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明朝（1368―1644），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传十二世，历经十六帝，享国276年。
明代经历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集权高峰，感受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昙花一现，见证了风起云涌的改革，风雨欲来的飘摇与震荡，走过了强盛与衰落，品尝了易代的艰难历程，以及西学的震撼；有帝王将相的功德与声色，也有市井小民的风情与愉悦；有胜利者的骄矜，也有英雄的末路；有盛世的高歌，也有衰世的无奈与振作，最后是内忧与外患击垮了这个遥遥领先西方的王朝。
本书分为崛起与巩固、辉煌与落寞、军政外交3大主题，通过对每一主题下关键性人物的深度分析，来还原明朝治乱兴衰的根源。
作者介绍
陈晓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客座教授（2013.8.22—2014.1.22 ），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屈原学会四库文化研究分会会长。曾在维也纳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访学。主要从事四库学、明清史、中西文化交流教学科研工作。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专著四部，发表论文80多篇。主编《四库学》集刊，担任《中国四库学》集刊编委，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
部分摘录：
乔木黍离，大宋重开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元末红巾军起义前流传黄河南北的童谣，意思是一只眼的石人，引发了黄河泛滥，天下会随之大乱，爆发反元的大起义。这个极具破坏颠覆当朝的童谣怎么就能在民间产生并广泛流传呢？我们暂且不表，先看一下元朝末年的情况。
元朝从1271年有元这个国号起到1368年灭亡，只有98年。元朝国祚短暂，包括朱元璋在内的元末起义军当然是直接加速了元朝由风雨飘摇走到穷途末路。但是，元朝不足百年，这却是在元朝立国之初就埋下的祸根。
我们知道，元朝疆域辽阔超过了历朝历代。如果像汉朝、唐朝那样以开创王朝者最初的封号，如汉朝刘邦、唐朝李渊都是以最初封号为国号；或者以王朝兴盛发迹的地方为名，赵匡胤取发迹之地宋州（今河南商丘）的宋为国号，都不足以显示它的盛大与辽阔，于是他的汉族谋臣们给他进献了“元”这个国号。这个“元”，来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意思是宏伟的乾元之气是万物创始而化生的动力资源。汉族士大夫希望元朝，能够继承中华文脉，发扬中华文明，也冀望元朝君主如尧舜，能够给予他们实现理想抱负的空间。然而，遗憾的是，对元朝有着无比期望的这些汉族士大夫的他们的愿望落空了。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元朝依靠武力迅速建立起了庞大帝国，武功可谓光芒万丈，可是文治，却根本没有跟上。比如科举，在仁宗时期才恢复，但也时兴时废。科举，这个从隋唐以来就是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最主要途径，时兴时废，令读书人很难找到出路。
不仅如此，元朝内部也不消停，皇位之争从蒙哥去世就开始出现了。从元朝中期开始，皇位继承的秩序也日趋混乱，内乱频发。到了元顺帝时期，已然病入膏肓。还出现干政的皇后，不但逼丈夫禅位给儿子，而且为报高丽皇帝杀父杀兄之仇，还揣掇丈夫儿子远征高丽。这个时候，民族矛盾尖锐，底层人民与元政府上层贵族的矛盾冲突处在激化的边缘。二者之间的烈焰，只需要一根导火索就可点燃引爆。而汉族士人阶层，长期被元政府排斥到主流之外，只要时机一到，他们也大多会选择去帮助那些揭竿而起的底层起义者。
像朱升、刘伯温，这些未来辅佐朱元璋定天下的重要谋臣，也是曾任过元朝小官，后来弃元朝而去的。没有这些读书人支撑，入主中原的元政府不可能在中原待得长久，败亡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所以，元朝虽然建国近百年，但不少士大夫还是思念宋朝，国破家亡的“乔木黍离”之悲从未曾远离过这些汉族士人，也随时可以被唤起。
时代发展到此刻，必然有人来承受元政府各种积弊的后果，元顺帝丞相脱脱就是这个不幸被历史选中的人。
脱脱少习汉文化，礼遇亲近汉族。他上台后，力图挽救危局，进行了一系列开明的，与汉民族、汉文化亲近的政策，但为时已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不可调和。他的改革，对元政府而言，无疑也开启了潘多拉盒子。他治理黄河泛滥，直接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机会与场所。当时有人劝他放弃民生，以免引发祸乱，引火上身，但他依然力排众议，从民生考虑，坚决治理黄河，由此引爆农民起义。
但即或给元政府惹了这么大的祸患，脱脱因治理黄河亲近汉族及其文化，还是得到了后世“贤相”美誉的回报。脱脱自认为无愧汉族人，但最后却辜负了元政府，这对他是最沉重的打击。当元顺帝问他，当初保证汉族人不会反，现在汉族人反了，你是怎么当丞相的，他无以为答。这个沉默，对自幼便学习汉文化的他来说，是悲剧也是悲哀，也是末世能臣、忠臣不得不承受的。
这时的元朝，辉煌已逝，老态龙钟，暮气沉沉。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这不是脱脱能挽救的。和脱脱一样，元顺帝虽然也有所奋进，开科举，修文偃武，兴水利，理民政，但积弊难反，灭元的星星之火已起，不可能扑灭了。
而元政府方面，最初政府军面对突如其来的反抗，被打得无还手之力，但当清醒过来，积极组织应对后，起义队伍实际上不堪一击。本可以借此机会收拾乱局的元政府，实际上是被自己内斗摧垮了的。每次镇压起义走上正轨不久，内部便出了问题。如脱脱在江苏高邮围困张士诚即将破城之际，被临阵撤走，最后被时任中书平章政事的哈麻矫诏遣使鸩（zhen）杀。继脱脱之后，元政府所倚重的扩廓帖木儿、孛（bei）罗帖木儿又为争权而不断内耗，不仅消耗了平叛力量，还坐失了抵挡朱元璋北伐的良机。最终，只能远遁塞外。成时气势冲天，万国来朝。败时生气全无，门庭冷落。成也匆匆，败也匆匆，最终被淹没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洪流里。
下面我们来看看农民起义军这边。元末农民起义大致可以分成两股力量，一是红巾军系。这一支名义上大都拥韩林儿为主。另一支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海上系。
以掀起反元浪潮而论，元末农民起义首义者，是韩山童、刘福通。韩山童本是务农的白莲教世家子弟，刘福通是家因元朝治理黄河遭巨变的巨富之家的子弟。刘福通等把韩山童包装成宋徽宗的八世孙，宣称因果轮回，元政府是该把中原还给大宋，由大宋子孙韩山童掌管的时候了。公元1351年，义军在安徽阜阳颍上县聚会，杀白马黑牛，誓天告地，筹谋起兵，并决定以红巾为号。遗憾的是，一个长期游走在下层的传教者，加上一个遭巨变前无忧无虑的富家子弟，没有任何经验，智谋才略也不高，要搞定如此复杂多变的起义大事，实在力不从心。果然，就在他们聚会的当月，起义的事就被泄露。韩山童被捕遇难，刘福通等人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速即起义，攻克颍州。元末农民起义烽火被点燃。
后来，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刘福通找到并拥立为皇帝，国号大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大宋天日得以重开。称大宋是为了迎合士大夫思念宋朝的心理，称小明王是为了应和“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
早就蓄意反元的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黄河泛滥，民不聊生，在黄河南北编造传播我们在开讲时谈到的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他们在黄河道中事先埋了一个背刻这句话的石人。元朝征集来治理黄河的民工挖出独眼石人，见到上面刻的字，纷纷认为元朝气数将近，天意如此，天下要反了。于是，匹夫一呼，万众响应，其他各路反元势力也相继揭竿而起，一时黄河流域震荡，烽烟四起，隐居的汉族士人纷纷出山，辅佐各路反王。
不过，刘福通这支首义的红巾军，智谋不足，缺少带兵打仗经验，军纪不严，内部也不团结，目标又太大。故而，当元军回过神来，百万元军打破了红巾军长江防线，恢复了南北元军的联系之后，刘福通所部就被收拾得几乎无还手之力，最后困守安丰（今安徽寿县）。同时，起义各路队伍，也各自为阵，互相争夺地盘。最后形成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家三分天下之势，谁胜出谁就赢得天下。
这三支义军，本来力量最强大的是陈友谅，陈友谅与张士诚也完全可以联合起来消灭掉朱元璋，平分天下，但最后胜出的却是朱元璋。远谋、口号、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三家起义军首领。
陈友谅，出生于沔阳（今湖北仙桃）渔家，但年轻时读了点书，是这些反王中略通文义的。也曾做过元朝县衙里的小吏，但野心不小，不安于俯仰于人，于是参加了义军。他的野心，使他后来杀掉倪文俊、徐寿辉，也因此名号不正，失去号召群雄的基础与机会。其实，本是卖布出身，生活也过得去，因长得有气势，被在蕲州（今湖北蕲春）起义的彭莹玉、邹普胜等人奉上起义军头号交椅，在自己起义队伍里，从彭莹玉、邹普胜到倪文俊再到陈友谅，一直被人摆布，为别人手中棋子，但号召价值不可小觑的徐寿辉，本不值得陈友谅这么早就完结他的性命，但陈友谅性急，又无远谋，稍有气候，就容不得傀儡做自己主人，损害的是自己的未来。
张士诚，原名九四，起义后取大名士诚。他本是贩盐的，没有温饱问题，但却要受官府约束管制，因官吏欺压过头，被逼反。有仁爱之心，江浙一带士人多投奔他。《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就曾效力于他。可惜他坐拥江浙人杰富庶之地，却缺乏智谋远略，耽于享乐，也就没有网罗到如刘伯温之类的本地一流人才，但他对元末起义贡献很大。他打下了高邮，高邮处于大运河中段，等于拦腰截断了元朝的粮食通道，引得脱脱几乎动用了元朝所有家底，牵制了元军的主要兵力，大大缓解了红巾军的压力。
张士诚起义生涯的前期，运数还是不错的。高邮立马要城破时，脱脱的突然被召回使他起死回生。朱元璋要困他，他投降元朝解了朱元璋的困。不过，后期运数就不济了。他投降元朝，为元朝海运征粮服务，但又想要王爵，却超越了元朝的底线，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再次反叛，自立为吴王。本可以和陈友谅合作一把打败朱元璋，分享天下，却拒绝合作，最后败于朱元璋之手自尽而死，死前曾感慨天命在朱元璋不在他张士诚。然而，夺取天下怎可能仅仅靠运数。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朱元璋作为最后赢家，他的遇合、远谋、人才等方面都非常完美。他有幸得到郭子兴的赏识，靠郭子兴起家。朱元璋一直感念他的恩德，建国后立马追赠他为滁阳王。此外，朱元璋奉韩林儿为主，一直到天下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天下必然是他朱元璋之时，韩林儿才死去。但韩林儿之死，他做到了可以摆脱一切干系。
对于群雄，朱元璋则各个击破，攻抚并举。对陈友谅、张士诚采取攻打的策略，对方国珍就多采取安抚政策。方国珍在元至正八年（1348）就造反了，但掀起全国起义浪潮的不是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不是元末农民起义第一人。他与张士诚一样，可以为元朝完成海上输送粮食的任务，解决元朝粮食运输问题，所以即使屡次投降再反叛，元朝还是容忍接纳他。他没有大的志向，他的等待真人出，“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即不做为人民造福的先驱者，也不做祸害人类的创始人的想法很对朱元璋的口味，所以投降朱元璋，得到善待并善终。朱元璋要拿他向天下展示自己的胸怀与气度，要各方势力如方国珍一样安分守己。
朱元璋的胜利，标志着元末农民起义的成功，胜利果实没有被其他阶层夺去。元末农民起义，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下层人民造反，起来反元的各路反王，包括朱元璋在内，他们出身一律低微。未反之前，干着贩夫走卒的勾当，脑子里整日想的是如何发家致富，对于封妻荫子，他们连这个念头都没有。生存以及如何生存得更好，是他们心中的第一要务。而且他们都非常擅长演戏，很懂得自保，也颇有市井小民的无赖习性。可以说英雄之气短，盗贼之性长。有用则合，无用则离。
他们几乎不和元朝军队正面对决，拖得元朝军队兵粮耗尽，自动撤退。要不就是假意投降，归入元军编制，引元军攻击其他起义军，保存自身实力。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都接受过元朝军队的“收编”，但没过多久，就立马翻脸，继续攻城略地。他们几乎都没有大志，更没有长远规划，打家劫舍，卖主或者杀主为寻常的事。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都有这个群体的通病。最后，天下就是没有这些通病的朱元璋的。
所以，对于这些义军，元朝是可以剿灭的，但却最终失败，主要有五方面的原因：一是内部斗争。内部斗争消耗掉能熄灭叛乱的力量。没有得力人物统筹安排剿灭。二是元朝安抚不力，没有招降纳叛的统一规划，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三是元朝始终不能使投降的起义队伍与自己同心同德。双方互不信任。四，关键的是，元朝腐败至极，无以挽救。五是起义者自身的原因。起义者颇有无赖精神，会拖又擅长自保。与元王朝周旋，不搞正规战，避开元王朝正面锋芒。眼看不行，立马投降。元气恢复，翻脸即叛。搞得元王朝云里雾里，疲于奔命。最后谁能一统江山，且看下讲《日月逆袭，明王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