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精装)论述了1500年起至今的五百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宗教、社会思潮、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科技发明、民俗及社会生活等，包罗万象，涵盖面很广，从文艺复兴的根源到说唱音乐，作者均予娓娓叙述，并将自己在漫长的一生中所作的思考融入其中，使《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精装)内容丰厚并具独特的魅力。他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他指出，目前存在着许我令人感到烦恼的因素，如死气沉沉的政支、恪守陈规的学校教育、个人主义的蔓延以及高度抽象化艺术的盛行，等等，但是，文化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失望多于希望，而很可能会成为西方复兴的源泉。这一思想贯穿全书，成为全书的闪光点。称之为巨著，一是因为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广；二是因为其思想之卓越，论点独特，融会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全书充满了睿智而理性的论述，渊青而深厚的知识，一册在手，可使人纵览五百年西方文化的宏伟画卷，从中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
作者介绍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
◎美国“国宝级历史学家”；
◎50年来罕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思想家；
◎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
◎2003年，获小布什颁授的“总统自由勋章”；
◎2010年，获奥巴马颁授的“国家人文勋章”。
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生于法国，1920年随父抵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历任塞思•洛历史学教授、教务长和院长。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并且曾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通识教育”把欧洲的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
巴尔赞在众多领域堪称权威，一生著作等身，出版有30余部著作，涉猎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历史学、哲学、科学、文学、音乐、艺术；他曾两度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批评家金奖；也因博学多才以及那种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禀赋，被赞誉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
巴尔赞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长期为《哈泼斯》、《新共和》等众多权威杂志撰稿 ，是西方公认的“最值得珍惜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他对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的诸多思考，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2012年，巴尔赞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世，享年104岁。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竞相发掘他留给后人的无尽精神遗产。
部分摘录：
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的学院”
四分五裂的西方
新生活
典雅文字
“艺术家”的诞生
横断面：1540年前后马德里所见
乌托邦主义者
史诗和喜剧，抒情诗和音乐，批评家和公众
横断面：1650年前后威尼斯所见
无形的学院
四分五裂的西方
现代社会以一场革命开端，与这一时代的特征恰好吻合。这场革命通称新教改革，然而，从16世纪改革开始，到一个世纪以后改革结束（是否真的结束了还是个疑问），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具备了革命的特征：为实现某个信念，通过暴力造成权力和财产的易手。
我们动辄把事物称作革命，已经成了习惯。一有改变我们习性的新发明或新做法出现，我们立刻惊呼“革命了！”。其实，革命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习惯和某种普遍做法，它改变的是整个文化。从16世纪的大动乱到现在，仅有后来的三场动乱也可以称之为革命。当然，历史书上把其他十几场动乱也称作革命，但那些动乱只是特别狂暴而已，其实不过是下列四大震荡中的局部性余震：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君主制革命、贯穿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法国”革命，以及20世纪发生的社会性的、集体主义的“俄国”革命。加 入 会 员 微 信 whair004
把“法国”和“俄国”打上引号表示它们只是惯常的称呼。引发革命的思想在导致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造成了震荡，引起了人们的苦苦思索，而通常提及的1789年和1917年只是标志着触发事件的发生时间。在这四次革命中，从初衷得到实现到各种副作用显现出来，前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方才尘埃落定——而它们的主导思想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一定要说是“西方”在16世纪陷入了分裂，因为在这里用“欧洲”一词是不准确的。欧洲是从绵延不断的亚洲大陆伸出来的一个半岛，被莫名其妙地称作“大陆”。16世纪的革命只波及了半岛最西端的部分地方：从德国、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向西直到大西洋。巴尔干地区属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而俄国信奉的是东正教，不是天主教。根据这个清楚的划分，西方即可称为“西欧”。
把四次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称为宗教革命也是不全面的。确实，这次革命使几百万人改变了信仰的形式和对命运的认识，但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提出了观念和信仰的多样性这两个问题，培育了一种新的国家感，提高了方言的地位，打消了西方人同宗同祖的一体感。最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通过促进向海外新世界的移民使西方和西方文明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1517年10月31日，萨克森一个矿工的儿子路德（Luther，他的名字又拼写为Lhuder、Lutter或Lotharius）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登堡众圣教堂的大门上。他当时绝对无意造成他所属的天主（＝“普世”）教会的分裂，或者把他的世界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他张贴论文的做法并非超常之举。身为僧侣的他在新建的维登堡大学（哈姆雷特后来在此就学）任神学教授，僧侣们常用这种方法发起辩论，类似现代人在学刊上发表争鸣性的文章。最近，一位德国学者宣称路德根本没有张贴他的论文。不管是张贴了还是没有张贴，反正他的论文迅速流传开来。他把论文誊写多份，分送给朋友，朋友们又转抄给其他人。不久，路德居然收到了从德意志南部倒流回来的印刷本，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不安。
这个小小的细节非常说明问题。倘若没有印刷技术的帮助，路德的改革希望很可能化为泡影，落得与200年前提出的希望一样的下场。当时已通用40年的古登堡活版印刷技术成了分裂西方的物质工具。关于这个新工艺，需要指出一点，印刷要成气候，单有印刷技术还不够，还要有优质的纸张、改良的油墨以及娴熟的工匠。这样，才可以快速、准确并大量地翻印传单，而且成本比手工抄写低廉。
许多新教徒撰写的论文穿插了由克莱纳科、丢勒和其他著名艺术家创作的版画，以此吸引不识字的人，由他们的朋友把版画的说明念给他们听，从而扩大宣传。16世纪有关《圣经》理论的文章以及彼此攻讦的文章不再完全用拉丁文来写作，专供僧侣阅读了，已经开始使用比较流行的方言，通过新生的大众传媒手段向民众宣传推广各种思想。
据估计，到1500年，各种著作已经出版了40000多个版本，100多家印刷厂共印出900多万册书，足见“书籍”这个新工艺品的力量。在清教徒斗争期间，有些城市有6家以上的印刷厂不分昼夜地开工。每隔几小时，信差就取走油墨未干的书籍，把它们送到安全的批发点——这就是最初的地下出版业［参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让·马丁（Jean Martin）合著的《书籍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
倘若路德无意发动革命，那么，他的目的何在？他只是希望“发掘忏悔圣礼的真理”。他提出的问题天真但又十分及时，因为当时正风行出售赎罪券。赎罪券就像是教皇以“所积累的众圣的德行宝藏”作为抵押开出的有担保的支票。信众以为，买了赎罪券，持券人就有了忏悔之道，就可以缩短自己或是朋友和家人在炼狱受苦的时间。路德对于以购买赎罪券来取代真正的痛悔和竭力的苦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教会拥有的唯一宝藏是福音书。
赎罪券决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作此赦免；赦免罪过之权属于上帝。 教会的决定只能影响世上众生，在炼狱中不起作用；教皇为炼狱中的人所能做的只是祈祷。 基督徒只要真心悔改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赎罪券无关，也就不需要赎罪券。 ——摘自路德《九十五条论纲》 除了路德以外，还有许多人真心虔诚敬神。他们愿意真诚信教，而不是买通通向天堂之路。这些觉醒的教众采取各种不同的信仰形式，其中有一种叫作现代信仰，这个名字真是意味深长。共生兄弟会这类团体的成立，新的文法学校的建立，坎普滕的托马斯所著《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类书籍的出版，以及普通民众的自发态度都证明了改革先驱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
这些改革先驱为数众多。从14世纪英国的威克利夫到15世纪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他们都做出了勇敢的尝试，要“回归原始的教会”。朴实的早期基督徒的教会只是大家推选出来的管事人员。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福音书的教诲就已足够，现在仍应采取这种简朴的信仰方式。
威克利夫被后人称为“改革之晨星”。早在他之前，法国南部阿尔比镇周围的一大片地区在13世纪就完成了信仰的简化，但阿尔比派最终消亡。后来，任何鼓吹异端邪说的人都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教会内部，虽然不断有神职人员呼吁对“教会的首脑和成员进行改革”，但是，体制的自我改革历来罕见；虽然有改革的意愿，但传统的抵抗十分顽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路德鲜明的理论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他先把文章送交美因茨大主教，但这个粗鄙而又贪婪的年轻主教和此事利益攸关，因为他要把出售赎罪券所得收人的三分之一中饱私囊，以补偿他不久前购买主教职位的花销。路德没有得到主教的答复，于是又把文章呈交给教皇，同时继续苦苦思索。
这么多的尖帽顶 都镶着双层蕾丝边 这么多的毡帽 我此生仅见。 教诲都头头是道 布道词都所言甚善 却没有人虔诚信神 我此生仅见。 ——约翰·斯克尔顿（1500年左右） 这时的路德已经34岁，不再是头脑冲动的年轻人。在过去的7年里，他担忧自己灵魂的状况，一直被痛苦甚至绝望所噬啮着。他曾经与自己的欲望以及仇恨和嫉妒的感觉苦苦抗争，但是最后失败了。这样他怎么还能指望得到拯救呢？然而有一天，一位僧侣弟兄在背诵教义，念到“我相信宽恕罪孽”时，路德听了幡然省悟，他说：“我感到我得到了再生。”信仰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于他。他那矛盾的自我，或者说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变态的灵魂”，顿时得到了神奇的治愈。这种神奇是上帝的恩赐。没有它，罪人不可能有信仰，也不可能踏上得救的道路。此即新教思想之精髓，也是新教徒心路历程的实质。
路德公开他的发现之后，得到的反应热情踊跃，足以证明遭受内心折磨者大有人在。种田的农夫、自由城市里谨小慎微的商人、雄心勃勃的王公、颓败城堡里的破落骑士、圣坛前虔诚的僧侣，各类人中都有灵魂敏感的人。然而，对于自命风雅、沉迷酒色的教皇利奥十世来说，路德的感情迸发只不过是又一个小僧人在卖弄学问而已。路德的文章被转到一个神职官僚手里，这位官僚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对文章吹毛求疵，寻找里面的异端言论。
路德并没有坐等教皇的回答。对上帝恩赐的感受，加上6年前作为修道会的使者去罗马时留下的记忆，使他又产生了一个简化的想法：人人都是教士。他绝非天主教神职人员受礼时所说的“又一个基督”，但他也不需要罗马教廷做中间人。他自己能直接靠近上帝，西方各地头重脚轻的教会体制是无用的。为了巩固这个理论，他又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原则，即“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不从属于任何人。”
人人都是教士，是自由的主人翁，取消教会——路德把这一主张用德意志人日常通用的语言向他们广为宣传。它当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路德并不想制造无政府主义者。他还声明了自由的另一面，即“基督徒是大众最恭顺的仆人，他服从于大众”，也就是说，他服从于由王公统治的世俗社会。
这给非神职的当权者吃了定心丸，也标明了路德的道路。他无意中避开了危险的宗教先知的角色，承担起了反教权的作用。此举获得了多方支持。长期以来，攻击教皇一直是显示自己高明的一种做法，同时还用来作为一种敲诈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国王们争取到政治上的让步；另外一些人谋得主教的位置。然而，教会并未因此而得到任何改革。尽管人人认为教廷必须清除滥用权力的弊病，但是，我的特权不能碰。在这一点上，人人都寸步不让。
革命伊始首先明确了它的敌人：敌人不是天主教或它的教徒，而是教皇、他的下属以及他们搞的各种仪式，即敬神的种种烦琐手续。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中有41条遭到教皇的谴责。教皇的谕令传到维登堡时，路德借机示威，把谕令当众付之一炬，使围观的大学生人心大快。路德还把其他的一些教皇诏书、克雷芒六世的教令、《天使大全》以及一位为教皇摇旗呐喊的同僚约翰·冯·埃克写的一些书也一起扔进了火里。他说：“焚毁坏书是一个古老的习俗。”
如微波掀起巨浪，一个平常的事件居然会引发革命，这实在令人错愕不已。不论是1517年的路德，还是1789年聚集在凡尔赛宫前的人群，都没有预想到他们的行动最终造成的结果。发动1917年革命的俄国自由派分子更是对后果始料不及。谁也没有预想到革命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破坏，谁也无法想象革命无论大小，都会煽起那么狂热的情绪和奇怪的行为。
先是有传言说某个僧侣对赎罪券提出了疑问，消息马上四下传开，迅疾异常，因为这传言与当时的形势恰好相符，同人们意识深处的某种情绪相吻合，或者说反映了当时的状态：传言可不是凭空而来——教会又在大规模出售赎罪券了。所涉及的事情和质疑者的名字引起了猜测、夸张、误解和编造，人们开始互相探问真情和这件事的含义，气氛因此而紧张起来。时间感发生了变化，似乎过得快了起来，本来遥远的未来也不那么遥远了。
出于一时冲动，可能是为了打破紧张气氛，有人在教堂里大声喧哗，用石块砸破玻璃窗，因而挑起了一场殴斗。事情就这样在维登堡开始了。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闹事。有人站出来高谈阔论，或是呼吁人群保持冷静，或是鼓动大家采取行动，不要袖手旁观。随着更多消息的传播，形形色色的人都卷了进去。对这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务，有赞颂的，有谴责的，众说纷纭。这事务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它包括：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满怀希望地追求思想的新动向，痞子趁机聚众闹事，心怀不满的人发泄积怨。幻想狂、疯子、罪犯纷纷出动，趁火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