有所畏惧。皇帝很清楚基层欺上瞒下的小动作，也知道自己的对策治标不治本，只能惩罚倒霉蛋。为了让臣下心服，他发表一番深刻的见解：“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在道光帝看来，政治好比修补破房子，哪儿破了就补哪儿，只要能避免倒塌、不动大工便是胜利。〔3〕
仔细想想，这又何尝不是整个晚清的治国思路呢？五十多年之后，当了二十多年天下第一总督的李鸿章反思一生，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4〕勉强涂饰、随时补葺、支吾对付，完全像是实践道光帝的指示。只可惜他要应对的，是有人扯破裱糊外层之后的难题。
君王看似九五之尊，乾纲独断，决策不必受人牵制，但权力在手，责任也随之而来。所以也会借召见之机，解释政策，甚至做自我检讨，向外传递信息，希望臣民理解，达到君臣一心的效果。
等张集馨升任贵州布政使之时，道光帝又一次召见了他。这一回，皇帝再次向他表达了对捐纳人员的不满，他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卖官鬻爵，损害朝廷颜面和公信力，人人喊打，皇帝当然知道，所以他接着自问道：“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皇帝显然被自己的问题触动，不等张接话，他拍手叹息道：“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没办法，朝廷财政太困难，用项又多，户部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不能出尔反尔。这时，张集馨终于有机会开口了，他劝慰道：“皇上不得已之苦衷，海内臣工无不深悉；且皇上克勤克俭，即准捐资，亦不过为地方黎民计耳。”您的苦衷大家明白，就算卖官，也是在为天下百姓筹钱。皇帝对张的接话甚感欣慰，他顺势说：“汝等受国家重恩，做如此大官，尚不肯为国家分谤么？”告诫官员们要有担当，不要吝惜名声，不能担心被骂。
与道光帝一样，慈禧太后也善于利用场合，做自我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朝野流传说慈禧太后主和，拖皇帝的后腿，令她饱受攻击。湘军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受命北上督军，太后借召见之机，向这位老臣传递自己的态度。当时，有一位叫安维峻的御史，先是上奏要诛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后又指责皇太后牵制皇帝决策。慈禧太后当着刘坤一的面恼怒地说，此人“词涉离间”，然后开始回忆丈夫咸丰帝与亲儿子同治帝在世的日子，“不胜悲感，数数以袖拭泪”。跪在下面的刘坤一赶紧表态：“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还说他更担心内廷的宦官，宦官喜欢拨弄是非，离间太后的母子感情，应该防微杜渐。
慈禧太后听不得这些刺耳的话，她打断刘坤一说：“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你不用担心宦官，问题是，如果将来的历史都跟着言官来讲，说我牵制皇帝、说我主和，我如何面对子孙后代？刘坤一赶紧安慰说，和战是国之大事，太后和皇上都没有偏见，天下后世都会谅解的。又劝太后：只要母慈子孝，就不会有流言了。慈禧太后听完，情绪稍稍平复，向刘诉说母子感情深厚：“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5〕她借此向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传递自己与皇帝感情亲密，希望能平息流言，减少朝野对她的攻击。
在遭遇某些低谷的时候，统治者甚至借召见之机，向下“罪己”来化解怨怒。有一次，苏州知府何刚德上任，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同召见。他们刚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之耻，回到北京，太后感慨良多：“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味媚外，又未免太过了。”跪着在她跟前聆听训话的，只是区区一名从四品的知府。当着皇帝和四品官的面，说自己误听人言，闹成今天的局面，可以算得上是比较诚恳的“自我检讨”了。〔6〕
当然，皇帝每天召见那么多大臣，不能要求句句都有营养、都有信息传达。君臣对话，有时纯属没话找话，年轻的咸丰帝就经常如此。
在咸丰帝继位不久，通政司副使（正四品）王庆云升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前往圆明园勤政殿接受召见。他小心谨慎，向坐在木床上年仅十九岁的皇帝脱帽谢恩。天颜就在咫尺之间，他不由得战战兢兢。过了一会儿，听皇帝开口问：汝到过詹事府未？王庆云说：还没；皇帝又问：汝在通政司几年？王说：上年二月才到；皇帝接着问：是何官转任的？王说：从翰林院侍读学士转任；皇帝继续问：是否担任过各省的学差（当学政考秀才）、试差（当乡试考官考举人）？王说：得过；皇帝又问在哪个省呢，王都一一作答。
詹事府本是辅导东宫的机构，在雍正朝之后，因不立储君，詹事府就成了翰林院官员的迁转之地，合称为“翰詹”。能担任詹事的，大多是饱学之士。咸丰帝对王庆云的翰林出身很感兴趣，问他在翰林院经历过几次翰詹大考？考一等的那次第几名？詹事府无甚公事？通政司是否轮日收题本？通政司是不是有五个堂官？他们各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皇帝问他多大年纪了？是哪一科的进士？以前从什么官升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王也都逐一作答。
第一次见面，回答了这么多繁琐的问题，王庆云深感皇上说话节奏平和：“甚温缓，每一答，上必停良久再问”。〔7〕
半年后，咸丰帝又在乾清宫召见王庆云，“大珠小珠落玉盘”地问他：詹事府没有公事？尔经常去衙门么？不去衙门的时候做些什么事？詹事府有应上奏的事么？有需要带领引见的时候么？王仔细回答。问完公事，话题依旧回到王的身上：尔是翰林出身吗？当过御史吗？是如何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是如何当上詹事府詹事的？詹事要坐班吗？
这一次的问题，半年前大多数都回答过。王庆云想，皇上每天见那么多人，之前对他讲的肯定都忘了，但他仍然将所有的对话一一记录下来。〔8〕
如果大家以为咸丰帝用一年时间，大致就能熟悉官制常识，那就错了。第二年，王庆云署理顺天府尹，也就是京师的行政长官。这年四月，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他，先问顺天府有无特旨交拿的人犯，马上话题一转，连珠炮似地发问：尔是否携带家眷住在官署？有几个儿子，分别几岁了？了解到大致的家庭情况后，皇帝接着问，以尔的身份，荫生可以得到什么官？荫生给了哪个儿子？为何要给侄子不给儿子？四品荫生可以参加乡试吗？又问他，尔侄儿现在哪儿，两个儿子读书用功吗？家里的房子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当得知王家是租房居住时，又问，将来卸任了住哪儿？王说到时候再找吧！
皇帝问得如此细碎，王虽然疲于应付，但仍然十分感动。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室家妻子之微，上烦清问，臣何人斯，可胜厚幸！”〔9〕王庆云当然可以这么想这么理解，但咸丰帝未必是真关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