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欧洲史》是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的代表作。它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整体史印象。它将传统叙述方式与特写结合，容纳了经常被严肃历史学家忽略的各种奇特事物和思想，成为近年来深具价值和说服力的欧洲通史作品。
《欧洲史：帝国时代（约33 0—1493）》讲述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中世纪的中心主题，是将基督教重新组织成一种新的帝国制度：第一步是查理曼加冕，最后一步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自称沙皇。而这种新制度的基础，与维京人、马扎尔人、蒙古人等周边民族的活动密不可分。随着新民族的加入，基督教共同体不断扩大，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则酝酿着分裂与衰败。到中世纪晚期，人们认识到基督教会已如疾病缠身，但对于如何医治它却束手无策，黑死病被当成上帝对基督教世界的罪恶的惩罚。不过，黑暗的社会里已蕴藏着变化与革新的倾向，可以说，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是生于灾患的婴儿……
作者介绍
诺曼·戴维斯（NormanDavies）
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知名中东欧史专家。著有《欧洲史》《消失的王国》《上帝的游乐场：波兰史》《另一片天空下》等17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波兰文、德文 、法文等十几种文字。因其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戴维斯获得了英国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波兰国家勋章、白鹰勋章。
早年的成长岁月塑造了戴维斯终生的欧洲视野。1958年，19岁的戴维斯和几个毕业生从故乡兰开夏郡启程，开车穿行欧陆，到达伊斯兰布尔。青年时期的戴维斯求学生涯遍及英、法、意、波等欧洲国家。与多数学者不同，在开启学术事业之前，戴维斯做了四年的中小学教师，这段经历为他简单而清晰的叙述风格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等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系统出版关于中东欧和欧洲历史的著作，并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广受欢迎。从学术岗位退休后，戴维斯继续旅行、写作、演讲，不断获得世界各地的荣誉。
部分摘录：
迁徙与定居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半岛的小部分被后来永久定居于此并称之为“故乡”的人居住着。罗马边境线以外的人口，大部分处于流动状态。大大小小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无休无止地探寻着较为理想的活动场所。有时他们的流动步伐会因为食物匮乏或者由于游牧民族的暴力袭击而加快。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在某地逗留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会突然迁徙到别的地方。
无规律的迁徙节奏是由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的，其中涉及气候的变化、食物的供应、人口的增长、来自本地的竞争与远方的危机。对于密切关注着边境线的罗马人来说，这些因素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各种压力会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下积聚，直到某些无法预料的事件突然冲破对它的限制，于是长期的静止便被代之以短暂而剧烈的波动。通常情况下，迁徙行动取决于惯性力量的微妙平衡，即本地灾难的“推动”和远方丰美牧草的“拉动”之间的平衡。迁徙主要发源于遥远的中亚大草原，它引起的“连锁反应”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群链一端的变化会沿着链条产生层层波动。在这一链条西端的最后一个部落，像列车编组站里一辆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一样，会被巨大的力量驱动从而脱离静止状态。
正是这样，匈人在他们踏上欧洲的土地以前很久，就在西方激起了层层涟漪。匈人帝国[1]大约在公元前36年或35年被东亚的中原王朝摧毁。于是，匈人部落和他们的畜群就从原住地移居到现今的哈萨克斯坦。他们的突袭队能在一个月内轻而易举地扫荡一二千英里[2]。骑在疾驰的蒙古马的马背上，身佩弓箭，匈人的铁骑在一个夏季便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做了一个往返。像所有真正的游牧民族一样，匈人对农耕世界或半游牧世界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他们之间在这一动力的作用下产生了联系。在公元2世纪，匈人的本部移至里海以北，公元4世纪又移向现今的乌克兰。375年，匈人在此地与迁徙方向完全相反的一支日耳曼人——东哥特人相遇。两者冲突的结果驱使东哥特人及其邻近的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在此之后的50年里，另一支相关的部落阿兰人出现在几乎是远在3 000英里以外的今天的葡萄牙南部。直到441年，匈人本身并没有进攻罗马帝国。当然，迁徙的速度异常缓慢。阿兰人大约在公元375年越过第聂伯河，406年跨过莱茵河，抵达大西洋岸边的时候已是公元5世纪的20年代了，平均每年行进5英里。与阿兰人同行的汪达尔人（见下文）的“突然入侵”保持着每星期两千米的低速度。这些部落的行进被辎重车、牲畜所拖累，物资供应也比不上游牧民族。
地理因素起着主要作用。人们自由移动的主要障碍不是帝国的边境线，而是群山。追寻史前时代横贯欧洲大草原的所有部落的足迹，他们如果不是向南顺着黑海沿岸行进，就自然而然地被导向北部欧洲平原，之后，或者通过摩拉维亚山口，或者通过巴伐利亚山口，折向南方。南行路线牵涉到在多瑙河上与罗马帝国的一场早期军事冲突。北行路线遇到的阻力最小，它将迁移者直接引向莱茵河流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莱茵河这道屏障上的压力日益加大，到三四世纪时便成了各部落真正的交通障碍。经山脉到达多瑙河盆地的道路对较大规模的迁徙来说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有游牧民族选择这条迁移路线；潘诺尼亚繁盛的大草原（后来因匈人而得名“匈牙利”）成了他们的天然终点站。［乔包］
另一大障碍是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部落。欧洲大陆上确实有许多空间的人口密度非常低，有些甚至分布在罗马帝国境内。但它们大部分是蛮荒之地，茂密的森林、沙质土壤上生长的石楠树丛、潮湿的既不能耕种也不易通过的河谷，迁徙者只能去争夺有限的被清理过的区域或可耕地。对迁徙的部落来说，想在迁徙路途中不接触土著居民、不发生潜在的冲突是不可能的。结果，在欧洲大平原上，在人们较易挑选的地方，部落的聚集和混合在所难免。那种认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及其他人没有交叠甚至是融合的观点，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专属的民族家园的观念是现代人的一种幻想。
迁徙部落的流动性以及移动的混乱，使那些试图搞清楚迁徙历史的人难以达到目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津津乐道于撰写独立的、持久的、有自我意识的部落历史，但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这是很不现实的，例如，不论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最后到达英格兰的朱特人，在尊敬的比德的描述中是非常不同的（参见下文）。但是，他们一旦定居下来，便都热心于为自己发明一个独特的世系。当今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把现代人的特性回溯到史前时期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除非用传统部落的方法，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是如何描写这场迁徙的。但是了解这一方法的缺点也是必要的。
从重大历史进程的背景看，罗马帝国将这场迁徙称为“蛮族入侵”，站在西欧这一局部立场上，它又常常被称为“日耳曼人的入侵”。日耳曼人称之为Völkerwanderung，即“人口的漫游”——这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可以较好地适应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两方的情形。而实际上，这场迁徙席卷了欧洲半岛东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持续了整个第一个千年，而且还要久远，直到所有的漫游者找到一个永久的居住地为止。仅仅凭借罗马人的史料，我们才了解到其中的主要事件，因为那些不识字的漫游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记录。然而，这一进程就是后来划分民族国家所必须追寻的历史源头。套用后来的一句成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Drang nach Westen，即“指向西方的动力”，通向永久定居的道路。没有这一进程，任何“欧洲”或“欧洲人”的概念都得不到确认。人类学的分析表明，人口的三大类型为：罗马帝国境内的定居者，他们生活于城市或乡村的地产上；蛮族部落，他们依靠粗放的耕种或精细的耕种为生；真正的游牧民。我们还要加上像游牧民一样的海上偷袭者，他们主要依靠掠夺为生，活动于北部海域的广大地区。
乔包 CSABA 起初，在广阔的亚洲大草原上，生活着两支勇敢、野蛮的部落。他们被称为匈人部落和马扎尔人部落。当人口大量增长时，匈人开始寻找新的定居地。历经艰险，他们来到一块地方，那里有着青翠的草原、碧绿而欢畅的河流、茂密森林覆盖的山峦。但是，这个地方并不能无偿使用，它是罗马帝国的属地，叫作潘诺尼亚。
匈人中最勇敢的是年轻的王子阿提拉，人们推选他为国王。他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用铁腕统治人民。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留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叫乔包（Csaba），另一个叫白里达（Aladar）。他斗胆要求罗马皇帝的女儿做他的妻子，并要皇帝将半个帝国作为嫁妆。
最后，他们在卡塔隆发生了冲突。[3]匈人的轻骑兵像旋风一样对罗马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但在罗马铁甲方阵面前被撞得粉碎……平静的河流变成了血红色。‘上帝之鞭’被折断……精神上的刺激加速了他的衰老，之后不久他就死了。
后来，乔包决定带上最强壮的人返回远方的亚洲……在马扎尔人那里，他召集起他的人民，对他们承诺道：“不论死活，只要你们有难，我们都将伸出援助之手。”
当他离开时，仍有一支与匈人对抗的庞大军队。残酷无情的战士一队队地掠过匈人的要塞，匈人双膝跪地向乔包祈祷。长而低沉的雷声发出了回响……一道闪烁的白光在星空中出现，形成一座彩虹般的巨大拱门。乔包和成千上万手持闪光的剑、高喊战斗口号的战士，伴随着成千上万匹马发出的隆隆蹄声从天而降，将惊恐的敌人驱赶得四散逃窜。
乔包与他的天兵天将最后一次回来，领导马扎尔人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再次结成兄弟。从此以后，乔包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闪闪发光的天路——“勇敢的战士之路”，永远留在了那里。1
民间传说是集体记忆的宝库。传说是供人娱乐的，但也加强了部落的认同感。500年来，匈人与马扎尔人各自在匈牙利开拓疆土。然而马扎尔人依然对他们的祖先和一同迁徙的伙伴怀有亲近感。直到现在，只有马扎尔人的家庭仍梦想着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阿提拉。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铁器时代的农业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所获要大于持续不断的移动所获。野蛮人并不仅仅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冒险，他们是在寻找一块永久的居住地。
从人种学的角度看，欧洲大陆的居民拥有最复杂的联系。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头五百年，印欧语系的因素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尽管大多并不是正宗的拉丁人或希腊人，但在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已经完全拉丁化了，在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也完全希腊化了。某些显著的例外是，蛮族迁徙者属于印欧语系的另外一支重要语族。
除了游牧民之外，非印欧人还包括：乌拉尔——芬兰语族人群，西班牙的原始伊比利亚人群，意大利偏远地区的前拉丁人余部，巴尔干地区尚未被同化的伊利里亚人、达契亚人、色雷斯人。犹太人散居在地中海沿岸的各大城市。乌拉尔——芬兰语族人群也分成几个组成部分。芬兰人，也称Suomalainen，从西伯利亚出发艰难跋涉，穿越北极的针叶林带，占据了波罗的海东端至伏尔加河上游地带，即后来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在人种方面，他们既与匈人和马扎尔人有关，也与乌拉尔地区的几支小族群如切列米斯人、莫尔多瓦人、帕米尔人、沃古尔人和奥斯加克人有关。更远一些，他们还与包括蒙古人和鞑靼人在内的阿尔泰语族居民有关系。他们的邻居是与北极驯鹿一起处于无休止流动状态的拉普兰人。拉普兰人自称Sameh，而出于诅咒的目的，北欧民族通常称他们为“芬兰人”，挪威因此而设有芬马克郡。
在高加索有两个支离破碎、相互间极少联系的族群。北高加索人由阿布哈兹人、车臣人、阿瓦尔人组成，南高加索人由拉兹人、明格列尔人、格鲁吉亚人组成。20世纪20年代，苏格兰血统的业余语言学家、有着一个俄罗斯名字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NikolaiYakovelitch Marr，1864—1934年）提出一个理论，将高加索语与巴斯克语、伊特鲁里亚语和古希伯来语联系起来，使欧洲民族舞台形成了一个整体。不幸的是，尽管获得了格鲁吉亚人最强大的支持，但马尔的理论却得不到广泛的证明。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部分充斥着亚洲游牧民族浪潮般涌入欧洲大陆的事件。公元5世纪出现于欧洲的匈人是早期游牧部落的后代，这些驰骋在同一片大草原的早期游牧部落中，较著名的有古代的斯基泰人和伊朗——萨尔马提亚人，他们被托勒密描述为公元2世纪大草原上的霸主。他们是到达欧洲中部的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和蒙古人的前辈。其他游牧部落的活动局限于黑海附近。保加尔人的一支在伏尔加河中游建立了一个王国，另一支于公元7世纪定居于多瑙河口附近。可萨人紧随保加尔人的步伐建立了一个从北高加索延伸到德涅斯特河的王国。佩切涅格人在可萨人的刺激下进入巴尔干半岛。继他们之后，库曼人在黑海大草原建立了另一个短命国家。11世纪，吉卜赛人由印度到达欧洲。与此同时，突厥人的一支冲击了高加索地区，突厥人的一个主要分支在14世纪征服了巴尔干。
非印欧语系居民几乎没有留下永久的印记。巴斯克人和马耳他人经历了数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后，仍说着与其邻近民族不相干的语言。犹太人仍保持着他们自身的特点。波罗的海地区的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成功地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而拉普兰人仍在追逐着驯鹿。作为蒙古人近亲后裔的鞑靼人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斯坦”，近代被驱逐到克里米亚。吉卜赛人散布于欧洲各地。曾经拥有庞大帝国但最终失去了帝国的突厥人，在邻近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保有不稳定的立足之地。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尔人得到斯拉夫世界的认同，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对土耳其少数民族实行迫害时，受迫害者并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而是土耳其化的斯拉夫人。如果保加利亚的官僚作风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它将会大规模地驱逐所有保加尔人，因为他们本身都不是“真正的斯拉夫人”，而是“斯拉夫化的土耳其人”。［加告兹人］
必须强调的是，“印欧人”本来是一种语言学的分类，仅仅涉及那些把印欧语言作为本族语的人。属于该群体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在5 000年前流行于欧亚大陆的原始印欧语中追溯到源头。此后，该群体散布于从冰岛到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译者注）的广阔地区，通过近代殖民化又散布于世界各大陆。有人说：“语言本身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富。”因此，毫无疑问，“印欧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语言群体之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