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19年起，中国开始面临后工业化问题。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适合后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后工业化地区如果经济长期停滞，就业不足，就会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落差，进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问题。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 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将是中国，乃至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马兆远教授在《智造中国》一书中，为防止锈带蔓延、解决后工业社会的就业问题、促进教育改革、打造新工程教育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可以借鉴发展的模式：英国谢菲尔德大学AMRC模式，从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张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MRC，为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案例：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研究所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吸引了新移民，重振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年轻人，年轻人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AMRC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产学研转化机制打通的价值。
作者介绍
马兆远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智能制造专业教授。
1997年通过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保送北京大学；25岁获得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师从“超冷原子理论之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基思·伯内特（Keith Burnett）爵士。之后，在美国国家标 准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师从“激光冷却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教授。30岁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并担任博士生导师，参与设计了中国空间站“天宫四号”——世界第一个空间冷原子实验平台。
著有《人工智能之不能》、《量子大唠嗑》。
部分摘录：
锈带蔓延与惊醒的美国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出生率高涨的婴儿潮一代(2)。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只要高中毕业，就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只要努力，就能在几年后获得不错的薪水。这样的薪水，能够让他买得起房子，结婚生子，一大家子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餐，晚餐后的代表甜点是苹果馅的美国派。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美国梦。这样的美国梦支撑了美国中部工业地区的崛起，这些地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尤其是钢铁、汽车等大型制造业工业。但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21世纪，这个梦会碎，因而梦醒。
“锈带”这个词来自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五大湖区，泛指曾依靠煤炭、钢铁等先期工业发展起来的城市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面积衰退的区域性现象。锈带在美国特指东起俄亥俄州，西至艾奥瓦州，北至密歇根州，以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为代表的大工业城市所在的广大区域。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些地区的先期工业行业急剧衰退，工业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旧的生产设备闲置，最后变得锈迹斑斑。曾经繁盛的工业日渐衰退，继而出现区域性经济不振、人口大量流失的现象，昔日的城市繁荣不再。由于这些地区曾经以与钢铁相关的制造业为主要产业，这些衰退的地区被人们形容成像钢铁生锈一样的锈带。老工业区衰退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工业化历史较长的欧美等国家则表现得更加突出。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德国鲁尔地区也都出现了传统产业大面积衰退、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昔日的重工业和制造中心地区都沦为了锈带。
中国最大的工业地区东北三省这些年也存在类似的状况，尤其是近些年，这些状况就像瘟疫般迅速南下，甚至产生了“华北东北化”这类说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三省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火车头。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发展呈现停滞状态。东北三省的许多城市出现了GDP负增长的现象，人口外流问题十分严重。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仅10年间，黑龙江省的人口净减少就达到了700万。在人口、就业、生活保障等民生问题的压力之下，转型是这些锈带区唯一的出路。但是，究竟如何转型，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锈带曾经的辉煌是从资源型产业开始的，它以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契机，在资源产地聚集了大规模的重工业，从而形成了产业集聚。20世纪后半叶，由于这些地区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以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先期工业已不再适应这些地区的发展，再加上这些早期开发地区资源枯竭、无法及时转向新兴产业，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些产业集聚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成为经济衰退区。锈带“生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比较优势丧失。锈带的形成与地区产业的发展阶段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煤炭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因盛产煤炭，相继建立起了以煤炭资源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上发展起了炼焦、电力、煤化工等先期工业，进而为钢铁、化工等大型工业奠定了基础。此后，在钢铁、化学产品和充足电力供应的基础上，这个地区建立和发展了机械制造、航运、汽车等现代工业。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凭借丰富的煤铁资源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和“世界工厂”。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能源需求的格局发生了转变，英国煤炭和钢铁产业成了昨日黄花，从而造成煤炭和以煤炭为支撑的重化工业产业在英国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其产业优势也随之丧失。
第二，环境严重恶化。锈带区的产业大多结构单一，具有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等特点。在高速发展期，资源消耗速度过快造成了过度开采，这势必会导致发展后期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源枯竭问题。此外，重化工业资源消耗大、废物排放多，而锈带区在发展初期普遍未将环境问题视为主要问题。有些工业品类的环境治理成本很高，相关技术升级未必能够与产业规模扩大相匹配。当人们对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这些产业就必然会面临被淘汰的局面。从工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人们自然也会要求这些工业品类在空间上转移到环境成本更低的地区。后工业化地区需要在这些先期工业品类上减少产量，同时提高产品品质，使工业生产规模和环境治理在平衡状态下稳步发展，从而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很多地区的环境治理技术并不能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日积月累，锈带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程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变得不再适合工作和生活。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环境问题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也使得这些地区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第三，工业技术未能顺利实现升级迭代。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锈带区往往未能及时适应新兴技术的变化而实现产业升级。最初锈带区大多率先发展并使用当时的新兴技术，利用先发优势，凭借规模扩大促使单位成本降低。区域内的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了极为同质化的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在显著提高了通用技术使用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恶性竞争。为了保持销售总量的优势，薄利多销的经营思路使得产业所收获的利润过低，从而失去了技术升级所需的资本储备。在阶段性的辉煌过后，当地并没有随着产业技术的推陈出新而淘汰旧的产业。地区的整体产业技术体系出现了老化现象，成本更低的地区在这些产业上取代了老工业区的角色。
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着众多的老工业区，仅有少数的一些老工业区在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之后走向了复兴，而大多数老工业区的发展却长期停滞不前。如何促进锈带复兴是长期困扰各国政府的一道难题，“东北现象”与“锈带”有着诸多的相似特征。
制造业的消失，无论是成为锈带，还是极少数地区转型为金融城或以金融性房地产为主的产业区，都会导致地区严重空心化，从而引起普遍的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占比中，制造业从20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至目前的约30%；从就业人口占比来看，制造业从20世纪50年代的约30%下降至目前的10%以下，其中锈带区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的54%下降至目前的30%以下。当今美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毒品问题、贫富差距、种族问题和地域矛盾，以及右翼民粹运动兴起，都是长期锈带化的后果。从今天全世界的整体局面来看，这样的现象不是个例。在欧洲，其后果表现为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英国的脱欧，在中国，其后果表现为香港和东北地区长期的经济不振。我们会发现，随着工业化在全球更多的地方得以实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得到缓解而是迅速地蔓延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初期的美国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自20世纪70年代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所带来的战时工业红利开始渐渐消退。这一时期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关键时期，大企业不断合并扩张，小规模生产者被逐渐淘汰，农业人口减少，制造业蓝领工人不断流向服务业，资本则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城郊、南方各州甚至海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美国工业产品的海外市场逐年缩减。核能、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带来的红利也逐渐淡去，制造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工业化对美国的制造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革命以后，美国不断地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换；借助产业链国际化的趋势，脱离制造业生产，将工厂外包，仅在美国保留研发和运营人员。传统工业区的居民陷入了结构性失业的处境，信息革命又加剧了这种贫富差距，最后造成东西海岸与传统工业区、工人与城市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工人阶层快速转向保守主义，与支持本土企业、反对外来移民的保守派共和党越走越近，其高支持率正是美国锈带区贫富分化的直接政治后果。
2008年的金融危机集中暴露出金融产业过度扩张的危害。奥巴马时代的制造业振兴计划虽然重点关注了建筑行业、汽车行业等约占制造业20%的“大型产业”，但对其他行业的扶持力度却很有限。奥巴马对新技术如绿色能源的推广，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传统制造业的利益。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特朗普依靠锈带区的工人阶层——高中文化的白人选民的支持上任，传统制造业、化石能源行业的普通工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烈共鸣。特朗普上任后推行了一些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策，同时与全球的经济主体大打贸易战，为美国的制造业争取市场。这些政策在最初两年显著改善了美国制造业的状况，但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制造业再次陷入衰退，锈带区的就业重现负增长，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也因此受到动摇。拜登上任后重拾奥巴马的政策，将补贴重心放在芯片等高精尖制造业上，但这恐怕也难以根治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顽疾。正如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所分析的那样，美国的教育资源出现的系统性分配偏差，使得这类补贴措施依然是治标不治本，会面临长期的挑战。
锈带区的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实际的困难，主要表现为收缩、改造传统行业压力巨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局面难以打开；中小型企业发育不充分；产学研结合区域创新对接不通畅，人力资源外流，尤其是高水平的科技人员外流严重；城市基础环境建设薄弱；等等。由于锈带区内的企业往往规模大、行业集中度高，衰退产业分流出来的大量失业工人难以向其他行业转移，高失业率成为锈带区难以摆脱的最大困境。此外，一些政策性因素也阻碍了锈带区的转型。例如，河北省在经济转型初期，即以调整煤钢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时期，政府对传统产业进行补贴来保证这些产业不被淘汰，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类似的政策性补贴没有及时淘汰旧产能，最终导致产业升级失败的例子在全世界后工业化地区随处可见。
高耗能、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先期工业的典型特征，具备这些特征的工业种类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在中国制造的早期，往往一个村镇集中于一个单一产业，产业密集度非常高。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4000多家LED生产厂，全球70%的LED灯具都产自这个镇。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年产袜子220亿双，世界上每3双袜子就有1双出自这里。这些集聚型产业模式导致产品差异化低，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当劳动力成本上涨时，这些产业就会整体消失，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从而使得原来的产业集群地区成为新的锈带。
从如今美国中部的工业生态系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工厂空空荡荡，门窗已经破损，厂房坍塌，但这些并不是最严重的，推动新企业诞生的创新能力和环境也在这些地区消失了，这才是问题所在。虽然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说，大量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进步的前提，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大规模破坏之后所留下来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是否足以支撑新的经济在这里生根、发芽，进而茁壮成长。就中国东北地区的经验而言，经历了过去30年的迁移，年青一代人口的恢复已经成了首要前提。无论这些地区曾经的产业规模有多大，主营哪个行业，它所在的地区都必须有完整的人员培训体系、大学、多样化的供应商、行业协会以及技术研究中心等资源。根据这些资源的密度、多样性、丰富程度，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有活力的工业生态系统和一个枯竭贫瘠的工业生态系统区分开来。除了硅谷、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等地区以外，美国现有的工业生态系统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支持创新，从而支撑地区产业顺利完成升级。
全球化趋势是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长期不振的另一个老生常谈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两个方面：进口商品和本国商品竞争；公司和工作机会向外迁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制造业的衰退现状存在很多原因，对于到底是什么导致制造业衰退到如此地步的、衰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将来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往往众说纷纭。但要理解一个地区的制造业为什么会萎缩，事实上不需要把全球化和外包业务牵扯进来，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水平。因为某一行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就会减少。同时，内生企业的结构变化和金融资本喜好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贸易逆差也在逐步扩大，2011年已占到美国贸易总逆差的17%。这样看来，就算是高科技行业中的制造业，别的国家也比美国强。每当这个时候，美国总是会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别国政府：它们不断地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保护本国货币，这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了伤害。但是，美国政府自己也在做着类似的补贴，就产业的发展和布局而言，美国政府也有其自身的责任。
