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喻丰是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导。作为目前国内知名的青年学者及心理学专家，他在《遇见幸福》这本书中，以轻松幽默的笔触，通过34篇有关积极心理学的文章详细阐述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历程、研究背景及相关概念与理论。
此外，喻丰教授在现有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研究之上，又阐述了自己对幸福、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不仅能让读者了解到更多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而且能让读者学会运用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拥有更有意义的人生。
喻丰教授认为，积极心理学预设了一颗主动（能动）的人心。人能够控制自己、调节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自主性、自由意志，这是人之为人的初始状态。积极心理学想让人们去追求的无非在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知情意行”，主动地或策略性地改变自己主观的体验，以幸福为人生目标。
正如喻丰教授在书中所言：“我们能够学习的是主动去改善自己，力所能及地改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保持积极心理学倡导的态度，不违良心，心向善良，明辨是非，骨气长存。”
作者介绍
喻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社会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陕西省“千人计划”。兼任清华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幸福科技实验室（西安）主任；山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入选山西省“百人计划”。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前沿》杂志主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16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SCI/SSCI/CSSCI等同行评议论文近百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部分摘录：
当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从研究习得性无助转而研究乐观时，我猜他也没有去预设人类都有颗主动的心。如他所言：“‘二战’以前，心理学有三个使命：治疗心理疾病，让所有人的生活更有意义，鉴别和培养天才……但是，心理学的后两个使命在走下坡路，几乎被遗忘。心理学变成了研究受害者的科学……50年后，我想提醒大家，心理学已经偏离了主题。心理学不仅要研究弱点和损伤，还应研究优势与美德。治疗不仅要修复受损的部分，还要滋养我们内心最好的部分。”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在于反对疾病模式以及强调人的优势的发挥。从塞利格曼定义的层面来说，“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是使个人、群体和制度繁盛或达到最佳状态的条件和过程”。在其关于远见和未来的观点中，心理主动而非被动的感觉已然清晰可见。
但我想，所谓的“积极”，完全在于积极心理学预设了一颗主动的人心，或者说“能动（agency）”更加恰当。人能够控制自己、调节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自主性、自由意志，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初状态。积极心理学想让人们去追求的无非在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知情意行”，主动地或策略性地改变自己主观的体验，以幸福为最终目标。
“积极心理学”这个概念并不是塞利格曼的创造。其首创者是亚伯拉罕·马斯洛，他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使用了“积极心理学”作为首章的标题。他也开宗明义地强调，心理学过多地了解了人类消极的缺憾，却忽视了人的美德潜能。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者”，一定有一颗主动的心，因为自我实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主动去寻求的。自我实现者会洞悉一切，正确决策，单纯无伪，悦纳自己，喜乐自洽，天人合一，悲天悯人，民主和平，深交善友，明辨是非，诙而不谑，真情流露，超然于世，天真无惧。这些都是要主动去寻求的。我一直相信，马斯洛的主动人心与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来自他自己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他的母亲是其父亲的表妹。父亲酗酒花心，母亲迷信暴躁。马斯洛曾经捡了两只小猫回家，却被母亲活活打死，因此他与母亲关系一直不好，甚至拒绝参加母亲的葬礼。经历过娶了自己表妹的父亲所造成的混乱生活之后，马斯洛也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这个因自己的大鼻子而对自己相貌极为不自信的人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著作《自卑与超越》中找到了安慰，并同样爱上了自己的表妹。19岁那年，羞涩的马斯洛被表妹推吻，那种愉悦的快感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巅峰状态——我猜是这种一生难忘的感觉启发他创作出了自我实现时的巅峰体验概念，也正是这种愉悦的快感让他认为快乐是可以去主动寻求的，因为当时的心理学容不下一颗主动的人心。马斯洛在康奈尔大学听过爱德华·铁钦纳的心理学课程，对这种无聊被动元素分析的心理学失去了信心。在读到约翰·华生有关行为主义的论述后，马斯洛才重新燃起对心理学的兴趣。他前往威斯康星大学，师从以研究灵长类动物而闻名的哈利·哈洛，接受了严格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训练。马斯洛关于灵长类动物支配动机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功能主义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的高度赞赏，但马斯洛却在自己与表妹的孩子出生后背离了行为主义传统。他表示，任何一个有孩子的父亲都不可能相信华生所谓的“环境决定论”，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一个被动的动物般接受刺激从而做出反应。
华生代表着当时心理学界最大的势力。这位传奇的心理学家从来就没有认为人可以主动去做什么，对他来说，行为无非是历史的奴隶，而历史则代表刺激的输入。与马斯洛不同，华生相貌英俊。心理学史上有个笑话，越英俊的心理学家对人性的看法越悲观。华生的家庭并不富裕，也不幸福，他的父亲是个游手好闲之徒，而少年华生也颇为顽劣，甚至还被逮捕过两次。婴幼儿时期，华生的保姆给他灌输了太多魔鬼与黑暗的故事，这让华生成年之后还经常感觉抑郁、害怕黑暗，甚至需要开灯睡觉，他也不可能感到幸福。华生15岁时进入福尔曼大学学习，跟随摩尔学习心理学。很明显，被捕过两次的华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摩尔甚至挂掉了他的心理学课程。但在华生21岁时，他拿到了福尔曼大学的硕士学位。毕业以后的华生来到小学教书，当时的工资是每月25美元。穷困的华生不甘心做小学教书匠的工作，他跑到芝加哥大学，租食堂的房间，在食堂当服务员，给心理学系“看门”，看管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以获取微弱的报酬来生活。在芝加哥大学，他师从约翰·杜威、詹姆士·安吉尔等功能主义学派的知名人物。华生25岁时毕业，成为芝加哥大学当时最年轻的博士，并留校成为助理教授。这一年，他娶了自己的学生玛丽·伊克斯为妻——玛丽在心理学概论课上爱上了这位年轻英俊又才华横溢的老师，在期末考试的试卷上，玛丽并未答题，而是给华生写了一首情诗。这次“文学创作”得到了玛丽预期的结果，也说明当时的美国没有对教授的本科教学评估。5年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以5倍年薪邀请华生任教，当时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心理学系主任为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詹姆斯·鲍德温。次年，鲍德温因涉嫌嫖娼被捕，被迫辞职，华生接替其职位。1913年，华生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一文，标志着行为主义的诞生。1914年，年仅36岁的华生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距离他博士毕业仅仅过去了11年，其中还包括他服兵役的3年。6年后，华生与学生罗莎莉产生了感情，其妻玛丽潜入罗莎莉家里盗取了华生和罗莎莉的信件，之后华生因情书见诸报端而被起诉，导致学界无人敢聘请他，华生也黯然结束了其学术生涯。无论在芝加哥大学还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身”功能主义的华生都坚持使用铁钦纳的教科书作为教材，而铁钦纳也是为数不多在困境中仍旧支持华生的心理学家。之后的华生投身广告界，与罗莎莉结婚。罗莎莉很年轻的时候便离世了，留下两子，分别取名为“威廉”与“詹姆斯”。自此，这位25岁便拿到博士学位，30岁成为教授，35岁改变心理学史的巨星淡出学术界。华生根本不承认主动的人心，他相信环境决定论。华生的名言也许最能说明他的想法：“给我一打健全无缺陷的婴儿，让我在我特殊的世界里抚养，我可以保证，从他们中任意挑出一个，不管他的才能、偏好、倾向、能力以及他亲族的职业和种族，我都可以将他训练成为我所能选择的任意一种类型的特定人物，例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领袖，甚至是乞丐或者小偷。”这种忽视心理过程的做法实际上抹杀了“心理”二字，是一种极端的环境决定论。当然，在华生心底，他何尝不惋惜于自己过早地离开学术界，之后只能混迹于其他业界——他曾经为生计做过科普，录过音频，写过非专业杂志专栏。直到他年过古稀，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的奖项，因怕自己会激动得泪流满面，华生让孩子代为出席领奖，不久便离开人世。我想，在华生心底，他又何尝不知道对环境的极端强调是有违心理学基本原理的，但是他的坚持使得心理学的科学方法有了真正得以施展的场地，人类行为相比于心理过程更外显，更能够直接在心理学的发源处得到科学研究。
马斯洛觉得他自己创建的心理学才是人的心理学，华生是“小白鼠心理学”，而另一非学院派传统的弗洛伊德则完全是“神经病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故事我不再赘述，据说他是改变世界的三个犹太人之一，他让大多数的非心理学专业人士爱上了心理学，也广泛地在20世纪影响了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但在学院派心理学家眼中，弗洛伊德只是个文辞华丽、说服力强的小说家，这一点可从弗洛伊德受斯坦利·霍尔之邀赴美国讲学时，铁钦纳对其抱有的不屑之中看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完全是非学院派，且不实证的，但其思想洞见常有闪光，其理论解释力之强也令人折服。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弗洛伊德本人也几乎不相信现实此刻，以及主动人心的力量。他是个早期经验决定论者，更有名的，他还是个潜意识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的大部分行为是由潜意识驱动的，而潜意识在意识的水面之下，无可接触。水面之上露出来的小部分是意识，但人的大量行为并不是由它驱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行事，更别说主动去寻求幸福、发挥潜能了。
出身行为主义的人本主义者马斯洛反对了行为主义，其实出身于功能主义的行为主义者华生也反对了功能主义。而功能主义者，或多或少地预设了一颗主动的人心。比如高尔顿·奥尔波特，他更强调理性且有意识的自我功能。当然功能主义的始祖威廉·詹姆斯也如此。詹姆斯出身于富庶之家，有条件致力于自己的兴趣并能轻松获得教职。在欧洲，詹姆斯听过赫尔曼·赫尔姆霍兹与威廉·冯特的课程，但他对他们的理论毫无兴趣。回到美国，他谋得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职，并先于冯特建造了一个仅仅用于教学的心理学实验室，同时花了整整12年时间撰写了文辞优美的《心理学原理》。之后，这位哲学家气质浓郁的心理学家扔下一句“心理学是一些简单的事实，一些闲扯和争吵，一种仅在描述水平上的归纳和推论，但是没有一条定律足以与物理学意义上的定律相匹敌。这不是一门科学，它仅仅是一门科学的希望”。好在詹姆斯重视意识，也反对低端还原论，他将意识看作一个私人化的整体，是连续不断的流，是无法将其分割为碎片的。意识也总是有对象的，无法凭空进行，它的对象还存在人为选择，每个人始终在选择一种意识对象而排除其他意识对象。当然，意识这种私人状态也是一次性的，你无法体会两次一模一样的心理状态。因为意识有主体也有对象，那么人在知觉自己的时候，一定存在一个主体，也存在一个对象，这个时候的主体与对象都是“我”。詹姆斯把主体称为“主我”，而将对象称为“客我”。詹姆斯重视这种主我，因为它是整个主观生活的中心。于此可见人心之主动。
以主动的人心追寻幸福并非易事。如果仔细上溯寻求，你便会发现，以主动的人心去寻求幸福，确实不易。在古希腊，没有主动追寻幸福的可能。那时，人们遵从神祇——那些被神眷顾的人，便是幸福的。因此，在古希腊人看来，世界是由神控制着的，我们人类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论发生战争、自然灾害，还是其他天灾人祸，冥冥之中都是神的旨意，人类不过在神的游戏中而已。因此，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人类对自己的命运又完全不可控。正是这样的看法，让古希腊人无法主动追寻幸福，只能等待幸福的降临。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幸福不是通过自己努力可以主动得到的，而是需要得到神的眷顾被动获得的。因此，在古希腊人看来，幸福是不可预计的，幸福也是不可思议的，更是不能强求的。于是，幸福不是一种可以追求的理想状态，而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最好的时候在于他们临终的时刻。所以，古希腊人所谓的“幸福”应该是在一个人临终之时，纵观他的一生，评论得失，判断幸福。我们可以在卧榻之侧，询问临终之人，他这一生是否幸福。这样的幸福无关当下的情绪，而是对生命全程中自己所拥有的美德的感怀。现代研究发现，人们大都在50~60岁左右就开始表现出一些判断自己幸福与否的兴趣，包括“我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或者“我做出了哪些能让自己不朽的贡献”等。说到底，古希腊人在弥留之际对自己幸福与否的判断依据，是他们是否受到了神的青睐。他们的幸福充满不确定的意味，幸福是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幸运的程度。古希腊人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古希腊人仿佛生而不幸，他们有着太多不可控和不确定性——就像神的“玩具”，没有太多的自由意志，对未来不会有太多的憧憬，似乎自己的命运早已被决定。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导致他们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品评自己的一生幸福与否。英勇的武士战死沙场，这是幸福的。因为在他们死后，人们才开始评价他的一生：为国捐躯，这是光荣。就此献出生命，那么人的一生就会被别人评价为：幸福。因为环境是如此险恶，人生是这般艰难，谁也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之后的事情除了神无人能够预知。在死亡的时候遇上人生最幸福的事情，那么幸福便谁也夺不走。死亡为幸福赋予了意义，幸福也是在人死之后对这个人一生的评价。
不过苏格拉底将幸福的评价变成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雅典的民主和繁荣让苏格拉底敢于抛开神的旨意，提出“追求幸福”的目标。他认为人们应该掌控自己的人生，而这个工具就是自己的理性行为。对苏格拉底来说，幸福不再是机遇，不再是命运，幸福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是人类可以看得到、摸得着、能够追寻的东西。之后，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进一步解释了幸福的真谛。我们的确都有追寻幸福的欲望，但我们的欲望也常常流于粗鄙、庸俗和蔑视道德。美食、性爱无一不能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欢愉，但它们却不能为我们带来真善美，不能为我们带来幸福。要想获得幸福，我们需要经过漫长的培养过程，从爱人的身体到美的物体，从美的物体到美的内在、美的知识，直到我们超越了普通的感官欢愉，节制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因此，幸福不是玩乐，不是运气，不是财富，也不是名声，幸福就是我们的理性行为，就是我们抛弃了欲望的尘世而来到的真善美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