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欧洲史》是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的代表作。它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整体史印象。它将传统叙述方式与特写结合，容纳了经常被严肃历史学家忽略的各种奇特事物和思想，成为近年来深具价值和说服力的欧洲通史作品。
《欧洲史：古典时代（史前— 公元337）》是“欧洲”正式亮相之前这片陆地的历史。
欧洲不是独立的“大陆”，而是一个“半岛”。地貌、气候、地质和动物群落共同营造了一个良性的环境，这是理解欧洲历史的基础。古希腊的历史跨越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其全盛期，希腊人在各个领域爆发式地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以内聚力著称的罗马的崛起则预示着一种新型陆上强国对“海岸线文明”的征服。吸收了希腊文化的罗马，成了一个文化混血儿，主宰了此后数百年的罗马帝国政治文化生活，直到新的文化基础——基督教出现。
作者介绍
诺曼·戴维斯（NormanDavies）
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知名中东欧史专家。著有《欧洲史》《消失的王国》《上帝的游乐场：波兰史》《另一片天空下》等17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波兰文、德文、法文等十几种文字。因其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戴维斯获得了英国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波兰国家勋章、白鹰勋章。早年的成长岁月塑造了戴维斯终生的欧洲视野。1958年，19岁的戴维斯和几个毕业生从故乡兰开夏郡启程，开车穿行欧陆，到达伊斯兰布尔。青年时期的戴维斯求学生涯遍及英、法、意、波等欧洲国家。与多数学者不同，在开启学术事业之前，戴维斯做了四年的中小学教师，这段经历为他简单而清晰的叙述风格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等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系统出版关于中东欧和欧洲历史的著作，并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广受欢迎。从学术岗位退休后，戴维斯继续旅行、写作、演讲，不断获得世界各地的荣誉。
部分摘录：
欧洲的概念 “欧洲”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理念。从14世纪至18世纪，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它逐渐取代“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这个概念。关键时期是在1700年前后几十年，在经历了几代宗教冲突之后。在启蒙运动的早期阶段（见第8章），对这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已经分化的社会而言，想起他们共同的基督徒身份变成了一件麻烦事。而“欧洲”作为一个含义更中性的名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在西方，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激励了许多国际法专家呼吁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当时的分歧。长期被监禁的贵格会教徒彭威廉（William Penn，1644—1718年）身具英荷两国血统，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创者，宣扬普遍宽容和建立一个欧洲议会。持不同政见的法国修道院院长夏尔·卡斯泰尔·德·圣皮埃尔（Charles Castel de St Pierre, 1658—1743年），《一个永久和平的方案》（Projet d’une paix perpétuelle, 1713年）的作者，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强国的邦联来确保持久和平。在东方，俄罗斯帝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出现，使得欧洲需要对国际结构做彻底的重新思考。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的签定是最后一个公开提及建立“基督教共同体”（Respublica Christiana）的重要时机。
此后，一种欧洲而非基督教共同体的认识占了上风。伏尔泰在1751年这样描述欧洲：
一种大的共同体被分为几个国家，一些是君主制的，其他是混合政体……但所有国家都相互来往。它们都有同样的宗教基础，即使分裂为几种信仰。它们都有同样的公共法律和政治的原则，这些原则在世界其他地方则闻所未闻。26
20年后，卢梭宣称：“再也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了，只有欧洲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观念”的最终实现发生在1796年，当时，埃德蒙·伯克写道：“一个欧洲人，不管到欧洲的哪个地方，都算不上真正的流亡。”27即便如此，欧洲社会在地理、文化、政治上的特征一直存在争议。1794年，威廉·布莱克发表了他最难理解的一首诗，名为《欧洲：一个预言》，他为该诗画了一幅插画，画中全能的上帝从天上探出身来，手中拿着一副圆规。28
欧洲的大部分轮廓由它延伸的海岸线确定，但是它陆地边界的轮廓却用了很长时间才确定下来。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分界线被古代人确定为从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的故称）到顿河，而且在中世纪时仍是这样。一个14世纪的博学之士能给出一个相当精确的定义：
欧洲据说占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它的名字来自欧罗巴，她是利比亚（Libya）国王阿革诺耳（Agenor）的女儿。朱庇特劫走了欧罗巴，将她带到克里特，并将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命名为欧罗巴。……欧洲起始于塔奈（Tanay）河［顿河］，沿着北部海洋延伸到西班牙末端。东部和南部起自被称为彭图斯（Pontus）的海［黑海］，并且都与大海（Great Sea）［地中海］相连，终于加的支海（Cadiz）诸岛［直布罗陀］……29
教皇庇护二世［埃内亚·皮科洛米尼（Enea Piccolomini）］在他的早期专著《论欧洲的状况》（Treatise on the State of Europe，1458年）中，以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色雷斯的描述开始，它们位于交界处，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
无论古代人还是中世纪人对欧洲平原的东部边界都没有清晰的认知。其中几个地区直到18世纪还没有永久确定下来。因此直到1730年，一位在俄国军队服役的瑞典军官斯特拉伦伯格（Strahlenberg）认为，欧洲的边界应当从顿河退到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
在18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候，俄国政府在叶卡捷琳堡和秋明之间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边界桩，用来标记欧洲与亚洲的边界。从那时起，戴着镣铐向西伯利亚前进的沙皇流放者的队伍，创造了跪在界桩旁抓起最后一捧欧洲土的习俗。一位观察者写道：“在全世界没有其他界桩见过这么多颗破碎的心。”30到1833年，当福尔格（Volger）的《地理手册》（Handbuch der Geographie）出版时，“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观念得到了普遍接受。31
然而，这个观念并非坚不可摧。欧洲延伸到乌拉尔山被接受，是俄罗斯帝国兴起的结果。但是它一直受到广泛批评，特别是分析派地理学家。以乌拉尔山作为边界在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根据，在他们看来，环境因素是居于首位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瑞士地理学家J .雷诺（J. Reynold），他写道：“俄罗斯是欧洲在地理上的对立面。”俄罗斯的衰落很可能会引发一场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俄罗斯出生的牛津大学教授才提出了“潮汐欧洲”——其边界如同潮汐，有起有落——的观点。32
地理上的欧洲常常必须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概念竞争。而由于缺少共同的政治结构，欧洲文明只能由文化标准来确定。人们往往特别强调基督教的重要作用，其影响在基督教世界的标签不复存在之后仍然存在。
在1945年对战败的德国进行广播时，诗人T. S. 艾略特（T. S.Eliot）阐述了一个观点：由于基督教的内核不断被稀释，欧洲文明正面临着致命危险。他描述了“欧洲精神边界的封闭”，它发生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年代。他说：“文化专制不可避免地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专制到来。”他强调文化的有机性质：“文化是必须成长的事物。你不能建造一棵树，你只能种植它，照料它，等待它成熟……”他强调欧洲内部众多亚文化的相互依存。他称文化“贸易”是这个有机体的命脉。他还强调文人的特别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基督教传统的中心地位，这个传统包含了“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遗产”。
在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之间创建一种共同文化，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宗教……我要讲的是共同的基督教传统，正是这个传统使欧洲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共同的基督教带来的共同文化因素……正是因为基督教，我们的艺术才得以发展；正是因为基督教，欧洲的各种法律（直到最近）能够扎根。正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我们所有的思想才有重要意义。个别欧洲人可能不信仰基督教，可是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依赖［基督教遗产］赋予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能产生伏尔泰和尼采。我不相信如果基督教信仰完全消失，欧洲文化会存在下去。33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个概念都是传统的。所有与欧洲主题有关的概念变体、反传统思潮以及奇思妙想都要以此为准绳。它是斯塔埃尔夫人（Mme de Staël）所说的“欧洲思想”（penser à l'européenne）的起点。
对于欧洲文化历史学家而言，最基本的任务是识别基督教传统中的诸多矛盾方面，并评估它们与各种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因素有多大关系。多元论是确切的（de rigueur）。尽管基督教信仰的明显优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现代最有成果的促进因素，从文艺复兴对古代的热情到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的执迷，本质上都具有异教的特征。类似地，我们也很难主张，当代对现代主义、性爱、经济学、运动和流行文化的崇拜与基督教遗产有很大关系。今天的主要问题是确定20世纪的这些离心力量是否已将基督教遗产贬低为无意义的旧杂物堆。现在几乎没有分析家会坚持认为曾存在过一个铁板一块的欧洲文化。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是将欧洲的文化遗产看作由四五个相互重叠或连接的圈子组成。34。据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说，欧洲的独特文化身份是“一块两面可以翻转的织物，一面五彩斑斓，另一面是鲜艳而浓重的纯色”35。
然而，若是认为“欧洲”没有政治内容，那就错了。相反，它经常被当成和谐与统一的同义语，而和谐与统一恰恰是它一直缺乏的东西。“欧洲”一直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一个所有良善的欧洲人都应当为之奋斗的目标。
对欧洲的这种救世主式或乌托邦式的观点，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之前的讨论中就已出现。奥兰治的威廉和他的盟友组织了反对路易十四的联盟，他们曾响亮地宣传这种观点，那些反对拿破仑的人也是如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欧洲就是我们。”它在18世纪表达的是势力的均衡，在19世纪表达的是和谐一致。它是和平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点，直到这个时代被1914年的世界大战粉碎，它将欧洲看作统治世界的根据地。
在20世纪，欧洲统一的理想被决心愈合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政治家们复活了。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除了苏联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宣扬这种理念。它在国际联盟，特别是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它对东欧的新国家特别有吸引力，这些国家没有受过欧洲以外的帝国的干扰，并寻求共同体的保护以对抗大国的强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铁幕”建立之后，它被那些计划在西部建立一个“小欧洲”的人们利用，他们设想建立一系列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但是它对其他在东部的人们而言也是一座希望的灯塔。苏联的解体，为一个泛欧洲的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大陆带来了一线曙光。
但欧洲理想的脆弱性是其反对者和鼓吹者都承认的。1876年，俾斯麦认为欧洲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和梅特涅当年对意大利的看法如出一辙。70年后，“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看到了俾斯麦的鄙视的力量。他承认：“欧洲从来没有存在过，人们必须真正创造欧洲。”36
500多年来界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应该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在整个近现代史中，一个东正教的、专制的、经济上落后的但却在不断扩张的俄罗斯一直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俄罗斯的西方邻居们经常寻找理由将它排除在外。俄罗斯人自己也从来没有确定他们是要进入欧洲还是待在欧洲之外。
例如，在1517年，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校长马切伊·米肖维塔（Maciej Miechowita）出版了一篇地理论文，赞同传统上托勒密对欧洲萨尔马提亚（Sarmatia europaea）与亚洲萨尔马提亚（Sarmatia asiatica）的区分，它们以顿河为边界线。因而波兰—立陶宛在欧洲之内，莫斯科公国在欧洲之外。373个世纪之后，事情就不那么清楚了。波兰—立陶宛此时已解体，而俄罗斯的边界向西推进了一大截。当法国人路易—菲利普·德·塞居尔（Louis-Philippe de Ségur，1753—1830年）在法国大革命前路过波兰时，他无疑认为波兰不再属于欧洲了。“人们相信自己完全离开了欧洲，一切事情给人的印象是时间倒退了10个世纪。”他在进入波兰后写道。用经济上的先进作为欧洲成员的主要资格标准，他是绝对赶得上时代的。38
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俄国政府正在坚持获取它的欧洲证书。虽然事实上它的领土一直延伸到亚洲乃至北美洲，叶卡捷琳娜女皇在1767年明确宣布：“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任何希望与圣彼得堡打交道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毕竟，莫斯科公国从10世纪起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沙皇俄国是外交圈子中一个有价值的成员。对“熊”的畏惧没有阻止将俄国看作欧洲成员的普遍共识的增长。由于俄国在打败拿破仑中所起的作用，还由于俄国文化在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的华丽绽放，这个共识在19世纪大大加强。
俄国的知识分子分为“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对俄国的“欧洲性”程度不确定。在《俄罗斯与欧洲》（1871年）一书中，斯拉夫派的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y Danilevskiy，1822—1885年）认为俄国本身拥有独特的斯拉夫文明，这种文明介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诗人普希金雕像揭幕式上的讲话，选择以对欧洲的颂扬开始。他宣称：“欧洲的各族人民，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们而言是多么亲切与宝贵。”只有一小群“东方派”主张俄罗斯完全是非欧洲的，在多数方面与中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